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省第一医院的门诊大厅总是充斥着消毒水与焦虑混合的气味。
我穿着挺括的白大褂，左胸口袋上方别着崭新的“院长：肖俊楠”工牌，在副院长马玉萍的陪同下走向住院部大楼。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在光洁的地砖上，将人影拉得很长。
“心胸外科是我们院的王牌科室，”马玉萍的声音在走廊回响，“科主任傅晨曦医生是院里最年轻的主任医师，业务能力非常突出。”
我点头，目光掠过墙上专家介绍栏。傅晨曦的证件照清冷而熟悉，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与记忆中某个模糊的影像重叠。
十年了。
我从未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这座城市，更没想过会在这里遇见她。
转过走廊拐角时，迎面走来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正侧头与身旁穿西装的男人低声交谈。她手里拿着病历夹，指尖微微泛白。
下一秒，她抬起头。
时间在那一刹那被冻结。
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瞳孔骤然收缩，手中的病历夹“啪”地一声滑落在地，纸张散开。
她死死地盯着我胸前的工牌，嘴唇微微颤抖，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红。
而她身边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林英韶，正用疑惑的目光在我和她之间逡巡。
我深吸一口气，弯腰捡起散落的病历，递还给她。手指接触的瞬间，她像被烫到般猛地一缩。
“傅医生，”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陌生，“小心拿好。”
然后我微微颔首，从她身边走过。
擦肩而过的瞬间，我听见她压抑的、几乎微不可闻的抽气声。
十年前那封离婚协议上字迹潦草的签名，此刻在记忆里烧得滚烫。
01
1993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
喀喇昆仑山哨所已经落了第一场雪，凛冽的风从山口呼啸而过，卷起细碎的冰碴子打在窗玻璃上。我裹紧军大衣，拆开那封辗转半个月才送到手中的信。
信封很薄，里面只装着两样东西。
一张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和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
她的签名在协议末尾，一笔一划，工整得刺眼。旁边留着空白，等我签。
窗外传来戍边战士们操练的口号声，高亢而整齐。
我捏着那张纸，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冻住了。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她名字的笔画，那些曾经在结婚证上并排出现的字，如今被分割在“甲方”和“乙方”的栏位里。
“肖医生！”通讯员小赵推门进来，带进一股寒气，“有您的加急电报！”
他看我愣愣地坐着，凑近瞧了眼我手里的东西，表情僵住了：“这、这是……”
我迅速将协议对折，塞进抽屉：“没什么。电报呢？”
“是调令！”小赵兴奋地说，“军区要把您调回总医院了！下个月就走！”
电报上的字迹清晰：因业务需要，特调军医肖俊楠同志回军区总医院工作。
三个月前，我递交的请调报告终于有了回音。那时她在信里说，她决定考大学，想当医生。她说我们都需要更好的未来。
我回信说，我申请调回去，这样就能陪在她身边。
她回信说，好，我等你。
可现在这张录取通知书，和这份离婚协议，比喀喇昆仑山的寒风还要冷。
“肖医生，您怎么了？”小赵小心翼翼地问。
我摇摇头，走到窗前。远山覆盖着皑皑白雪，像极了三年前我们婚礼那天，她头上披着的白纱。
“替我回电，”我说，“我申请延长戍边年限。”
小赵愣住了：“可是……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您都在这待了五年了！”
“去吧。”我的声音很平静，“就这么回。”
小赵张了张嘴，最终还是转身出去了。
我重新拉开抽屉，取出那份协议。她的签名旁边，我该签字的地方还空着。我想起离开家那天，她站在月台上，火车开动时她追了几步，眼眶通红。
她说：“俊楠，我等你回来。”
我说：“等我。”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等待会把很多东西都磨平，磨得只剩下苍白的纸张和决绝的签名。
02
记忆像开闸的洪水，汹涌地倒灌回1990年的夏天。
那是我和傅晨曦结婚的日子。民政局门口的老槐树开满了米白色的小花，香气淡淡地飘在空气里。她穿着一条水红色的连衣裙，辫子上扎着同色的发带。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妻子了。”我牵着她的手说。
