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53年的北京，初春的寒意尚未褪去，中南海菊香书屋内却灯火通明。
这一年，作为上海市公安局首任局长的许建国奉命进京汇报工作。他满怀心事，行囊中装的是关于大上海严峻治安形势的绝密卷宗，脑海里盘旋的是肃反工作的雷霆手段，时刻准备着接受中央最严厉的质询。
当他走进那间熟悉的书屋，迎接他的并非严肃的政务指令，而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私房话”。
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中，毛主席卸下了领袖的威严，露出了一位老战友、甚至是一位普通人的温情与无奈。
临别之际，主席特意拿出一包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私人物品”，郑重地交到许建国手中，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个人要拜托你一件事。”
这句话，重若千钧。
01
1953年的早春，北京城尚未完全褪去冬日的凛冽。西伯利亚的寒流裹挟着细沙，穿过古老的城墙，扑打在长安街两侧新植的白杨树干上。
怀仁堂外的广场上，停着几辆黑色的苏制吉斯轿车和美式缴获的吉普，车身上的浮尘被风卷起，又迅速落下。
许建国站在台阶下，紧了紧身上的呢子大衣。他是老红军出身，过草地时落下的风湿腿在这倒春寒里隐隐作痛。作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他此次进京，肩上的担子极重。
刚刚结束的政法工作会议上，关于“镇压反革命”后续肃清工作的讨论异常激烈。
上海作为曾经的“冒险家的乐园”，情况尤为复杂。潜伏的特务、帮会残余、旧官僚的社会关系，像一张盘根错节的网，死死罩在黄浦江上。
他手里提着一只磨损严重的牛皮公文包，里面装的是上海局连夜整理的《关于沪市户籍整顿与社会治安状况的绝密汇报》。这叠纸，重千钧。
“许局长。”
一声低沉的呼唤打断了他的思绪。
许建国转身，见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秘书，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面色严肃。
“叶主任请您过去一趟，有些情况要核实。”
许建国眼神微动。叶子龙是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这个时候找他，绝不是为了核实几个治安数据那么简单。他点了点头，没多问，抬手拍了拍袖口并未存在的灰尘，跟了上去。
穿过回廊，风声渐小。中南海内部的警卫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年轻的战士们手握钢枪，目不斜视，年轻的脸庞上满是肃杀之气。
许建国在心里迅速过了一遍上海最近的大案。是徐家汇那个电台案有纰漏？还是针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摸排出了乱子？作为长期在隐蔽战线和公安战线工作的“老刀把子”，他习惯了先从最坏处着想。
走进一间侧厅，暖意扑面而来。屋里生着炉子，水壶在炉盖上滋滋作响。
叶子龙正在整理文件，见许建国进来，放下手中的笔，指了指旁边的藤椅：“老许，坐。”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
“主席晚一点要见你。”叶子龙压低了声音，目光扫过许建国那个鼓囊囊的公文包，“单独接见。”
许建国正准备拿烟的手顿在半空，随即自然地收了回来，插进衣兜。
“是关于上海肃反的后续指示？”他试探着问了一句。
叶子龙摇了摇头，起身给许建国倒了一杯白开水，搪瓷杯碰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既是公事，也是私事。主席特意交代的，让你别紧张，但也别当成一般的汇报。”叶子龙话里有话，点到即止，“你在上海，有些情况比我们清楚。那个人的身体，最近怎么样？”
许建国心头猛地一跳。
不需要名字，他瞬间明白了“那个人”是谁。
在上海，有一个特殊的住户，档案级别极高，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公安局双重关注。她的名字在很多场合是禁忌，是历史的伤疤，也是领袖心头的一根刺。
贺子珍。
许建国的脑海中迅速浮现出临行前，市局政治保卫处呈送上来的简报：
“对象近期情绪波动较大，时常不仅夜间失眠，且有幻听症状。对组织安排的医疗方案抗拒，多次提及要进京……生活用度方面，虽按行政12级待遇供给，但因其不善理财，且常接济旧部子女，略显拮据……”
这些文字是冰冷的，但背后的现实却是滚烫且棘手的。
许建国端起水杯，借着喝水的动作掩饰眼神的波动。他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作为上海公安的一把手，他的职责是保卫城市安全，但对于贺子珍，他的任务更像是在走钢丝。
保护她，是政治任务。
“情况不太稳定。”许建国斟酌着词句，声音沉稳，“医生说是更年期综合症加上旧伤复发。你知道的，她那个人，脾气上来，九头牛拉不回来。上次陈毅市长去看她，都被她关在门外半小时。”
