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儿子苏哲八岁那年，他姑姑张兰就断言，这孩子身上沾了不干净的东西，得找个仙姑给瞧瞧。
起因是苏哲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趴在阳台那块刚拖过、湿漉漉的地砖上，一动不动地看蚂蚁搬一粒米。
张兰在厨房喊他吃饭，喊了三遍，他像个木头桩子。
张兰火了，走过去拍他屁股，他才猛地一颤，抬起头，眼睛里是一种茫然的、不属于八岁孩子的空洞。
他说：“姑姑，它们在过河。有一只掉下去了，淹死了。”
张兰后来跟我说，那眼神，看得她三伏天里后背都冒凉气...
我叫苏建国，一个在红星机械厂拧了二十年螺丝的技术工。
老婆走得早，就给我留下苏哲这么一根独苗。说实话，我也觉得我儿子有点怪。
他不喜欢跟院里的小孩玩。别的孩子在泥地里打滚，玩弹珠，拍画片，他能一个人坐在生锈的秋千上，把一个矿泉水瓶子对着太阳翻来覆去地看半天，好像那瓶子里装着什么稀世珍宝。
家里的东西，只要带电的，带发条的，没有一个能在他手上活过三个月。
我给他买的那个会翻跟头的铁皮猴子，第二天就变成了一堆齿轮和弹簧。
他拆完了，也装不回去，就拿个作业本，在背面画一些我看不懂的圈圈杠杠，嘴里还念念有词。
为这事，张兰没少上门来跟我掰扯。她是我老婆的亲姐姐，人不坏，就是嗓门大，嘴巴碎，总觉得我一个大老爷们带不好孩子。
“苏建国，你看看你儿子！这哪是孩子，这是个败家子！你再不管，将来偷鸡摸狗你都不知道！”
张兰每次来，只要看到地上有零件，嗓门就能把天花板上的灰震下来。
有一次，她非要拉着苏哲去跟邻居家的孩子玩。那孩子叫虎子，长得壮，是院里的孩子王。
张兰把苏哲推到虎子面前，笑着说：“虎子，带弟弟玩。”
苏哲低着头，不说话。虎子把手里的玻璃球往地上一扔，说：“跟我玩可以，先喊声哥。”
苏哲还是不说话。虎子觉得没面子，伸手就推了苏哲一把。
苏哲踉跄了一下，没摔倒，他抬起头，看着虎子，很认真地说：“你的重心不稳，下次推人的时候，左脚应该再往前半分。”
院子里瞬间就安静了。虎子愣了半天，然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跑回家找他妈了。
那天晚上，张兰又把我数落了一顿，说苏哲就是个怪胎，不会说话，早晚在社会上要吃大亏。
我蹲在地上，帮着苏哲收拾他刚拆坏的那个旧闹钟。
他小声跟我说：“爸，那个大齿轮转三圈，那个最细的指针才能走一格。它们是怎么算好的？”
我答不上来。我只知道上班，下班，给儿子做饭，检查他那永远写不完的作业。他问的这些东西，超出了我一个中级技术工的理解范围。
后来，学校老师也开始频繁地找我。
说苏哲上课总走神，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喊他名字半天没反应。
有一次美术课，老师让画《我的家》，所有孩子都画了房子、爸爸妈妈，只有他，画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电路图。
美术老师气得把画撕了，罚他站了一节课。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很快就满了。我怕我儿子真的有什么心理问题。张兰说得对，我得管管他了。
那天晚上，他又在拆家里那台老掉牙的黑白电视。
我下班回来，看到满地都是电容和电阻，一股焦糊味。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上来了。
我从门后抽出那根掸鸡毛的掸子，第一次对他动了手。
他没哭，也没躲，就那么站着，任凭掸子落在身上。他只是看着我，眼睛里还是那种让我心慌的空洞。他说：“爸，你打我，它也不会自己亮起来。”
他指的是那个被他拆得只剩个壳子的电视机。
那一刻，我手里的掸子突然就重得抬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他关在房间里，让他“反省”，不许吃饭。
半夜，我饿得睡不着，起来下了一碗面条。吃完，我还是不放心，悄悄走到他房门口。他的房门没关严，留着一条缝。
我从门缝里看进去。他没睡，也没哭。
他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昏黄路灯光，把那些零件在地上重新排列组合，嘴里还小声地嘟囔着什么。
他的侧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有一种我说不出的专注。
那种专注，让我想起我们厂里那个最厉害的八级老师傅，他在调试一台从德国进口的精密机床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
全世界都消失了，只剩下他和那台冰冷的机器。
我默默地退了回去，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又抽了一夜的烟。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打过他。张兰再怎么上门来骂，老师再怎么打电话告状，我就是一句话：“孩子还小，长大了就好了。”
