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一大代表，37岁被人密谋杀害，若能活到建国后地位不一般

1952年初冬的北京，天空飘着碎雪。中央人民政府礼堂里，一张烈士追认证书递到一位老人手中，落款是“毛泽东”。证书的主人叫李汉俊，去世整整二十五年，人却早已化作青史上一串沉甸甸的脚印。

把时间拨回到1895年12月，湖北潜江一个读书人为抵御外侮忙于写稿的夜晚，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族中长辈给他取名“李书诰”，寄望他掌书卷、明道义。青年时代，他又给自己改字“攀笙”，后来干脆用笔名“李汉俊”，这三个名字见证了他从寒门学子到革命先驱的转变。

14岁那年，清廷最后一批官费留学生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带着从未出过远门的忐忑，他登上东去的轮船。横滨港微冷的海风里，他第一次在课堂接触到“土木工程学”。不过，更让他着迷的却是外文书店里那本红色封皮的《共产党宣言》，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让他夜不能寐。

有意思的是，1915年前后，日本高校刮起社会主义思潮，李汉俊常与同学讨论“唯物史观”。一位日本教授看他言语犀利，忍不住点评：“君は学者になるか戦士になるか。”他笑答：“二者兼而有之。”这段小插曲后来被同学写进回忆录，足见其锋芒。

1918年春，他学成回国，没有去谋工程师的优渥职位，而是连夜投入出版译著。三年内，《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译本陆续面世，上海书局印量屡创新高。那时只要翻阅进步报刊，都能见到“李汉俊译”五个小字，圈内人调侃他是“马列学的活广告”。

1920年8月，上海老渔阳里的一间石库门里灯火通明。陈独秀、李达等人推开门，李汉俊举着刚打印出的《共产党章程》的封面，“这就是咱们自己的纲领。”文字简洁，却首次系统写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草拟过程中，为了斟酌“党”与“社”的区别，他与伙伴们连熬三夜，连咖啡都兑成了温开水。

到了1921年7月，筹备全国代表会议迫在眉睫。李汉俊给长沙、北京、济南、武汉等地的联系人发电报，只写一句代码：“莺啼柳密，速来沪上。”不少同志踏夜赶来，才知道这是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暗号。七月下旬，一道意外插曲袭来——法租界巡捕突查会址。懂法语的李汉俊迎上去，笑着同巡捕闲谈最新股市行情，几分钟后便把对方送下楼梯，楼上紧绷的气氛顷刻化解。

南湖红船会议结束，他依旧忙到深夜整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谁也没料到，刚刚写下“革命形势正稳步发展”一句，纸张才干，他和陈独秀就在发展道路与组织策略上分歧渐显。李汉俊主张加强农民运动，陈独秀更看重城市工人。争论无果，1923年夏，他辞去上海职务，转赴武昌。

武昌六年，他像“播火者”般跑遍汉口纱厂、江汉平原乡村学堂。1925年省立一中演讲，他拍案：“要救国就得先救自己阶级！”学生掌声雷动。遗憾的是，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出现裂痕，他几乎预感到暴风雨将至，却依旧四处联络工会，坚持公开身份。

1927年4月12日清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雨腥风迅速席卷武汉。李汉俊明知危险仍留守。5月7日拂晓，特务破门而入，冷枪顶在他背上。邻居曾听见他沉声一句：“走吧，革命者不怕死。”这成了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次日，他被押至汉口警备司令部，秘密处决，年仅37岁。尸骨无存，生死消息辗转一年才被同志证实。那年秋天，武昌街头的一场追悼会上，董必武强忍悲痛，朗诵了李汉俊当年写下的“牺牲二字，在我等字典从无恐惧”的语句，许多青年听完热泪盈眶。

假如命运没有在1927年给他按下“终止键”，以他的理论造诣与组织经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必有重任。且看曾与他并肩的董必武、李立三、陈潭秋，建国后皆位列党和国家重要岗位。李汉俊若在，年届六旬的他无疑会被请回北京，参与新政权的理论建构，甚至可能站在1949年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留给后人的，是百余篇理论文章、数十封往来信札，以及卷宗里那一行冷峻的记载——“1927年10月，因从事共产党活动，被秘密枪决”。短短三十三字，压缩了热血、孤独与理想，却也让后辈读懂了什么叫“以生命作序，为信仰作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