叶子龙叹了口气，目光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主席都知道。这些年，主席虽然没说，但心里是挂念的。这次你来，主席特意把时间空出来，就是想听听实话，那些写在纸上的报告，太硬，主席想听点有人味儿的。”
许建国沉默了。
他意识到，接下来的这场谈话，考验的不仅仅是他的党性，更是他的人性。在领袖和前妻之间，在国家法度和私人情感之间，他这个“局长”，必须找到一个极其精确的落脚点。
等待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
许建国坐在藤椅上，看着炉火明灭。他想起当年在井冈山，贺子珍双枪骑马的英姿；想起长征路上，她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得遍体鳞伤。
那时候的她，是何等的刚烈与骄傲。而如今，孤独地蛰居在上海一隅，被病痛和回忆折磨，这种落差，常人难以想象。
门帘被掀开，一股冷风灌入。
“许局长，主席醒了，请您过去。”警卫员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许建国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领，将那个装满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留在了侧厅。
既然是“私事”，带着公文包就不合适了。
他深吸一口气，迈步走入寒风中，向着那座在此刻显得格外深邃的菊香书屋走去。
02
菊香书屋内的光线有些昏黄。
窗帘遮住了大部分天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书墨香和烟草味的独特气息。书桌上堆叠着如同山峦般的文件和线装书，那是毛主席工作的常态。
许建国轻手轻脚地走进去，直到走到书桌前三步远的地方，才停下脚步，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主席。”
毛主席正靠在藤椅上，手里夹着半截香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似乎已经凝固。听到声音，他缓缓转过头，目光透过那副老花镜，落在许建国身上。
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疲惫中透着犀利，却又在认出许建国的瞬间，化为一种战友间的温和。
“建国来了啊。”毛主席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嘛，不要拘束。到了这里，就没有上下级，只有老战友。”
许建国依言坐下，只坐了半个屁股，腰杆挺得笔直。
毛主席笑了笑，将手中的烟蒂在烟灰缸里按灭，又重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并未急着点燃，而是在手指间轻轻摩挲着。
“上海的梧桐树，发芽了没有？”
这一问，问得突兀，却又极具深意。
许建国心中一动，立刻答道：“报告主席，淮海中路那边的梧桐刚冒了绿头。上海今年春来早，雨水多，长势不错。”
淮海中路，正是贺子珍在上海的居住区域附近。
毛主席微微颔首，眼神有些放空，似乎透过了这间书屋，看到了千里之外的江南烟雨。“雨水多好啊，雨水多，洗得干净街道，也让人清醒。只是……她的身体，怕潮。”
许建国立刻接话：“主席放心，市局后勤处的同志已经检查过了，房子做了防潮处理。陈毅市长也特批了一些无烟煤，供暖是有保障的。”
毛主席划燃火柴，火苗映照着他略显苍老的面容。他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缭绕中，他的神情变得有些落寞。
“建国啊，这次叫你来，不是为了听公事。”毛主席的声音低沉下来，他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我个人，要拜托你一件事。”
“主席请指示。”许建国下意识地想要站起来。
毛主席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这不是指示，这是请求。”
说着，毛主席转身，从书桌的一摞书底下，拿出一个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包裹不大，方方正正。
他把包裹推到许建国面前。
“这里面，有一斤蜂王浆，是苏联同志送的，对神经衰弱有好处，还有几盒葡萄糖。”毛主席顿了顿，手指在包裹上轻轻敲击了两下，“最底下，有八百块钱。”
八百块。
在1953年，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普通干部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元，这笔钱足以在上海维持一个家庭数年的体面生活。
许建国看着那个包裹，喉咙有些发紧。他知道主席的工资并不高，还要负担李敏、李讷那边的开销，甚至还要接济老家的亲戚。这八百块，恐怕是主席攒了很久的稿费。
“主席，这钱……”
“这是稿费。”毛主席打断了他，语气变得严肃，仿佛是在强调一个原则，“不是公款，每一分都是我自己写的字换来的。你要跟她说清楚，这不是组织的救济，是我个人的心意。”
许建国双手接过包裹，感觉沉甸甸的。