我开始偷偷给他买一些旧东西。周末，我不再去钓鱼，而是骑着我那辆二八大杠，跑遍了城南的几个废品收购站。
“师傅，有旧收音机吗？还有那种带电机的玩具车？”
废品站的老板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但还是会从垃圾堆里给我刨出一些还能看的玩意儿。
我把这些“破烂”带回家，跟苏哲说：“这是爸给你买的玩具，拆坏了不心疼。”
他第一次对我笑了。那笑容很淡，像冬日里的一小片阳光，但还是照得我心里暖洋洋的。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房间里总是传出各种奇怪的声响，有时候是“滋滋”的电流声，有时候是零件掉在地上的脆响。
我把饭菜放在他门口，他想起来了就出来吃，想不起来，那碗饭就一直放到凉透，菜油都凝成了白色的块。
亲戚们都说我疯了，说我这是在害孩子。张兰更是直接冲我吼：“苏建国，你就是这么当爹的？你对得起我死去的妹妹吗？她要是泉下有知，都得让你气活过来！”
我没法跟她解释。我解释不清楚。
我只是隐约觉得，我儿子房间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连我自己都看不懂的秘密。
我能做的，就是替他守着那扇门。
我像一个守墓人，守着一个不知道是宝藏还是深渊的坟墓。
苏哲上了初中。就像张兰预言的那样，他成了一只瘸腿的鸭子。
他的物理成绩，能甩年级第二名几条街。
学校里所有的物理竞赛，他都拿第一，奖状在墙上贴了一排。
但他的语文和英语，次次亮红灯，作文写得像说明书，英语考试的选择题，他能完美地避开所有正确答案。
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很负责，每隔两个星期就要请我过去一趟。
办公室里，她当着我的面，苦口婆心地劝苏哲：“苏哲，你不能这样下去，高考看的是总分。你这样偏科，连个好点的高中都考不上。”
苏哲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一言不发。
我只能一个劲儿地道歉，说回家一定好好教育。
张兰拿着他的期中考试成绩单，手指头都快戳到我脸上了。
“你看看！你看看！总分280！全班倒数第五！这就是你惯出来的‘天才’？物理考满分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现在考不上好高中，以后就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一辈子就在你这个破厂里拧螺丝！”
我给他请了最好的语文和英语家教，都是重点高中的退休老教师。
语文老师来了两次就不来了。他说：“这孩子脑子是好，但里面装的都是杠杆和滑轮，没有一点墨水。我教不了。”
英语老师坚持了一个月，最后也放弃了。他说：“我教了三十年英语，第一次见到一个学生，能把所有语法都当成数学公式来记，还试图找出其中的逻辑漏洞。我跟他讲语感，他问我语感的量化标准是什么。我……我没法教。”
家教老师们都走了，我更焦虑了。苏哲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谁敲门都不开。
那天晚上，家里爆发了最大的一次争吵。三叔、四叔，几个舅舅，都被张兰一个电话叫了过来，名义上是家庭聚餐，实际上是开我的批斗大会。
饭桌上，大人们都在聊股票，聊中美贸易，聊哪个领导又升了。苏哲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低着头，默默地转着一个破旧的魔方。那魔方是他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缺了一个角，怎么也拧不齐。
张兰的火气又上来了，她阴阳怪气地说：“有些人就是上不了台面，大人说话，他跟个傻子一样坐着，一句话都不会说。白瞎了这身新衣服。”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向了苏哲。
我正要开口解围，苏哲却突然说话了。他头也没抬，眼睛还盯着那个破魔方，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他说：“三叔，你们厂里做传感器封装的吧？上个月美国商务部更新的那个实体清单，里面有一家叫VMT的公司，是你们的上游供应商。这个月24号之后，他们的出口许可证就会失效。我建议你提前半年找国内的替代方案，不然年底那批出口德国的订单要违约。”
满屋子瞬间就安静了。只有墙上的石英钟在“滴答滴答”地走。
三叔愣住了，嘴里叼着的烟都忘了拿下来，烟灰掉在了裤子上。他开着一家不大不小的电子厂，这事连我他都没细说过。
“你……你怎么知道的？还知道我们出口德国？”三叔的声音有点发颤。
苏哲还是没抬头，淡淡地说：“你上次打电话的时候，我听见的。那个法案，电视新闻里滚动播了三天。我把受影响的公司列表和你们厂的业务做了个匹配，概率很高。”
张兰嗤笑一声，打破了沉默：“你算？你一个连及格线都考不到的学生，你在这儿算什么国家大事？小孩子家家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丢人现眼！”
