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8月15日,50岁的王振被愤怒的明军将领樊忠揪落马下,一柄铁锤带着"吾为天下诛此贼"的怒吼,砸碎了他的头颅。
曾权倾朝野、操纵明朱祁镇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最终死在自己一手酿成的惨败中。而他身后,是数十万明军将士的尸骸、被俘虏的皇帝,以及一个濒临崩塌的大明王朝。
那么,王振是谁?樊忠为何要杀他?他死后,大明朝又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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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门卫
1424年,来自山西蔚州的中年儒生,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疯狂决定,自阉入宫。他就是王振。
与多数因贫困入宫的阉宦不同,王振早年读过书、考过秀才,甚至在当地做过私塾先生。虽未考取功名,却也算得上半个文人。
他选择自阉,并非走投无路,而是察觉到了永乐、洪熙年间"宦官参政"的风向。
朱棣靠靖难之役夺权时,宦官曾提供关键情报;朱高炽登基后,虽限制宦官权力,却未彻底禁绝,这让王振看到了底层文人难以企及的上升通道。
入宫之初,王振并未立即获得重用。
永乐年间,宦官体系已颇具规模,司礼监、御马监等机构人才济济,他只能从最底层的"净身监洒扫"做起,每日负责打扫宫殿卫生、传递杂物。
但王振凭借儒生出身的优势,很快在一众目不识丁的阉宦中脱颖而出。他能读写、懂礼仪,甚至能为其他宦官讲解《大明律》中的条文。
王振的"文化优势",被负责教导朱祁镇的宦官发现,就举荐他进入"东宫伴读"行列,负责照料朱祁镇的起居。
而年幼的朱祁镇也对朝夕相伴的王振产生了强烈的依赖。王振不仅会讲故事、教识字,还总能揣摩他的心思,满足他的各种小需求。
相比严厉的太傅、刻板的朝臣,王振更像一个"贴心的玩伴"。
朱瞻基病逝后,朱祁镇登基为帝,王振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被擢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协助皇帝批阅奏章。
此时的王振,虽手握一定权力,却深知"主少国疑"的局势下,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组成的辅政团队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他选择收敛锋芒,摆出一副"恭谨谦逊"的姿态。
每次奏事都先请示张太皇太后,对三杨更是毕恭毕敬。甚至在朱祁镇贪玩时,故意"劝谏",营造出"忠直宦官"的形象。
有一次,朱祁镇想在宫中举办宴乐,王振以"国丧未过、百姓困苦"为由劝阻,引得张太皇太后连连称赞"王振懂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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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揽大权
1442年,张太皇太后病逝,辅政团队中的"三杨"也逐渐淡出朝堂。杨荣已去世,杨士奇因儿子犯罪被牵连,威信大减,杨溥虽在任却年老体衰。
束缚王振的"枷锁"彻底消失。
王振掌权的第一步,是清除朝堂中的"反对者"。他利用朱祁镇对自己的信任,以"结党营私"为由,将率先弹劾他的御史李铎贬为云南驿丞;又借"考核官员"之机,将与三杨关系密切的户部尚书刘中敷、刑部尚书魏源等人革职。
对于顺从自己的官员,他则大肆提拔。
工部侍郎王佑因对他阿谀奉承,甚至自称为"义子",被破格提拔为工部尚书;宦官曹吉祥、石亨因依附他,也获得了掌管京营的权力。
短短两年间,朝堂之上已无人敢公开反对王振,他的府邸前车马盈门,官员们为求升迁,纷纷送上金银珠宝,时人称之为"王振门庭,堪比朝堂"。
第二步,是掌控"批红权",架空皇帝。
明朝初期,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但到明宣宗时,为减轻批阅奏章的负担,设立"司礼监掌印太监"与"秉笔太监",允许宦官代为批阅奏章。
王振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后,利用朱祁镇年幼、贪玩的特点,逐渐将"批红权"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
他常常将重要奏章带回府邸,与亲信商议后直接批答,再交给朱祁镇"御览",而朱祁镇往往只看一眼就签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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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是培植宦官势力,渗透军政各领域。
王振不仅在司礼监安插亲信,还将自己的徒子徒孙派往各地。镇守大同、宣府等边防重镇的宦官,多是他的亲信;负责监察地方的"巡按御史"中,也有不少人依附于他;甚至连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也被他的势力渗透,成为他打压异己的工具。
有一次,翰林院侍讲刘球因上疏反对王振专权,被王振指使锦衣卫逮捕入狱,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家属连尸首都无法寻回。
此时的王振,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他的府邸比皇宫还要奢华,家中积累的财富远超国库。据《明实录》记载,王振被抄家时,查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余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财富之巨,令人咋舌。
而且,朱祁镇对他的信任,也到了病态的程度,甚至称呼他为"王先生",将朝政完全托付于他,自己则沉迷于玩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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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川之役
王振掌权后,为彰显自己的"功绩",不顾明朝国力与边防实际,强行发动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麓川之役。
麓川是明朝西南边境的一个土司政权。当时,麓川土司思任发因不满明朝的统治,起兵叛乱,攻占了云南西南部的部分地区。
对于叛乱,朝堂内起初有两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