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证上的名字与药盒里的白色药片：一个退休女人的经济独立战争

领证那天晚上，五十二岁的李秀芬和五十五岁的赵建国在家对面的小餐馆吃了顿饭。三个菜，一瓶啤酒，简简单单。赵建国红着脸说：“秀芬，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不分你我。”李秀芬笑着点头，觉得夕阳恋就该这样，相互作伴，简简单单。

那时她刚退休半年，前夫病逝三年，女儿林琳在外地工作。赵建国是社区活动中心认识的，国企退休职工，妻子早年跟人跑了，独自把女儿赵晓敏拉扯大。两人都是实在人，觉得条件相当，便走到了一起。

婚前，李秀芬提出做财产公证，赵建国大手一挥：“都这岁数了，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搭伙过日子，互相照应。”

李秀芬被这句话打动了。她把市中心那套两居室卖了，加上存款，在近郊换了个宽敞的三居室，房产证上写了两个人的名字。赵建国出了十五万装修款，这几乎是他全部积蓄。

起初的日子确实温馨。早晨一起逛菜市场，下午结伴散步，晚上看电视聊天。李秀芬每月退休金六千，赵建国四千五，加起来在小城算得上宽裕。

矛盾是从赵晓敏第一次开口要钱开始的。

那是个周日下午，赵建国的手机响了。李秀芬在阳台浇花，隐约听见电话那头带着哭腔的声音。赵建国压低声音说了很久，最后说：“爸这就给你转。”

挂了电话，他神色有些不自然：“晓敏手头紧，我给她转两千应应急。”

李秀芬没在意：“应该的，孩子有困难。”

她没想到，这个“应应急”成了每月固定项目。赵晓敏三十五岁，两年前离婚后工作一直不稳定，美容院干过，房产中介干过，最近在朋友圈卖面膜。每次要钱的理由五花八门——交房租、孩子补习费、进货需要本金、甚至有一次是“心情不好想出去旅游散散心”。

起初是两千，后来变成三千、五千。有个月赵晓敏说要报个“微商总裁班”，张口要两万。赵建国卡里没钱，试探着问李秀芬：“秀芬，你看...能不能先借晓敏点？她保证三个月还。”

李秀芬当时正在算账。她自己的女儿林琳，二十七岁，在上海做程序员，月薪两万五，每月雷打不动给她转一千，逢年过节还寄礼物。上周她生日，林琳寄来一条两千多的羊绒围巾，卡片上写着：“妈妈要对自己好一点。”

“建国，晓敏这样不是办法。”李秀芬放下计算器，“三十五岁的人了，该学着自立了。”

赵建国的脸沉下来：“她这不是遇到困难了吗？我是她爸，能不管吗？”

“管也要有个限度。咱们退休金就这么多，月月给她，咱们老了怎么办？”

“你就知道钱！”赵建国突然提高声音，“林琳挣得多，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晓敏命苦，离婚带孩子，我不帮她谁帮她？”

这是他们第一次为钱争吵。最后李秀芬还是从自己卡里转了两万给赵晓敏，因为赵建国说：“你要是不借，我就去借高利贷。”

那晚，李秀芬失眠了。她想起婚前赵建国那句“不分你我”，现在想来，不分你我的是他的困难，而“我的”却成了“我们的”。

更让她心寒的是两个月后。赵晓敏说要带孩子来看爷爷，大包小包进门，亲热地喊“李阿姨”，却空着手——连个水果都没买。吃饭时，赵晓敏说起最近生意不好做，赵建国立刻说：“爸再给你拿点。”

“爸，还是你最好。”赵晓敏撒娇道，“哪像有些人，生怕我花了她钱似的。”说这话时，她瞟了李秀芬一眼。

李秀芬放下筷子，胃里一阵翻腾。

那之后，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每次李秀芬提出要节制给赵晓敏的钱，赵建国就说她“冷血”、“没把晓敏当自己人”。有一次吵得凶了，李秀芬脱口而出：“要不咱们经济分开吧，各管各的！”

赵建国愣住了，随即冷笑：“李秀芬，你这是要跟我划清界限？行啊，那离婚！反正房产证上有我名字，房子卖了分钱！”

李秀芬如遭雷击。她这才意识到，当初那句“不分你我”的承诺，如今成了悬在头顶的刀——只要她想分开经济，就是“要离婚”，就是“说话不算话”。

她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白天精神恍惚。有次炒菜忘了关火，锅烧穿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重度抑郁，开了帕罗西汀。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赵建国看着诊断书，语气缓和了些，“咱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晓敏那边我少给点就是了。”

可承诺只维持了一个月。第三十二天，赵晓敏发来孩子的医院缴费单，赵建国又转去五千。

那天晚上，李秀芬坐在漆黑的客厅里，看着手里那盒帕罗西汀。白色的药片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她想起女儿林琳昨天打来的电话：“妈，你声音不对，是不是生病了？”