三叔没说话，脸色却变得很难看。那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过了大概三个月，一个周末的下午，三叔开着他那辆黑色的桑塔纳来了我家。他从后备箱里提出来两条中华烟和一箱茅台，硬塞给我。
他把我拉到楼道里，点上一根烟，猛吸了一口，声音都在发抖。
“建国，你家苏哲……真是神了！他就是个活神仙！幸亏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听了他的话，提前找了深圳一家厂子做备用。上个星期，美国那边果然断供了！整个行业都炸锅了，好几个同行的订单都黄了，就我这儿没事！要不是他，我这厂子今年就得倒闭！这孩子……这孩子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看着苏哲紧闭的房门，从三叔手里接过烟，说：“他瞎蒙的。”
三叔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我看着电视里那些叽里呱啦的国际新闻，想找出苏哲说的那条，但怎么也找不到。那些法案、壁垒，在我听来都跟天书一样。
他是怎么把这些和我三叔那个小厂子联系起来的？
我第一次感到一种近乎恐惧的震撼。我发现我根本不了解我儿子。
他那个小脑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他看的不是蚂蚁，不是零件，也不是新闻。
他看的，是那些东西背后的，我们所有人都看不见的一张网，一张由数据和逻辑编织起来的，冰冷的网。
从那天起，我开始有意识地“纵容”他。张兰再来数落他，我就把她往门外推。
老师再打电话，我就一个劲儿地道歉，说回家一定好好教育。然后挂了电话，给他送一碗他最爱吃的红烧牛肉面。
我守着他那扇门，心里越来越没底。我不知道门后面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疯子。
我只知道，我不能让任何人再去打扰他。我的守护，像是在走钢丝，下面是万丈深渊，我不知道哪一步会踏空。
苏哲磕磕绊绊地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他在房间里“瞎折腾”的动静越来越大。
废旧的电脑主板、各种颜色的电线、叫不上名字的电子元件，堆得像个垃圾填埋场。房间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松香和塑料烧焦的混合气味。
家里的电表走得飞快，跟个风火轮似的。保险丝成了家里的常备消耗品，我一次就买一盒。
我知道，他又在搞什么名堂了。
高二那年，他迷上了天体物理，说要自己做一个信号接收装置。
我听不懂。我只知道他把家里所有能反光的东西都拿去当接收天线，包括我老婆留下的那面梳妆镜。
他还趁我不在家，偷偷爬到六楼的楼顶去安装。有一次，因为线路接错，一股黑烟冒出来，直接导致了我们整个单元的电路短路。
那一次，篓子彻底捅大了。
夏天的晚上，正是用电高峰。整栋楼突然一片漆黑，邻居们在楼道里骂骂咧咧。很快，就有人找上了门。
“苏建国！是不是你家又搞什么鬼！我冰箱里冻的肉都得化了！”
“就是！我家孩子正写作业呢！这下好了！”
物业的人也来了，拿着电笔一测，直接就指向了我家。罚单开出来，上面的数字让我心疼了半天。
我正点头哈腰地跟邻居们道歉，张兰接到电话，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过来。
她推开我，一脚踹开苏哲的房门。
满屋的狼藉和刺鼻的气味让她当场就炸了。苏哲站在一堆电线中间，脸上黑一块灰一块，像个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野孩子，手里还拿着一个烧黑的电路板。
“苏建国！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惯出来的‘天才’！”
张兰的声音尖利得刺耳，她指着苏哲，又指着我，“他迟早有一天会把这个家都烧了！你信不信？你再不管他，就彻底废了！必须把他送去那种全封闭的寄宿学校，让部队上退伍下来的教官好好管管他！”
“我没有，”苏哲突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执拗，“我计算过，电压是安全的，只是其中一个电容的耐压值不够。”
“你还敢顶嘴！”张兰气得浑身发抖，上来就要抓苏哲的胳膊。
我一把拦在她面前。“姐，你别这样，他还是个孩子。”
“孩子？他都快成年了！你还拿他当孩子？苏建国，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再护着他，我就……我就当没你这个妹夫！你对不起我死去的妹妹！”
那天的争吵，几乎掀翻了屋顶。邻居们都在门外看热闹。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张兰气冲冲地走了。
临走前，她指着我的鼻子，扔下一句话：“你会后悔的！你这么惯着他，早晚有一天，他会闯下你兜不住的大祸！”
