1935年1月17日凌晨,遵义城一间狭小的屋子里依旧灯火未熄。会议刚结束,担架上的病号把《资治通鉴》翻到昨夜圈过的那一页,嘴里低声念叨几个批注。有人劝他合眼休息,他挥挥手:“歇是要歇的,可眼下这段历史得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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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突然退回到1902年秋天。十四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进入韶山私塾,《三字经》只念了几遍,他便缠着先生借《史记》。先生笑着摇头:“半日便还!”他干脆抄下要点,连午饭都顾不上。
好景不长。1906年,父亲毛顺生将他叫回田里,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家里头缺的是掌柜,不是秀才。”少年挑完粪担便钻进草垛读《孟子》,父亲怒喝:“鬼迷心窍,一个字能变铜板?”母亲急拉住,才没让争吵闹成跳塘的闹剧。
更激烈的一幕出现在古墓边。少年读得入迷,旁边空担随风晃动。父亲追来质问:“干活了吗?”他指着远处田垄:“十五担,都在那。”老人愣住,半晌无语。从那以后形成默契——日落前务农,日落后读书。
韶山能借的线装本很快翻破,他听说三十里外的棠佳阁藏书多,凌晨踩着露水上路,中午大汗淋漓抵达,一借就是几年。书页里不仅有章句,也塞进了新思潮的火花。
1909年,他背着麻绳捆好的书走进湘潭东山学堂。《新民说》《时务报》把封建乡土与世界大潮同时摆到眼前,少年写下“天下者,我们之天下”。三年后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再后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李大钊笑言:“守书架,也是守未来。”
烽火岁月里,书架变行囊。1930年井冈山,秘书抱怨行军越来越沉,他解释:“报纸杂志是敌情,书也是弹药。”长征途中高烧不断,他躺在担架上批注《兵学要义》,读完的卷册被迫丢进篝火,“字进肚里,就不怕丢”。
延安时期,一段关于借书的插曲流传至今。萧劲光珍藏两本《战斗条令》,主席登门求借,见对方迟疑,便爽朗一笑:“好小气哟!”窑洞里哄然大笑,书最终还是借出,也换来数页密密麻麻的批语。
1949年入驻中南海,丰泽园成了新的“菊香书屋”。木箱一口口运进,上千册书依主题排开。《红楼梦》与电报同处一案,《传习录》夹着最新情报。1969年外出,他挑走四百余册,十几口木箱占满车厢。烈日下,他汗珠滴落在书页的圈点中,毫不在意。
七十年代,白内障、肺疾轮番侵袭。医生一次次劝他别再用眼,他却把放大字本摊在胸前,让卫士高声朗读:“纸上得来终觉浅。”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心电图归于平线。床头那本尚未合上的《历史研究》,页角依旧折着,等待下一次批注,而翻书的人已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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