她没敢说抑郁的事，只说睡眠不好。

“妈，你要为自己活。”林琳说，“如果过得不开心，就换个活法。我永远支持你。”

李秀芬握着手机哭了很久。凌晨三点，她敲开赵建国的房门。他睡眼惺忪：“怎么了？”

“建国，我们谈谈。”

这次她没有吵，没有闹，只是平静地说了自己的感受。说到每月看着自己的积蓄一点点流向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说到每次看到赵晓敏理所应当的表情，说到那种被绑架的窒息感。最后她说：“我不是不让你帮女儿，但我不能把我的一辈子都搭进去。我才五十二岁，还想多活几年。”

赵建国沉默地听着，第一次没有打断。

“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帮晓敏，我们就分开经济。”李秀芬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如果你觉得这是要离婚，那就离。房子卖了，该分你多少分多少。我用我的那份去租个小房子，够了。”

赵建国震惊地看着她。这是四年来，她第一次如此平静地谈离婚。

“你...你说真的？”

“真的。”李秀芬举起那盒帕罗西汀，“医生说我再这样下去，药量要加倍。建国，我不是威胁你，我是真的撑不住了。”

长久的沉默。窗外传来早班公交车的声音，天快亮了。

“怎么分？”赵建国终于问。

“生活开销一人一半。你要给晓敏多少钱，你自己决定，但不要动我们共同的生活费。你退休金不够，就去打零工，我不干涉。”李秀芬顿了顿，“但我不会再出一分钱给晓敏，这是我的底线。”

赵建国点了支烟，抽了很久。“行。”

这个“行”字轻飘飘的，却让李秀芬如释重负。

实施起来比想象中顺利。他们开了个共同账户，每月各存两千，用于水电燃气和日常买菜。其余钱各自保管。赵建国负责买菜做饭，李秀芬负责生活用品和日耗品。

第一个月，赵建国给了赵晓敏三千。第二个月，两千。第三个月，赵晓敏又要两万，赵建国说：“爸现在钱分开了，没那么多。”

电话那头传来尖锐的声音：“是不是李阿姨逼你的？我就知道她容不下我！”

赵建国看了李秀芬一眼，她正在阳台浇花，神色平静。

“晓敏，爸爸退休金就四千五，还要出一半生活费。你要真想好，就找个稳定工作。”赵建国说完挂了电话，手有些抖——这是第一次拒绝女儿。

李秀芬递给他一杯茶：“慢慢来。”

奇妙的是，经济分开后，他们的关系反而缓和了。不再为钱争吵，不再互相指责。赵建国做饭时，李秀芬会帮忙打下手；晚饭后一起散步，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像是回到了刚结婚时的样子，但又不同——那时是糊涂的热闹，现在是清醒的平静。

三个月后，赵建国找到一份小区门卫的兼职，每月多挣一千八。他得意地告诉李秀芬：“晓敏上个月只要了一千，说找到个超市收银的工作。”

李秀芬笑笑：“挺好。”

又过了半年，赵晓敏突然上门，拎了一箱牛奶。饭桌上，她支支吾吾说想借钱开个小卖部，赵建国还没说话，李秀芬温和但坚定地说：“晓敏，阿姨支持你创业，但我们有约定，经济分开。你爸要是愿意帮你，得用他自己的钱。”

赵晓敏脸色变了变，终究没再说什么。

那晚收拾碗筷时，赵建国突然说：“秀芬，你说得对。我以前总觉得帮晓敏是天经地义，结果把她惯坏了。这半年她反而踏实多了。”

李秀芬正在擦桌子，手顿了顿。

“其实...”赵建国挠挠头，“早知道早点分开经济了，咱们也不用吵那两年。”

李秀芬笑了，眼圈有点红。

如今，他们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睡在相邻的卧室。经济上清清楚楚，情感上反而有了呼吸的空间。赵建国还是会偷偷给女儿塞钱，但学会了量力而行；李秀芬依然会给林琳寄家乡特产，但不再有那种补偿心理——因为她的钱，终于真正是她的了。

周末的早晨，阳光洒进厨房。赵建国在煎蛋，李秀芬在煮咖啡。收音机里放着老歌，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秀芬，”赵建国突然说，“下个月你生日，我想给你买个礼物。用我自己的钱。”

李秀芬转过头，看见这个五十七岁的男人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她笑了：“好啊。”

咖啡香气弥漫开来，混着煎蛋的油香。窗外的桂花开了，香气丝丝缕缕飘进来。李秀芬深吸一口气，忽然觉得，中年人的爱情也许就是这样——不是不分你我的糊涂账，而是分清你我后，依然愿意并肩站在一起的清醒选择。

那盒帕罗西汀已经三个月没打开了。医生上次复诊时说：“状态不错，可以减量了。”

李秀芬想，也许真正治愈她的不是药，而是那份终于说出口的“不”，和终于守住了的“我”。五十二岁，还不算太晚，她还能学会如何爱自己，以及在爱自己之余，如何与另一个人相安无事地共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