她仰起脸笑，眼睛弯成月牙：“那你可得好好对我。”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双方亲戚和几个要好的战友。她父母有些勉强——我是个常年在边疆的军医，挣得不多，前途渺茫。但她坚持要嫁。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新婚之夜，她靠在我肩头轻声说，“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跟定你了。”
半年后，我接到命令，要返回喀喇昆仑山哨所。临行前夜，她整晚没睡，默默地给我收拾行李。
“这次去多久？”她背对着我问。
“可能……一年。”我说得没有底气。
她转过身，眼睛已经红了：“我听说那边特别苦，海拔高，冬天能冻死人。”
“我是军医，得去。”
她点点头，把脸埋在我胸前：“我懂。我就是……舍不得。”
火车开动时，她从车窗里探出身子，用力挥着手。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但她一直挥着，直到变成一个小小的点。
最初的几个月，信件很频繁。她事无巨细地告诉我家里的一切：阳台上的茉莉开花了，隔壁王阿姨送了一罐腌菜，她报名了夜校准备考会计证。
我也给她写喀喇昆仑山的星空，写哨所里那群可爱的战士，写我用有限的药品治好的冻伤和感冒。
渐渐地，她的信开始变短。
“夜校的课很难，我学得很吃力。”
“爸妈说我该找个稳定的工作，别整天想着考试。”
“今天下班遇到高中同学林英韶，他在医药公司工作，听说待遇很好。”
我读着这些信，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回信时我尽量写些轻松的事，讲哨所的趣闻，告诉她我申请了调回。
她的回信间隔越来越长。从一周一封，变成半个月，再到一个月。
1992年春节，我没能回家。她在电话里说：“俊楠，我想了很久，我想考医科大学。”
我很惊讶：“怎么突然想学医？”
“不是突然，”她的声音很轻，“我照顾生病的奶奶时就在想了。而且……你也是医生。”
“那很好啊，”我说，“我支持你。”
“可是如果考上了，要读五年，”她顿了顿，“这五年，我们可能……”
“没关系，”我急切地说，“我申请调回去，我陪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断线了。
“好，”她终于说，“我等你。”
现在想来，那声“等你”里，已经掺杂了太多不确定。只是当时的我被即将团聚的喜悦冲昏了头，没有听出她语气里的犹豫。
03
收到离婚协议后的第三天，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
信纸铺在摇晃的木桌上，煤油灯的光晕黄而微弱。我写喀喇昆仑山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写哨所里那个十八岁小战士的冻疮终于好了，写我治好的牧民孩子的肺炎。
然后我写道：晨曦，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真为你高兴。
你是那么聪明，一定能成为很好的医生。
关于那份协议，我想我们可以再谈谈。
我申请了调回，下个月就能到家。
五年异地我们都熬过来了，再等我一个月，好吗？
写到最后，我的手指冻得僵硬，字迹有些歪斜。但我还是仔细地封好信封，贴上邮票，第二天一大早交给邮递员。
之后的日子，我每天都在等回信。
哨所的生活照旧：巡诊、培训卫生员、处理冻伤和高原反应。只是每到傍晚，我都会站在山口往来的方向张望。邮递员每周来一次，每次我都第一个冲上去。
第一周，没有回信。
第二周，还是没有。
第三周，邮递员递给我一封信。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上面的字迹是她的，但写得有些急。
我几乎是颤抖着拆开。
信很短，只有一页纸。
“俊楠：来信收到。很抱歉以这样的方式通知你，但我考虑了很久，这个决定不会改变。我们都该有更好的未来，而我的未来在大学里，在医学这条路上。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与其将来相互拖累，不如现在就分开。协议你签好后寄给我。勿念。晨曦。”
我把这封信读了整整五遍。
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眼睛里，扎在心里。她说“差距”，她说“拖累”，她说“勿念”。
原来在她心里，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如此深的沟壑。而我对此一无所知，还在傻傻地计划着调回去后的生活。
“肖医生！”小赵又跑进来，“军区来电话，问您确定要放弃调回机会吗？政委说这是最后确认。”
我看着窗外苍茫的雪山，想起她信里的字句。
“确定。”我说，“我申请延长戍边，延长到……尽可能长。”
小赵急了：“您这是何苦呢！那边条件多好，而且您不是一直想回去吗？”
我摇摇头，没有说话。
