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的公正之问：效率下的权利边界

在检察环节的认罪认罚协商中，有些检察官会对犯罪嫌疑人说，签了认罪认罚协议就正常判，不签就从重处罚。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很直接——一旦签署，检察官的工作量大幅减少，开庭压力降低，后续流程能快速推进。但对嫌疑人而言，这更像一种隐性胁迫：他们可能因羁押状态、缺乏法律知识，误解不认罪的后果，或是在信息不对称下，被迫放弃对公正的进一步追问。司法的使命是守护公平正义，可当效率的考量挤压了权利空间，认罪认罚的核心——自愿性，就成了需要警惕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前提，程序上要求检察官明确告知权利、听取辩护意见，甚至同步录音录像。但实践中，权利不对等的情况普遍存在。有的检察官会提出有期徒刑A至B年的模糊量刑建议，让嫌疑人觉得不签就会落到更重的区间；看守所的值班律师形式化签字现象突出，尤其是法律援助资源匮乏的地区，律师很难实质性审查认罪的自愿性。有基层法院调研显示，约30%的认罪认罚被告人明确表示，担心上诉会导致更重刑罚，不如接受一审结果。这种恐惧背后，是对法律后果的误判，更是自愿性的缺失——他们不是“心服”，是“口服”。

更值得关注的是，认罪认罚的泛化适用，正在削弱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目标。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大量认罪认罚案件里，法庭调查与辩论被极大简化，证人、鉴定人出庭率进一步降低，证据的当庭质证变成书面审查。法官的裁判重心，从独立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应处何刑，偏移至审查认罪的自愿性与合法性。就像律师李向安指出的，当协商取代审判，合意覆盖查明，失去的不仅是一场庭审，更是对客观真相不懈追求的司法精神。审判本应是纠正错误、防范冤假的最后防线，可当它沦为对审前合意的确认程序，司法的公正根基就会动摇。

上诉权的保障，是另一个绕不开的争议点。刑事诉讼法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可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可能触发检察院抗诉，导致二审加刑。比如浙江某盗窃案，被告人因量刑计算错误上诉，检察院抗诉后刑期增加。法理上，有人认为上诉违背认罪认罚的“契约精神”，但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用效率否定权利。就像琚某忠盗窃案，被告人签了认罪认罚后以量刑过重上诉，检察院抗诉，虽然后续未加刑，但这种对抗让不少被告人不敢上诉——他们怕“上诉更重”，只能被动接受。

实践中还存在不少误区：有的办案机关认为认罪认罚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忽略证据的实质性审查；有的法官对自愿性只做形式审查，导致被告人上诉时称“被误导”；还有的片面否定上诉权，用抗诉对抗上诉，这都是对制度的误解。认罪认罚的生命力，在于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要让制度回归本意，需要推广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强化值班律师的有效辩护，限制检察院对技术性上诉的抗诉权，更要让审判回到中心位置——只有当庭审真正审查事实证据，当自愿性得到实质保障，当上诉权不再被恐惧裹挟，认罪认罚才能真正实现“宽严相济”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