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8年，我从侦察连转到林场，救了个女的，就这么点事。
她家送的钱，我退了，锦旗挂在了场部墙上，灰都快落了一层。
我以为这事就算翻篇了，该巡山巡山，该砍树砍树。
直到半个月后，一辆黑得发亮的红旗车开进我们那破院子，下来个人，问我知不知道她爹是谁。
我那时候才明白，有些事，你以为它过去了，其实它才刚刚开始...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黏糊糊的，像块化了一半的麦芽糖。
我叫张劲松，从侦察连副连长的位置上，一纸调令下来，转业到了这个叫青山林场的地方。
告别了潜伏、格斗和边境线上冰冷的风，迎面扑来的是松脂的香味，还有老职工们嘴里吐出的旱烟圈。
林场的生活，慢。
太阳从东山头升起来，工人们扛着油锯上山，发出“嗡嗡嗡”的声响，像一群巨大的夏蝉。
太阳落到西山头，工人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饭桌上是白酒和荤话。
我融不进去。
在部队，我是尖子。体能、射击、野外生存，样样拿得出手。
在这里，我的本事像是屠龙刀拿来切西瓜，使不上劲。
场长老王是个好人，四十多岁的年纪，背有点驼，看谁都笑呵呵的。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劲松啊，年轻人，别那么绷着，在林场，得学会“松”下来。
我松不下来。每天天不亮，我还是习惯性地翻身起床，绕着林场跑五公里。
回来后，工友赵大嘴叼着根没点的烟，倚在宿舍门口看我，嘴巴一撇：“张副连长，这是要把咱们林场的地都给踩实了啊？”
他总爱叫我“张副连长”，那个“长”字拖得又长又怪，带着点说不清的调侃。
我不理他，自顾自地用冷水擦身子。
肌肉在冷水的刺激下绷紧，那种感觉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而不是一截被扔进木料堆里的废木头。
赵大嘴又凑过来说：“劲松，你那把匕首，给我瞅瞅呗？听说你们侦察兵的刀，吹毛断发。”
他说的是我从部队带回来的军用匕首。我没理他，径直走进屋里，把匕首压在了枕头底下。那是我的一部分，是我过去生活的唯一念想。
六月份，林场来了些“文化人”。
他们是省设计院的，来为一条叫“省道308线”的穿山公路做前期勘测。
为首的是个老工程师，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队伍里最扎眼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工程师。
她叫林岚。
第一次见她，是在场部的办公室里。
她穿着一身干净的工装，脚上一双高帮的登山鞋，头发利落地扎成马尾。
她不像林场里那些女工，身上没有烟火气，只有一股子书卷气，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执拗。
她摊开一张巨大的地图，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等高线，跟老王争论一个勘测点的位置。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王场长，我们需要在地图上这个‘A-3’点位进行地质钻探，数据必须精确。”
老王嘬着牙花子，一脸为难：“林工程师，那地方是二道沟的沟口，邪乎得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也难走，要不……咱换个差不多的地方？”
林岚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反射着日光灯惨白的光。
“工程设计，差一点就是差之千里。数据不能差不多。”
老王被噎得没话说，只好答应派人带他们去。
后来几天，我巡山的时候，总能远远看见他们勘测队的身影。
林岚总是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个罗盘似的东西，时不时停下来，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写画画。
有一次，我正好巡到他们作业的那片山坡。那是一片向阳坡，土质看着发黄发干。
我走过去，对着正埋头记录的林岚说了一句：“这片地方土层很薄，下面是风化岩。雨季容易整片地滑下去。”
这是我在部队学山地作战时，必须掌握的知识。一看山体颜色和植被，就能判断出地质结构的大概。
林岚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神很专注，像是在研究一块石头。她点点头，很客气地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会注意的。”
说完，她又低下了头，继续她的工作。她的助手，一个年轻小伙子，瞥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不屑，仿佛在说：一个砍树的，懂什么地质。