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世界很吵，只有我这里是安静的。
我走进苏哲的房间，看着满地的狼藉，还有他那张倔强的、沾着黑灰的脸。我没有骂他，也没有打他。
我只是蹲下来，拿起那个被他烧黑的电路板，问他：“这个……μ子，是什么东西？”
他愣了一下，眼睛里第一次闪过一丝光亮，像是黑暗中划过的一根火柴。
他开始跟我讲，讲那些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物理名词。讲什么粒子，什么衰变，什么相对论效应。
我听不懂，但我没有打断他。
我就那么看着他，看着他因为兴奋而涨红的脸，看着他挥舞着手臂比划着那些我看不见的轨迹。
我发现，当他讲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再是那个孤僻、沉默的“木头人”。他的眼睛里有星星，有火焰，有整个宇宙。
临近高二结束，学校要选拔学生参加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科技创新大赛。苏哲的物理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亲自找上了门。
老师的表情很复杂，既兴奋又担忧。他说：“苏先生，你儿子报了一个项目，叫‘基于分形几何的低成本数据压缩算法’。”
我听不懂，只能点头。
老师喝了口我倒给他的茶，继续说：“这个项目的理论……非常超前，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如果能实现，对整个通信行业都是巨大的贡献。但是，实现方式太匪夷所思了。老实说，我和几个同事都研究过了，我们觉得成功率很低，太理想化了。而且，要验证这个算法，他需要一个关键的高精度传感器。”
“需要多少钱？”我问。这是我唯一能听懂的问题。
老师犹豫了一下，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万。
这个数字像一把大锤，狠狠地砸在了我心上。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多，厂里效益还不好，这笔钱对我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
我看着老师手里的项目计划书，上面画满了各种复杂的图表和公式，像天书一样。
在计划书的最后一页，苏哲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如果成功，可以将现有网络数据传输成本降低70%，让山区的孩子也能流畅地看上在线课程。
后面那句话，我没信。我觉得是他为了让老师通过，自己加上去的。但我信前面那句。
我把计划书还给老师，说：“钱的事，我想办法。”
我开始四处借钱。我这辈子没跟人低过头，但为了这五万块钱，我把所有亲戚朋友的电话都打了一遍。
没人借给我。他们都觉得我疯了。
“建国，你清醒一点！拿五万块钱给孩子搞这些没用的东西？还不如留着给他将来娶媳妇！”张兰在电话里几乎是吼出来的。
“大哥，不是我不帮你，我厂里刚渡过难关，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现金。要不，我先给你拿五千？”三叔的声音很为难。
我谢绝了。五千块，杯水车薪。
我走投无路了。我甚至想过去找厂门口那些放高利贷的，但看到他们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退缩了。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想到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
那是我老婆走的时候，留给我的一块梅花牌全钢手表。
二十多年了，我一直用红绒布包着，锁在床头柜的最底层。
那是我唯一的念想，看到它，就像看到她还在对我笑。
我拿出那块表，冰冷的金属贴在手心，像是在灼烧我的皮肤。
卖了它。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说。为了儿子，为了那个70%，卖了它。
另一个声音在嘶吼，这是你老婆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了，你对得起她吗？你忘了她临走前怎么跟你说的了吗？
我坐在黑暗里，抽了一晚上的烟。烟雾缭绕，我仿佛又看到了她苍白的脸。
天快亮的时候，我下了决心。我揣着那块表，准备天一亮就去街角的当铺。我站起身，浑身骨头都在响。我习惯性地想去看看苏哲睡了没。
他房间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电脑屏幕的幽光。我想，他一定是在为第二天的比赛做最后的调试，这孩子，又熬了一夜。
我走到门口，想跟他说句“加油，别太累了”。
我轻轻推开门，里面的景象却让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