有些话说不出口。比如我不知道回去后该怎么面对她，怎么面对那个已经决心离开我的她。比如我害怕看见她眼里的决绝，那会比喀喇昆仑山的严寒更让我难以承受。
不如就留在这里，留在离她三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至少这样，我还能保留最后一点尊严，还能假装我们的婚姻只是败给了距离，而不是败给了她心中那个“更好未来”里的、没有我的位置。
那天晚上，我拿出离婚协议，在乙方签名处停顿了很久。
最终，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字迹很稳，没有颤抖。我把协议装进信封，第二天寄了出去。
随信没有附任何话。既然她已经说了“勿念”，那我也该学会不再惦念。
04
调回申请被正式驳回，延长戍边的批复很快就下来了。
政委找我谈话，拍着我的肩膀说：“俊楠，你是好样的。边疆需要你这样肯扎根的医生。”
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任务。
这个词很好，它让一切都变得简单。
我不再是那个等着妻子回信的丈夫，而是一名戍边军医。
我的任务是治病救人，是培训卫生员，是守护这片土地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哨所的医疗条件极其有限，药品常常短缺。
我学会了用最原始的方法处理伤口，用有限的几种药搭配出不同的治疗方案。
没有设备，我就用听诊器和血压计完成初步诊断，然后靠经验判断病情。
那年冬天特别冷，一场暴风雪封山了半个月。哨所里一个战士突发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手术，否则有穿孔危险。
“送下山至少需要两天，他撑不到那时候。”我看着疼得脸色发白的年轻战士，做出了决定，“在这里做手术。”
“在这里？”卫生员惊呆了，“我们没有手术室，没有麻醉师，没有……”
“我来主刀，”我打断他，“你当助手。其他人负责消毒和照明。”
我们用食堂的长桌当手术台，用高压锅消毒器械，用手电筒和煤油灯照明。我给战士做了局部麻醉，然后切开他的腹部。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当化脓的阑尾被成功切除时，我身上的军装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战士后来康复得很好，他拉着我的手说：“肖医生，您救了我的命。”
我只是笑笑。其实是他救了我——在那三个小时里，我没有想起那张离婚协议，没有想起她信里的字句，没有想起任何与过去有关的事。
我终于找到了麻痹自己的方法：让自己忙到没有时间思考。
我开始系统地记录高原常见病的诊疗方法，编写适合边防部队使用的医疗手册。我申请了更多药品，建立了哨所历史上第一个像样的医务室。
时间一天天过去，春天来了又走，雪化了又积。
偶尔有她的消息，从偶尔往来的信件中零星得知。她大学同学告诉我国内的朋友，她成绩很好，拿了奖学金。她越来越像她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优秀、独立、前途光明。
而我留在喀喇昆仑山，留在这个离她越来越远的世界里。
有时深夜巡诊回来，站在哨所外的空地上仰望星空，我会想：如果当初我坚持调回去，如果我们见了面好好谈一次，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像喀喇昆仑山的雪，落下就融进了土地，再也找不到最初的形状。
05
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
喀喇昆仑山哨所的医务室从一间土坯房，变成了有独立手术室和病房的小型医疗站。我培训的卫生员一批批来，一批批走，有些后来也成了军医。
我获得了三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军报上刊登过我的事迹，称我为“昆仑山上的生命守护者”。
但没有人知道，这些荣誉背后，是一个男人用工作填满所有时间的努力。
每救治一个病人，每完成一次巡诊，每培训出一个合格的卫生员，都让我离那个1993年的秋天更远一步。
只是偶尔，在极少数无法入睡的深夜，我仍会想起她。
想起她穿水红色连衣裙的样子，想起她站在月台上挥手的样子，想起她说“我等你”时眼睛里的光。
然后我会起身，披上大衣去医务室查房。看着病床上熟睡的战士，听着他们均匀的呼吸声，心里那种空荡荡的感觉才会慢慢被填平。
2002年春天，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打破了哨所的平静。
信是我的恩师魏德福教授写来的。这位医学泰斗是我军医大学的导师，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我的情况。
