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柱回忆：在西藏与阴法唐结婚后，“蜜月期”跟着两个警卫员

1952年4月的一场急雨，把雅鲁藏布江谷地的夜色搅得一团漆黑。洪水涨到膝头时，怀着五个月身孕的李国柱被两位战友一左一右拖着往高处撤，她紧张得能听见自己心跳。这一幕后来常被她用来做比喻——高原上的婚姻，没有一件事是“按部就班”。

时间倒回两年前。1950年夏天，李国柱刚满二十三岁，重庆合川12军军政大学毕业。那时，西南各省刚解放，18军正准备进藏，需要大批政治工作干部。消息贴出来，她想都没想便报了名，成为12军选派的百名赴藏女兵之一。列车从山城驶向成都，车厢里鼓声不断，有兴奋也有忐忑。有人问她怕不怕缺氧，她笑着说：“走一步看一步。”

到拉萨还早，部队先在四川甘孜集中整训。7月上旬，18军52师政治部康藏工作队成立，李国柱被分到战勤小组，负责调拨粮秣、抄写标语。昌都战役于同年10月17日打响，她跟随运输分队跋涉四十多天，把最后一车小米送到前线时，枪声已停。胜利的电报贴在帐篷口，字迹因雨水糊开，但“昌都守军全歼”几个大字依稀可辨。

1951年初冬，52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刘月亮找她谈话：“个人问题要趁早考虑。”紧接着，便介绍了师里副政委阴法唐。阴法唐当时三十一岁，河南人，参加革命已十多年，身量不高，却声音洪亮。第一次见面，他握着搪瓷杯，用慢吞吞的语气问：“能不能给我说说康巴群众的想法？”一个问题聊了整整半晚。李国柱走出营房时，耳边还是阴法唐那句收尾：“部队得先学会尊重他们。”

第二天传出的闲话让双方都哭笑不得——有人拿小本记下：她比他矮六厘米，都是中级干部，年龄差八岁，条件挺“合拍”。李国柱当即立下两条：西藏完全解放前不谈婚事，自己入党后再考虑登记。阴法唐爽快答应：“没问题，我等得起。”谁知1952年5月整编命令下来，52师撤销，干部大批转业地方。组织派人提醒：“确定恋爱关系的，抓紧报备，方便统筹调配。”情势逼得两人只好把计划往前挪。

一顶军用帐篷就是婚房，面积四平方米。木箱拼成床，中间垫着一床单人被，窗户用油布遮风。登记那天没有礼服，李国柱把旧军帽的红五星拆下来，别在衣兜留作纪念。婚后第三天，阴法唐接到任务——赶赴江孜接管地方政权。途径年楚河谷，全程两百多公里，没有公路，只能步行。组织派了两名警卫员，嘱咐必须贴身保护。于是，所谓“蜜月”，成了四人行。

可别小看那段行军。白天走到牧民帐篷，就地借宿；夜里躺在露台，看银河一点点移动。某晚，警卫员汪友林悄声抱怨：“连翻身都得先打报告。”阴法唐憋不住笑，拍拍他肩：“小子，首长也是新郎官，总得给点面子。”李国柱咬着嘴唇，整张脸因高原风晒得通红。一个月后，队伍抵达江孜，她在日记里写下十六个字：雪山做证，三餐艰苦，两心不移，此行难忘。

紧接着就是连串考验。1953年初，她临产前仍骑马参加乡长会议，胎动频繁，险些早产。孩子出生十个月便出现青紫，军医判断系高原性心脏病，必须送内地。李国柱刚坐完月子，身子虚得站不直，只能托带任务回内地的干部把婴儿一起带走。她蹲在营院门口目送汽车，直到尘土落定才转身。那天，阴法唐拍着她后背，低声说：“任务得干，孩子保住，就算值当。”

1954年盛夏，江孜突遇山洪。怀孕八个月的她被水冲得踉跄，多亏木玉亭夫妇一左一右拖着渡过激流。那段经历，李国柱后来提起仍觉寒意：“水到胸口，冰得像刀割。”第二个孩子还是没能逃过心脏病，十个月大便被送往成都，路径颠簸一个多月，她跟着车队再度南下。孩子病情稳定后，她三天内坐火车、转汽车、换牦牛，又返回西藏。谈到缘由，她只说：“缺人手，脱不开身。”

1955年，北京调来二十多位幼师，在成都筹建保育院，专收西藏系统干部子女。阴法唐夫妇的三个孩子相继入托。第一次探视，孩子们围着李国柱却喊不出“妈妈”，老师怕场面尴尬，拿糖果哄着。夜深，李国柱独自坐在宿舍床沿，眼泪止不住往下掉。第二天清早，她把眼圈抹干，照常赶回单位。战友劝她：“心软顶什么用？工程图纸堆着呢。”她笑，半真半假：“图纸不会哭，总得先弄完。”

随着中央支援力度加大，公路、医院、学校陆续建起来。60年代初，夫妇俩奉调回成都工作，后来又分赴不同岗位。几十年内，阴法唐参加起草西藏民族干部培养方案，李国柱负责妇幼保健、卫生统计，两人聚少离多。1978年，二人同被评为“援藏老干部”，表彰大会后补拍了结婚照，灰布军装仍旧笔挺，却终于不用借帐篷当背景。

有人问李国柱，最难忘的是哪一年？她端着茶杯，想了很久：“难忘的事多得很。假如当年不去西藏，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什么叫缺氧，什么叫责任，也不会知道把孩子交给组织究竟有多心疼。”说到这儿，她轻轻晃茶汤，茶叶起伏，像1952年那段崎岖山路，晃而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