我没再多说，转身走了。我只是尽到提醒的义务，听不听是他们的事。
天气开始不对劲了。
连着三天，天闷得像个蒸笼，一丝风都没有。林子里的鸟雀也不叫了，全都缩在窝里。傍晚的时候，西边的天际线烧起一种诡异的紫红色。
晚上吃饭的时候，赵大嘴脱了上衣，光着膀子，一边喝着酒一边骂：“这鬼天气，热得人屌毛都要烧着了。”
我没喝酒，只是默默地吃饭。我跟老王说：“场长，明天可能会有大暴雨，让勘测队的人别上山了，危险。”
老王扒拉着碗里的饭，含糊不清地说：“气象站不是报了，雷阵雨，下不大。再说人家工期紧，催着呢。”
我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没再说话。我知道这种天气，不是雷阵雨那么简单。在野外，这种天气的变化，往往意味着山洪。
第二天一早，天阴得像一块黑铁。
勘测队的人还是准时出发了。林岚依旧走在最前面，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通往二道沟的山路里。
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跟老王请了假，说要去山里检查一下几个防汛点。老王挥挥手，让我去了。
我没去防汛点，而是抄小路，远远地跟在勘测队后面。
我不是想监视他们，这是一种在部队里养成的本能。当预感到危险时，必须确认危险源，或者离它近一点。
中午刚过，第一滴雨砸下来，不是滴，是砸。像有人从天上往下扔石子，砸在树叶上，“啪啪”作响。
紧接着，天像是漏了个大窟窿。
雨不是下的，是倒的。豆大的雨点连成一片白茫茫的水幕，眼前除了雨，什么都看不见。风也起来了，卷着树叶和断枝，发出鬼哭一样的嚎叫。
我赶紧躲到一处岩石下面。山路瞬间就变成了浑浊的溪流，水越涨越高，很快就没过了脚踝。
几分钟后，我听到了山谷里传来“轰隆隆”的闷响。
不是雷声。
是山洪。
我心里一沉，立刻冲出岩石，朝着勘测队作业的方向跑去。
雨太大了，眼睛都快睁不开。脚下的山路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只能凭着记忆和感觉往前冲。
等我赶到他们白天的作业点，那里已经是一片狼藉。仪器设备东倒西歪，人却不见了。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他们应该是及时撤离了。
就在我准备转身回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点微弱的声音。
是人的声音。
声音从下方传来，被巨大的雨声和水流声掩盖着，断断续续。
我趴在山坡边缘，拨开被雨水打湿的灌木，往下看。
下面是二道沟的沟口，平时是一片乱石滩，现在已经汇成了一条湍急的浑浊河流。
在河水中央，一块还未被完全淹没的大石头上，趴着一个人。
是林岚。
她半个身子泡在水里，好像腿受了伤，正挣扎着想往石头上爬，但试了几次都滑了下去。
洪水卷着泥沙和树枝，不断地冲击着那块石头，眼看就要把她整个人吞噬。
她的几个同伴在对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对着这边大喊，但声音传过来，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影子。他们手足无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我没有时间思考。
我立刻脱掉湿透的外套，从腰间解下一直随身带着的登山绳。这是我个人的习惯，不是林场配发的。绳子的一头，我用侦察兵常用的双套结，飞快地在一棵足够粗壮的老松树上固定好。
我看了一眼对岸的人，冲他们大吼：“找根长木头！推过来！”
他们愣了一下，好像没听清。
我没时间解释，把绳子的另一头在自己腰上缠好，深吸一口气，开始从陡峭的斜坡上往下滑。
脚下全是湿滑的泥土和碎石，根本没有落脚点。
我几乎是半悬空的状态，全靠手臂的力量控制着下降的速度。雨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泥水灌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几十米的距离，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终于，我落到了沟底。冰冷的洪水瞬间淹到我的大腿，巨大的冲击力让我差点站不稳。我咬着牙，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拨开水里的漂浮物，艰难地向林岚那块石头靠近。
水流太急了。每走一步，都像是顶着一堵墙。
等我靠近她时，她的脸色已经惨白，嘴唇发紫，半昏迷了。她的左腿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裤腿被划破了，鲜血混着泥水往下淌。
“醒醒！”我拍了拍她的脸。
她勉强睁开眼睛，眼神涣散，看到我，似乎愣了一下。
“别睡！”我大声说，“抓紧我！”