“俊楠：见字如面。你发表在《中华急诊医学》上的那篇高原应急医疗体系构建论文，我仔细读了，写得非常好。你在极端条件下总结出的经验，对全国高原地区的医疗工作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现在有一个机会：省第一医院急需有管理经验和创新思维的业务骨干，我向卫生厅推荐了你。他们看了你的材料，非常感兴趣。如果你同意，可以特调你回去，直接担任副院长。考虑一下，这不是命令，但我觉得这对你、对更多病人都是更好的选择。等你回信。师：魏德福。”
我把信看了又看。
距离我签下那份离婚协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这十年里，我刻意回避所有关于她的消息，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毕业，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嫁给了别人。
“肖医生，”现任哨长走到我身边，“您要调走了？”
我把信折好：“还没决定。”
“走吧，”哨长拍拍我的肩，“您在这待了十五年，够了。该回去过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正常人的生活。这个词听起来那么陌生。
那天晚上，我站在哨所的最高点，看着远方绵延的雪山。月光洒在雪地上，反射出清冷的光。我想起十年前那个同样清冷的秋日，想起那份改变了一切的离婚协议。
也许，是时候回去了。
不是回到她身边——那已经不可能了。而是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里，回到一个军医本该有的发展道路上。
我给魏教授回了信：我同意调动。
一个月后，调令正式下达。军区为我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战士们轮流和我拥抱，有些红了眼眶。
“肖医生，以后记得回来看我们！”
“一定。”
离开哨所那天，天空飘着细雪。车子驶出山口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个我待了十五年的地方，在雪幕中渐渐模糊。
前方是三千公里外的省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未来。
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在等着我。
更不知道，那个我以为已经彻底告别的人，会在那里与我重逢。
06
省第一医院的门诊大楼气派而繁忙。
我站在院长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广场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三天前，我正式履新，不是副院长，而是直接任命为院长。
这个任命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院里原本有三位副院长，都资历深厚。马玉萍副院长在我到任时表现得最热情，但眼神里的审视藏得很好。
“肖院长年轻有为，又是魏老的高足，一定能为我院带来新气象。”她在欢迎会上笑着说。
其他人跟着鼓掌，但掌声里的温度各有不同。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一个在边疆待了十五年的军医，凭什么空降成为三甲医院的院长？就凭那几篇论文？还是凭魏老的关系？
我不辩解。在喀喇昆仑山十五年教会我一件事：实力是最好的语言。
上任第一周，我几乎住在医院。白天熟悉各部门运作，晚上研读近几年所有的医疗数据和管理文件。我发现了很多问题：设备老化、科室间协作不畅、科研产出不足……
但我也看到了潜力：这里有一批优秀的医生，有全省最好的心胸外科和神经外科，有完整的教学体系。
第三天下午，马玉萍来办公室找我。
“肖院长，按照惯例，新院长要到各科室转转，和骨干医生见个面。”她递过来一份日程表，“您看这样安排行吗？”
我扫了一眼：“可以。就从明天开始吧。”
“那第一站安排在心胸外科，”马玉萍说，“这是我们院的王牌科室，科主任傅晨曦医生是院里重点培养的青年专家，业务能力非常突出。”
傅晨曦。
这个名字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了一下心脏深处某个尘封的角落。但我面上不动声色：“好。”
“傅医生三十出头就当上了主任，是院里最年轻的主任医师。”马玉萍继续说，“她爱人林英韶是惠康医疗的高管，我们院很多设备都是通过他采购的。”
我点点头，翻看心胸外科的资料。科室近年来的手术成功率、科研论文数量都名列前茅，傅晨曦的名字出现在多篇高质量论文的作者栏。
照片上的她穿着白大褂，表情严肃专业。曾经眉眼间的温婉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干练和冷静。
十年，足够让一个人脱胎换骨。
“傅医生明天上午有手术，”马玉萍说，“我们下午过去，她应该在病房查房。”
“好。”我合上文件夹，“就按这个安排。”
马玉萍离开后，我重新走到窗前。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远处的城市开始亮起灯火。
