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房子是我的，我卖了给我儿子还债，天经地义！”
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像一块顽固的石头，砸得我耳朵生疼。
我对着话筒嘶吼：“那我们呢？我和妈呢？你让她跟着你睡大街吗？”
父亲决绝地挂了电话。
我以为那只是最坏的设想，直到半年后的元旦，大雪纷飞，父亲的电话再次打来，声音里满是破碎的哭腔。
“女儿……我和你妈……没地方住了。”
01
那个周末的午后，阳光正好。
我正陪着三岁的女儿在客厅地毯上搭积木，手机响了，是母亲。
我的心，莫名地咯噔了一下。
“喂，妈。”
“静静啊……在忙吗？”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柔，却带着一丝不易察ঠি的犹豫。
“不忙，陪孩子玩呢，怎么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只听得见她浅浅的呼吸声。
“妈，有事你就直说。”我太了解她了，每次这么支支吾吾，准没好事。
“唉……”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弟弟，他又……”
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搭积木的手停在半空中。
“他又欠钱了？”我问，语气已经冷了下来。
“嗯……这次……这次有点多。”
“多少？”
“……三十万。”
我倒吸一口凉气，感觉脑袋嗡的一声。
“高利贷？”
“是……人家找到家里来了，说……说再不还钱，就要卸……卸他一条腿。”母亲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我闭上眼睛，一股怒火混杂着无力感，直冲我的头顶。
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的弟弟陈伟，比我小五岁，从小就被父母宠上了天。
他的人生，就是一部不断捅娄子，然后由全家人给他擦屁股的荒诞剧。
上学时逃课打架，父母去学校给人赔礼道歉。
毕业后眼高手低，一份工作干不了三个月。
前几年说要创业，开个奶茶店，父母掏空积蓄支持他，结果不到半年就关门大吉，还欠了供应商几万块。
那笔钱，是我出的。
去年，他又迷上了网络赌博，输了七八万，追债的电话打到我公司。
那笔钱，也是我咬着牙，动用了准备买车的钱给他填上的。
每一次，他都痛哭流涕，指天发誓，说这是最后一次。
每一次，父母都护着他，说他还小，不懂事，再给他一次机会。
可结果呢？窟窿越来越大，从几万到几十万。
“静静，你……你能不能再帮帮你弟弟？”母亲在电话那头小心翼翼地问。
“不能。”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的声音很冷，冷得没有一丝温度。
“这次，我一分钱都不会出。”
“可是……可是他们真的会打断他的腿啊！他可是你亲弟弟啊！”
“妈，他也是个快三十岁的成年人了！他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兜底，只会害了他！”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啊……”
“那就让他去坐牢！或者让他自己去打工还债！总之，这个无底洞，我不会再填了！”
我几乎是吼着说完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挂了电话，女儿被我的样子吓到了，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对她说：“宝宝乖，我们继续搭城堡。”
可我的心里，那座名为“家”的城堡，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我以为我的决绝能让他们清醒。
可我还是低估了父亲对儿子的溺爱，以及他那份不容置疑的大家长权威。
几天后，我正在公司开会，父亲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走到走廊里接起，他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
“陈静，我跟你说个事。”
他总是这样，连名带姓地叫我。
“什么事？”
“我决定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你弟还债。”
他的语气，不是商量，是通知。
那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老宅，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是我童年所有记忆的载体。
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夏天我们在树下乘凉，秋天我们捡拾落叶。
屋檐下的燕子窝，每年春天燕子都会回来。
那不仅仅是一栋房子，那是我们家的根。
“不行！我不同意！”我尖叫起来，全然不顾走廊里同事投来的异样目光。
“你不同意？”父亲在电话那头冷笑一声，“这房子是我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轮不到你来同意。”
“爸！那是我们全家人的念想，是我们最后的退路！你怎么能说卖就卖？”
“什么退路？你现在在城里有家有业，需要什么退路？你弟弟现在命都要没了，你还跟我谈念想？”
“给他还了这次，还有下次，下下次！他就是个无底洞！你把房子卖了，你们住哪儿？你让妈跟着你睡大街吗？”
“你少咒我们！”父亲的声调陡然拔高，“你弟弟说了，这是最后一次！他把债还清，就拿剩下的钱去做正经生意，他说他看好了一个项目，保管能赚钱！到时候，他给我们买城里的大房子！”
“你还信他说的鬼话？”我气得浑身发抖，“他哪次不是这么说的？结果呢？”
“够了！”父亲粗暴地打断我，“那是我儿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只是通知你一声！”
“嘟……嘟……嘟……”
电话被他狠狠挂断，听筒里只剩下冰冷的忙音。
我握着手机，愣在原地，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天灵盖。
无力，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在这个家里，我的意见，我的感受，永远都是最无足轻重的。
我立刻请了假，买了最近一班的高铁票，赶回老家。
我必须做最后的努力。
当我拖着行李箱，站在熟悉的院门口时，我看到了中介公司挂出的那块刺眼的“急售”牌子。
我的心，像被那牌子的尖角狠狠刺了一下。