我把她从水里拖到石头上，让她靠着我。我迅速检查了一下她的伤势，是小腿骨折。幸好没有伤到动脉。我从随身的急救包里拿出两块夹板和绷带。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在部队时就习惯随身携带。
在湍急的洪水中，在随时可能被冲走的石头上，我用在战场上练了无数遍的手法，迅速地为她固定好了骨折的腿。我的动作又快又稳，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
她疼得闷哼了一声，但一直咬着牙没叫出来。
“还能走吗？”我问。
她摇摇头，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上游传来更加恐怖的轰鸣声。我知道，是第二波更大的洪峰，或者说，是泥石流要来了。这块石头马上就会被淹没。
我回头看了一眼我们下来的那个斜坡，已经不可能再爬上去了。对岸的人推过来一根木头，但太短了，根本够不着。
唯一的生路，在下游。下游大概五十米的地方，有一处岩壁，地势更高，如果能爬上去，就能活。但过去这五十米，就是和死神赛跑。
我没有犹豫，把绳子从腰上解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在她和我身上打了一个活索连结。
“抱紧我！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松手！”我对她吼道。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用尽最后的力气，双臂环住了我的脖子。
我背起她，深吸一口气，一头扎进了洪水里。
冰冷、浑浊的河水瞬间淹没了我们。
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能感觉到巨大的水流在撕扯我的身体。
我死死地护住背上的她，双脚在水下疯狂地蹬，寻找着可以借力的石头。
好几次，我被卷进漩涡，感觉肺里的空气都要被挤出来了。背上的重量像一座山，但我没有松手。我知道，我一松手，就是两条命。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脚终于踩到了一块坚实的岩石。我探出水面，猛地吸了一口满是泥腥味的空气。
我们到了那片岩壁下方。
我抬头看了一眼，岩壁湿滑，几乎没有可以攀爬的地方。但我看到了几条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藤蔓。
我把林岚固定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岩石凹陷处，对她说：“在这里等我，别动！”
然后，我像壁虎一样，贴着岩壁，开始向上攀爬。那些藤蔓滑不溜丢的，有好几次我都差点失手掉下去。但我最终还是爬了上去。
我把那根救命的绳子牢牢固定在岩壁顶端的一棵树上，然后滑下去，将林岚绑好，再一点一点地把她拉了上去。
当我们两个人都躺在安全地带时，第二波洪峰带着巨石和断木，雷霆万钧地从我们刚才栖身的那块石头上碾了过去。那块大石头，像一块饼干一样，被瞬间冲得无影无踪。
我躺在泥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雨还在下，但已经小了很多。
林岚躺在我身边，已经彻底昏了过去。
我背着她，在山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天黑之前，回到了林场。
当我浑身是泥，背着一个人出现在场部大院时，所有人都惊呆了。
老王第一个冲了过来，看到我背上的林岚，脸都白了：“天哪！林工程师！这……这……”
“腿断了。”我言简意赅地说，“叫车，送县医院。”
我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锣。说完这句话，我再也撑不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成了我转业后最激烈的一天。
林岚被连夜送到了县医院，诊断是小腿粉碎性骨折，还有严重的肺部感染。幸好送得及时，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我在林场卫生所躺了两天，浑身都是刮伤和瘀青，也发了高烧。老王和赵大嘴他们轮流来看我，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赵大嘴不再叫我“张副连长”了，他给我端来一碗鸡蛋面，说话都结巴了：“劲松……哥，你……你真是条汉子！那天，我们在对岸看着，腿都软了。你……你简直不是人，是神仙！”
我没什么力气，对他摆摆手，让他把面放下。
老王来看我的时候，一个劲地搓着手，又是后怕又是庆幸：“劲松啊，这次多亏了你。真的，多亏了你。不然，这事要是捅到省里去，我这个场长也别想干了。”
我说：“我是侦察兵，救人是本能。”
第3天， 勘测队的老工程师带着人来感谢我。他们给我送来一个大红包，厚厚的一沓，少说也有几千块。在九八年，这笔钱够一个普通工人干一年了。
我没要。
我说：“人没事就行。”
