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下令枪毙杨成效，为民除害

1969年7月23日破晓，太原西缆厂宿舍楼下还残留着昨夜喧闹的烟味，电话铃声却已经急促敲响。“把所有机关干部集合，谢司令要见！”值班军官只扔下这一句话便匆匆跑开，空气里顿时弥漫出不安。没人知道，几个小时后，一场直接左右山西命运的行动将被按下启动键。

回头看，这一切的伏笔至少埋下了七年。1962年，46岁的谢振华奉调进驻第六十九军，职务写着副军长，实权等同主帅。全军大比武、天津抗洪、邢台抗震，他只拿一个字立身——练。部队被反复摔打，枪膛发蓝，刺刀泛寒，那股劲儿后来成为平息山西混乱的重要砝码。

1967年1月，北京一道命令把六十九军推上了更复杂的舞台——支左进驻太原。山西原有的二十一军调至陕西，留下的空白由谢振华迅速填补。短短数周，他把军区、高炮旅、空八军和几个野战师捏成一张铺开的网，只为一个目标：止乱。

当地派系林立，矛盾远比河北激烈。省里两大群众组织常以机枪对峙，连太原夜空都被曳光弹染成红色。有人劝谢振华“扶一派压一派”以求快捷，他摇头：“中央没让我当药引子，命令是端平这碗水。”于是，下午还在谈判桌上握手的双方，晚上若敢武斗，必被他调来的坦克炮声震住。外界评价他“强硬且绝不乱表态”，这既是作风，也是护身符。

困局真正恶化在1969年初。前副省长和山西军区政委联合一个名叫杨成效的工人头目，强夺了省城大权。杨成效出身伪满警察家庭，少年混迹街头，因盗窃被判劳改三年。时代风浪起时，他贴着“造反有理”四字迅速攀升，大字报漫天，他一句“山西越乱越好”传遍矿区、车站和高校，枪支、炸药在各地流窜。

谢振华开始是劝说。1968年2月，他亲赴长治机场，布下重机枪，迫使晋东南两派交出火炮。那一次谈判成功，却让他看清：若不斩断幕后黑手，山西永无宁日。

中央随后发出《七二三布告》，第六项写得干脆：对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依法惩处。这成为谢振华手中的尚方宝剑。同月，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继而接任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兼省军区司令，多重身份叠在一身，等于把山西的军政大权暂时集中到一个指挥点。

他先用舆论。运输机低飞，向各县城撒下成捆布告：“交枪、罢斗、回厂”。限期一到仍顽抗者，停发工资、调离岗位，办法简单却见效。有意思的是，不少工人把领到的布告贴在家门口，当作“护身符”，生怕被视为武斗余党。

与此同时，情报科把杨成效的案卷摆在谢振华桌上。迫害老干部致死、纵火抢粮、强占电台、试图外逃投敌，四条大罪条条带血。谢振华问调查员：“证据能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对方立正回答：“全部有材料、有证人。”他点头：“那就照法条办。”

7月30日深夜，太原东山砖厂仓库灯火通明。六十九军特勤分队包围现场，枪声只响了三秒，杨成效被擒。押解途中，他仍嚷着“活着就干，死了就算”。押送士兵冷冷一句：“这回算你说准了。”一语成谶。

公审安排在8月10日，地点五一广场。近十万群众涌入，情绪激烈却没失控。检察员宣读判决书时，谢振华站在台阶后，脸色沉静。判决结果：死刑，立即执行。三天后，南郊刑场枪声落定，曾猖狂一时的“总指挥”尸身覆土，山西多年的恐惧情绪仿佛随枪声散去。

值得一提的是，谢振华并没让胜利变成果断镇压的借口。他命令部队继续收缴武器，对非主谋的一线群众开设政策学习班，发饭票、供床铺，严禁殴骂羞辱。有人感慨：“这是杀一人，救十万人。”山西工矿线很快复工复产，铁路恢复正点率，用实际数字说明局势正极速回稳。

年底，中央工作组对山西“七二三布告”执行情况作了评估：武斗率由最高时每周百余起降至个位数，工业总产值半年内回升四成。结论是“措施有力，手段果敢”。背后推手，正是那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副军区司令。

1970年春，谢振华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之后又出任昆明军区政委。虽然岗位更迭，山西干部至今仍记得他临行前的嘱托：“人心安，山西安；枪声停，生产起。”这句话后来被抄在革委会会议室的黑板上，一写就是多年。

谢振华2011年8月3日病逝，享年九十五岁。生前，他很少谈起山西往事，只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轻描淡写：“那一年，中央给了原则，我只是照章办事。”知情者都明白，若非他那份不含杂质的军人执拗，山西或许要为动荡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枪声早已远去，但档案馆里的卷宗、矿井口的纪念碑、太原南郊那块静默的荒地，共同提醒后人：法纪若失守，暴力就会腾空；而当法纪重新竖起，乱象也终会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