我推开虚掩的院门，父亲正坐在院子里，抽着闷烟，看到我，他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然后转过头去，一言不发。
我走过去，想跟他说话，他却猛地站起来，走进屋里，把门重重地关上。
母亲从厨房里迎了出来，眼圈红红的。
“妈……”我声音沙哑。
“你爸正在气头上，你别理他。”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拽到一边。
“妈，真的要卖吗？你们以后住哪儿啊？”
母亲低下头，开始抹眼眼泪，“我能有什么办法……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决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说，先去镇上租个房子住，等你弟赚了钱……”
她没再说下去，因为连她自己都不信这个谎言。
我在老宅住了最后一晚。
躺在我从小睡到大的床上，闻着被子上阳光和旧木头混合的味道，眼泪无声地滑落。
我走遍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抚摸着墙上我小时候画的涂鸦，看着窗台上那盆已经干枯的多肉。
我知道，这一切，很快就要消失了。
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再去找父亲自讨没趣。
我把一张银行卡塞到母亲手里。
“妈，这里面有五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你们租房子，置办东西，都用得着。”
母亲推拒着，不肯要。
“拿着吧，就当……就当我给你们的房租。”我哽咽着说。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拖着行李箱离开了。
我怕再多待一秒，我就会崩溃。
回到省城的路上，我拉黑了弟弟陈伟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决定，从今以后，这个弟弟，就当他死了。
02
老宅卖得很快，因为父亲急用钱，价格比市价低了不少。
听说，拿到钱的那天，父亲立刻把三十万打给了高利贷，剩下的二十多万，悉数交到了弟弟陈伟手上。
然后，他们搬出了那栋承载了我二十多年记忆的房子，在镇上租了一个狭小、阴暗的一居室。
这一切，都是我后来从亲戚的闲言碎语中得知的。
卖房后的一个月，父亲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电话里，他语气生硬，却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炫耀。
他说镇上的生活很方便，出门就是菜市场，比乡下清净。
他又说，陈伟的新项目已经启动了，进展非常顺利，年底就能分红，到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在省城给我妈买套大房子。
我听着，没有附和，也没有反驳，只是“嗯”、“哦”地应付着。
我不想戳破他那点可怜的幻想。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主动讨论家里的事。
从那以后，我与家的联系，就只剩下每月一次的例行公事。
每个月一号，我会雷打不动地给母亲的银行卡里打三千块钱。
然后，我会给母亲打个电话，通话内容永远是那几句。
“妈，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静静，你别老是打钱，我们够用。”
“拿着吧，你们租房子也要花钱。爸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天冷了，有点咳嗽。”
“让他多穿点衣服，少抽点烟。”
“唉，我说了他也不听……”
然后，就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话题。
关于弟弟，我们都默契地闭口不谈。
我不想问，她也不想说。
我们就这样，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维持着这段冰冷而客气的关系。
时间在这样令人窒息的平静中，一天天过去。
秋去冬来，天气越来越冷。
有一次，一个远房的表姨来省城办事，约我吃饭。
饭桌上，她状似无意地提起了我父母。
“静静啊，你爸妈现在日子过得可不怎么样啊。”
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
“怎么了？”
“唉，你还不知道？你那个弟弟，拿到钱，根本没去做什么生意！”
表姨撇了撇嘴，一脸的不屑。
“他先是买了一辆十多万的二手车，天天在镇上开着兜风，见人就吹牛说自己是大老板。”
“然后呢，今天说去南方考察项目，明天说去北京见投资人，钱花得流水一样，可一分钱都没见他拿回来过。”
“你爸妈租的那个小房子，又小又潮，冬天冷得要死。前几天我碰到你妈，瘦得不成样子，穿着一件薄薄的旧棉袄，我看着都心酸。”
“你爸呢？脾气还是那么臭，上次在街上碰到他，我看他脸色不好，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冲我吼，说他好得很，用不着我管。”
表姨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可当它真的发生时，我的心还是会痛。
那晚，我失眠了。
我想起父亲卖房时的决绝，想起弟弟一次次的谎言，想起母亲无声的眼泪。
怨恨和担忧，像两条毒蛇，在我的心里疯狂地撕咬。
几天后，母亲给我打来电话。
“静静……”她的声音比以往更加小心翼翼。
“怎么了，妈？”
“那个……你这个月的生活费……能不能……能不能再多打一点？”
我的心一紧。
“是不够用了吗？”
“不是……就是……天不是冷了嘛，我想……我想买件厚点的羽绒服，租的这个房子，窗户漏风，晚上冻得睡不着……”
听着母亲卑微的请求，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曾几何"时，我的母亲也是个爱美、体面的人。
如今，她却连买一件厚衣服，都需要向女儿开口。
而那个拿着卖房款的儿子呢？他在哪里？
我没有多问，沉默地挂了电话，然后给她转了五千块钱。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那笔钱，像一块石头，投入了那口名为“家”的深井，没有激起半点回响。
父亲没有打来电话，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或许在他看来，这本就是我这个做女儿的义务。
又或许，他拉不下那个脸。
从那以后，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给母亲打电话，能听到背景音里他剧烈的咳嗽声。
