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理论成果⑦

金融，被誉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现代化进程的步伐。马克思主义与金融学的融合创新契合新时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等发展目标，也为马克思主义与金融学创新研究提供指导原则和方向。

重要成果——

一是聚焦“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根本原则的学理阐释方面，紧紧围绕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这一根本宗旨展开。深入探讨如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化为金融政策的评价标准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准则，确保金融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服务于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在做好“五篇大文章”方面系统谋划，对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进行精细化、体系化研究。

二是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理论范式转变。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与核心旨在突破西方主流金融学“价值中立”和“技术至上”的局限，建立一套体现中国立场、价值与方法的理论范式。在方法论上坚持“两个结合”：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高度重视系统总结新中国金融发展史，提炼其中蕴含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系统挖掘中国历史上“票号”“钱庄”等金融雏形中的治理智慧，并弘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诚信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观以及“量入为出”的节俭精神，旨在为现代金融市场契约精神、风险文化和商业伦理注入深厚的文化基因。

三是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范式，深刻剖析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矛盾。此维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批判视野，旨在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提供镜鉴，包括对金融化与“金融幻象”的揭示，分析当代金融资本如何通过证券化、衍生品和算法交易，构建出一个高度复杂且脱离实体价值的虚拟经济体，以及对数字金融垄断与美元霸权的批判，研究分析金融资本与大型科技公司结合所形成的“数字平台垄断金融”新形态，揭示其通过掌控数据要素和支付渠道可能带来的新型剥削与风险等。

四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研究，构筑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精神内核。聚焦金融活动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深层的文化支撑与软实力保障，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治理的融合创新、深入阐释“义利观”“诚信观”等传统智慧的时代价值、对“五要五不”行为准则的体系化构建。

五是加强对红色金融的研究，夯实金融强国建设的理论根基与实践源流。系统梳理与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金融实践，旨在从历史脉络中提炼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中国化的初心与智慧，为新时代金融工作提供深刻的历史基础与精神滋养，包括对当时金融实践的学理阐释，揭示红色金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金融实践相结合的早期光辉典范，以及对“钱袋子”支持“枪杆子”的实践路径提炼。

六是深化马克思金融与银行理论研究，夯实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理论根基。系统挖掘与阐释马克思关于信用、银行与虚拟资本的核心理论，旨在从经典理论的源头厘清金融运行的根本规律与二重性，为有效应对当代金融风险、构建中国自主的金融知识体系提供根本遵循。

核心观点——

一是“社会主义金融本质论”，清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金融”的基本原理出发，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功能，从根本上与西方金融化模式划清界限。

二是“金融利润分享机制论”，认为金融业让利并非单向度的价值转移，而是通过“利润分享”机制，激励实体企业扩大再生产，进而通过“资本周转加速”与“利润率平均化”反哺金融部门，形成正反馈循环。

三是“金融强国论的范式创新论”，形成了“金融强国=强大经济基础+核心金融要素+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指导”的公式化表达，力图将国家战略构想拆解为可分析、可操作的理论模块。这一公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首次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指导”作为构成性要素，与硬性的经济、金融条件并列，暗示金融强国的中国性不仅在于体量规模，更在于理论范式的主体性。

发展方向——

虽然“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融合创新研究在成果数量、议题广度上呈现繁荣现象，但理论生产链依然存在断裂现象，具体表现为范式转换未能完成的症候性显现、交叉创新薄弱、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翻译腔”与“自我东方化”等现象存在。

一要系统发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理论。马克思的信用制度及金融思想是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洞察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关键部分，系统发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的金融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要科学把握金融学的运行原理。深度把握金融学的运行原理，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时代意义。它不仅是理解全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形成和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逻辑前提，更是主动驾驭金融力量、避免其“脱实向虚”的必要条件。不仅要掌握精巧的数理模型，更要透视背后的市场逻辑、行为假设与制度约束，从而把金融从一种自发盲目的力量转变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性、可控的战略重器。

三要构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基础之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经济的特点与制度优势。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金融体系的运行必须服务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少数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既要充分借鉴和运用现代金融学的先进原理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又必须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的全过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意味着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须探索出一条既能有效驾驭和利用资本，又能确保其发展方向始终符合国家战略与人民福祉的独特道路，使金融真正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引擎，而非滋生系统性风险的温床。

四要加强“理论—政策”对接机制与实践检验的应用。建立理论创新与政策制定的对接机制、强化实践检验，在2025年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保障。2025年，部分高校设立金融理论政策转化办公室，建立“学者挂职—政策实时咨询—试点成效反馈”的闭环，旨在将批判性理论快速转化为建设性政策。

归根结底，金融学科正处于技术进步和市场化进程加速的深刻影响之中。金融不仅为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还需要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大助力。要立足中国实际，深入挖掘中国金融发展的独特规律和内在逻辑，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融合创新。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郝云、曹啸）

原标题：《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理论成果⑦》

栏目主编：王多

本文作者：郝云 曹啸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