这个城市有六百万人，她只是其中之一。也许我们根本不会遇见，也许遇见了也认不出彼此。十年足够改变容貌，更足够改变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眼神。
我告诉自己：肖俊楠，你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寻找过去的。
但心底有个声音在问：如果真遇见了，你会说什么？
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
07
第二天上午，我参加了院领导班子会议。
会上讨论了几项议题，包括设备采购预算、科室调整方案和人才培养计划。
当提到心胸外科需要更新体外循环机时，马玉萍说：“这件事傅主任已经和林总沟通过了，惠康医疗可以提供最新的型号，价格也有优惠。”
林总。林英韶。
我握笔的手指微微收紧，但声音很平稳：“采购要走正规招标程序，不能因为是熟人介绍就简化流程。”
“那是自然，”马玉萍笑道，“只是先了解一下市场情况。”
会议结束后，我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秘书小陈进来送咖啡时，欲言又止。
“有事？”我抬起头。
“院长，院里有些……议论。”小陈小心翼翼地说，“关于您的任命，还有……傅主任。”
我放下笔：“说清楚。”
“有人说您是靠魏老的关系空降的，说您没管理过大医院的经验。”小陈顿了顿，“还有人说……说傅主任可能会不服您，因为她本来有望成为副院长，结果您来了……”
“傅主任本人什么态度？”
“傅主任从来没说过什么，她只管看病做手术。”小陈赶紧说，“都是底下人在传。”
我点点头：“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小陈离开后，我揉了揉眉心。医院和军队不一样，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复杂，利益纠葛更多。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听到她的名字，更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
下午两点，马玉萍准时来敲门。
“肖院长，我们该去心胸外科了。”
我站起身，穿上白大褂，仔细别好工牌。镜子里的人穿着笔挺的白色制服，胸前“院长：肖俊楠”几个字清晰醒目。
十五年军旅生涯在这张脸上刻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皮肤比常人黝黑粗糙些，但眼神依然锐利。
马玉萍边走边介绍：“心胸外科在住院部大楼七层，占了整整一层。傅主任要求很严格，科室的纪律和业务水平都是全院最好的。”
电梯缓缓上升，数字不断跳动。
我的心跳很平稳。十年边疆生涯磨砺出的镇定，在此刻发挥了作用。无论接下来见到谁，我都是肖院长，是来了解科室情况、认识骨干医生的领导。
仅此而已。
电梯门打开，七层的走廊宽敞明亮。护士站的小护士们看见我们，立刻站起来问好。
“傅主任在病房查房，”一个护士长模样的人迎上来，“需要我去叫她吗？”
“不用，”我说，“我们过去看看。”
病房区很安静，只能听到仪器的滴答声和偶尔的咳嗽声。转过第一个拐角，就看见一群白大褂围在15床前。
站在最中间的女医生背对着我们，正低头查看病人的监护仪。她身材纤瘦，白大褂穿得一丝不苟，头发在脑后挽成整洁的发髻。
“血氧饱和度上来了，”她的声音清冷而专业，“明天可以撤呼吸机。注意观察痰液颜色。”
然后她转过身来。
时间，在那一瞬间静止了。
08
傅晨曦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
她手里拿着的病历夹“啪”地一声掉在地上，纸张散开，有几张滑到了我的脚边。她的瞳孔骤然收缩，死死地盯着我胸前的工牌，嘴唇微微颤抖。
我看着她，看着这张十年未见的脸。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更多的是打磨出了成熟和干练。
曾经圆润的脸颊变得清瘦，眉眼间的稚气被冷静取代。
只有那双眼睛——此刻迅速泛红的眼睛——还残留着些许我记忆中的模样。
“傅主任？”旁边一个年轻医生疑惑地叫了她一声。
她像是猛然惊醒，慌乱地移开视线，蹲下身去捡散落的病历。手指碰到纸张时，微微颤抖。
我也弯下腰，捡起脚边的几页纸，递给她。
“小心拿好。”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惊讶。
她接过病历，指尖与我的手指短暂接触，然后像被烫到般猛地缩回。她站起身，低着头整理纸张，始终不敢再看我。
这时，她身边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开口了：“晨曦，怎么了？不舒服吗？”
我这才注意到他。林英韶——惠康医疗的高管，她的丈夫。他看起来四十岁上下，穿着考究的深灰色西装，戴一副金边眼镜，典型的商务精英模样。
此刻他正用关切的眼神看着傅晨曦，然后又转向我，目光里带着审视和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