母亲会慌忙地拿着电话走开，压低声音说：“你爸就是老毛病，没事。”
我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无可挽回地崩塌。
时间很快就到了年底。
公司里，同事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元旦和春节回家的计划，抢着回家的车票。
只有我，像个局外人。
那个家，我不想回，也回不去了。
元旦前，我像往常一样，给家里寄去了一些年货，腊肉、香肠、各种坚果。
然后，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妈，年货收到了吗？”
“收到了，寄这么多干什么，又花钱。”
“过节了嘛，你们也吃点好的。”
电话那头，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今年家里冷冷清清的，一点过节的气氛都没有……你弟弟，已经快一个月没联系我们了，电话也打不通。”
我握着电话，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慰？我做不到。
指责？已经没有意义了。
最后，我只能干巴巴地说：“妈，那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我这边忙，先挂了。”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荒原。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不咸不淡地过下去。
直到元旦那天，那通来自深渊的电话，将我所有的平静，彻底击碎。
03
元旦，省城飘起了鹅毛大雪。
外面天寒地冻，我的小家里却温暖如春。
丈夫张罗了一大桌菜，我们一家三口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女儿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
电视里播放着热闹的元旦晚会，一片喜庆祥和。
我夹了一筷子羊肉，放进女儿的碗里，心里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宁。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在餐桌上突兀地振动起来。
我拿起来一看，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父亲”。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
自从卖房后，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
直觉告诉我，出事了。
我拿着手机走到阳台，关上了推拉门，将一室的温暖和欢笑隔绝在身后。
“喂。”我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电话那头，没有传来我预想中那固执、威严的声音。
取而代代之的，是一个衰老、颤抖、带着压抑哭腔的男声。
“女儿……”
仅仅是这两个字，就让我浑身一震。
他从来没有这样叫过我。
他要么连名带姓地叫我“陈静”，要么在盛怒时吼我“你这个不孝女”。
这声“女儿”，充满了无助和绝望，像一个溺水的人，发出的最后呼救。
我的心，莫名地开始发慌。
“怎么了？”我问。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只听得见他粗重而痛苦的喘息声。
然后，我听到了他彻底崩溃的哭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着，又酸又胀。
“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啊！”我忍不住催促道。
他终于断断续续地开了口，说出了那句，我在梦里预演过无数次，却没想到真的会听到的话。
“女儿……我和你妈……没地方住了。”
我的大脑，有那么一瞬间是空白的。
“什么叫……没地方住了？”
“房东……房东把我们赶出来了……”父亲的声音里充满了羞耻和绝望。
“为什么？”
“我们……我们拖了三个月房租，没交上……”
我的拳头，瞬间攥紧了。
“钱呢？我每个月给你们打的钱呢？陈伟给你们的钱呢？”我一字一顿地问。
“你打的钱……都，都给你弟了……”父亲的声音低若蚊蝇。
我的心，瞬间凉透了。
“他说……他说项目周转不开，急用钱，让我们先垫上……他说下个星期就还给我们，连房租一起交了……”
“结果呢？”我冷冷地问。
“他……他的电话，打不通了……我们找不到他……”
“所以，房东今天把你们赶出来了？”
“嗯……他今天带人来的，把我们的东西都扔到了门外……说我们再不走就报警……”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在阖家团圆的元旦之日，被房东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
而他们寄予厚望的儿子，却拿着卖掉他们唯一房产的钱，消失得无影无踪。
多么讽刺，多么可悲。
“我们……我们身上只有几百块钱了……”父亲的哭声更大了，“女儿，我们现在……在镇上的客运站里，所有的行李都在脚边……外面下着大雪，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
电话这头，我一言不发。
阳台的玻璃门上，映出我面无表情的脸。
门内，是温暖的灯光，是火锅氤氲的热气，是丈夫和女儿的欢声笑语。
门外，是呼啸的寒风，是漫天的飞雪，是电话那头父母无尽的绝望。
一门之隔，两个世界。
愤怒、委屈、心疼、怨恨……所有的情绪，像决堤的洪水，瞬间将我淹没。
我想起了父亲卖房时的决绝。
我想起了他说的“轮不到你来同意”。
我想起了他吹嘘着弟弟会给他们买大房子时的得意。
我想起了我所有的劝告和警告，都被他当成了耳旁风。
这一切，不都是他们自找的吗？
凭什么？
凭什么现在要我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我早就说过会有这么一天！
一种近乎报复的快感，和一种无法言说的心痛，在我的胸口交织碰撞，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电话那头，父亲似乎感受到了我这令人恐惧的沉默。
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卑微，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乞求。
“静静……女儿……我们……我们能去你那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