他们坚持要给，我把红包推了回去，话说得很硬：“我救她，不是为了钱。你们拿回去。”
他们没办法，只好又把钱拿走了。
这件事之后，我在林场的地位变得很微妙。没人再拿我开玩笑了，看我的眼神里，都带着一种敬畏。他们觉得我“一根筋”，“有本事”，但还是“不好接近”。
我不在乎。烧退了之后，我又开始每天巡山，检查树木，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一个星期后，林岚出院了。不是回林场，是直接被家人接走了。她走之前，托老工程师给我带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奋不顾身，舍己救人”。
锦旗被老王敲锣打鼓地挂在了场部最显眼的墙上。我去看了一眼，红色的绸缎，金色的字，有点晃眼。
又过了一个星期，那面锦旗上已经落了薄薄的一层灰。那场暴雨和山洪，好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
林场的生活，又变得像那台老掉牙的拖拉机，每天“突突突”地响着，缓慢，但有规律。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很，把地上的土都晒成了白花花的盐末。我刚跟几个工人把一棵倒伏的松树锯成几段，浑身是汗，连头发丝里都渗着松油的味道。
我们正准备收工，回宿舍冲个凉水澡。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车从场部外面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开了进来。
不是林场那辆破旧的北京吉普，也不是县里领导下来检查时坐的桑塔纳。
那是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
车身擦得锃亮，在灰扑扑的林场大院里，像一颗掉进米糠里的黑珍珠，扎眼得很。车开得很慢，底盘很低，小心翼翼地避着地上的坑。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伸着脖子看。
赵大嘴用手肘捅了捅我，压低声音说：“我操，红旗！这得是多大的官才能坐？”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那辆车。
车在场部那栋掉漆的二层小楼前停稳了。驾驶座上下来一个穿着制服的司机，快步跑到后排，拉开了车门。
从车里下来一个男人。
四十多岁的样子，身材不胖不瘦，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色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裤线笔直。他脚上一双黑色的皮鞋，踩在林场的泥地上，显得格格不入。
他一下车，整个林场大院好像都安静了。他身上有种气场，不凶，但很有压力。
场长老王连滚带爬地从办公室里跑出来，脸上堆满了笑，一路小跑地迎上去，腰都快弯成了九十度。
“领导，领导！欢迎欢迎！您看这大老远的，过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好准备准备……”
那个男人没有理会老王的热情，甚至没有跟他握手。他只是环顾了一下这个破败的大院，目光扫过那些生了锈的器械和我们这些满身汗臭的工人。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老王身上。
“我们找张劲松同志。”他的声音很平静，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
老王愣了一下，赶紧回头，对着人群喊：“张劲松！张劲松！快过来！省里领导找你！”
我放下手里的油锯，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油污，走了过去。
我站在那个男人面前。他比我高半个头，正上下打量着我。他的眼神很锐利，像是在评估什么东西，让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新兵入伍体检的时候。
周围的工人都围了过来，但不敢靠得太近，远远地看着。赵大嘴的嘴巴张着，都能塞进去一个鸡蛋。
空气里只有夏蝉不知疲倦的叫声。
男人打量了我足足有半分钟，然后才开口，确认一样地问道：“半个月前，是你从二道沟的山洪里，救了林岚工程师吧？”
我点了点头。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那种公事公办的样子。他盯着我的眼睛，像是要看穿我的脑子在想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陈述事实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一字一句地问我：
“你可知，她的父亲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