“她这个人，性子烈，自尊心强。”毛主席叹了口气，取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如果说是组织给的，她可能会觉得是被施舍，是我们在可怜她。但如果说是我给的……她或许会收，也或许会发脾气。这就需要你去把握了。”
说到这里，毛主席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盯着许建国：“建国，这件事有两个原则。第一，不能伤了她的心；第二，不能坏了党的规矩。”
许建国心中凛然。
这正是此事的棘手之处。
不能伤心，意味着要送得巧妙，要让她感受到关怀而非怜悯；不能坏规矩，意味着这笔钱不能走公账，不能作为行政拨款，甚至不能让人知道主席在私下“补贴”，以免造成不良影响，或者给别有用心之人留下话柄。
“主席，我明白了。”许建国郑重地把包裹放进怀里，贴身收好，“我会以战友探望的名义去，这笔钱，我会说是您让我转交的‘药费’和‘营养费’。如果她不收，我就说是借给她的，等她身体好了再还。”
毛主席听了，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借？她要是肯借，那就不是贺子珍了。不过，你办事粗中有细，我信得过。”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许建国。
“告诉她，要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不要总是想以前的事，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现在国家初定，百废待兴，大家都得往前看。”
许建国看着那个高大的背影，忽然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孤独。
“是，我一定带到。”
许建国起身，再次敬礼。
“去吧。”毛主席没有回头，只是挥了挥手，“路上小心。上海那边，特务还不少，你这个公安局长，要注意安全。”
许建国退出了菊香书屋。
屋外的风依旧很大，吹得人脸生疼。许建国紧紧捂住胸口那个温热的包裹，仿佛捂着一颗跳动的心。
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包裹，更是一道无形的考题。他必须在上海那个复杂的环境下，把这份私情处理得干干净净，既要让主席放心，又要让贺子珍安心，还要让组织放心。
这比抓一百个特务还要难。
回到招待所，许建国没有立刻休息。他打开台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开始在上面画起了草图。他在构思一个方案，一个能在上海市公安局严密的财务和安保制度下，为这笔“私房钱”开辟出一条隐秘通道的方案。
“不能入账，但要留痕。”
他在纸上写下这八个字，然后划掉，点燃火柴烧成了灰烬。
03
上海的梅雨季提前到了。
绵密的雨丝像一张灰色的网，笼罩着泰安路。这是一片幽静的街区，梧桐树叶被雨水打得油亮，偶尔有几辆三轮车匆匆驶过，溅起一片泥水。
许建国并没有坐局里的配车，而是换了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甚至连司机都没带，自己开着车停在了一栋法式小洋楼的后门。
这里是贺子珍的寓所。
为了安全起见，市公安局在这里布置了暗哨，甚至连门口那个修鞋的皮匠，都是政治保卫处的侦察员扮的。
许建国下车，压低帽檐，快步走到门口。守门的警卫刚要敬礼，被许建国一个眼神制止了。
“她今天怎么样？”许建国低声问。
警卫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脸上带着几分惊惶，指了指楼上：“局长，您可来了。今天一早就不对劲，早饭一口没吃，刚才还把医生开的药全倒进了马桶，说那是有毒的。”
许建国眉头紧锁。贺子珍的病情具有周期性，一旦发作，极度敏感多疑。这时候来送东西，无异于火上浇油。
但他没有退路。主席的嘱托还在怀里揣着，若是这次带回去，下次再来，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开门。”
许建国整理了一下被雨水打湿的风衣，提着那个重新包装过的网兜，走进了小楼。
客厅里光线昏暗，只有一台老式留声机孤零零地立在角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来苏水味，这是长期服药和消毒留下的特殊气息。
贺子珍坐在沙发上，背对着门。她穿着一件旧的列宁装，头发有些凌乱，手里紧紧攥着一块手帕。听到脚步声，她猛地回头，眼神如刀般锐利。
“谁？”
“贺大姐，是我，建国。”许建国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温和，“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来看看您。”
听到“北京”两个字，贺子珍的眼神瞬间亮了一下，但随即又黯淡下去，变成了一种警惕的冷漠。
“北京……北京还有人记得我吗？”她冷笑了一声，声音尖利，“你是来监视我的吧？怕我跑去北京闹事？怕我给你们丢脸？”
“大姐，您这是哪里话。”许建国走上前，将网兜轻轻放在茶几上，“这是主席托我带给您的，都是您能用的东西。”
“主席？”
贺子珍的身体猛地一颤。她盯着那个网兜，目光在蜂王浆和葡萄糖上停留了片刻，最后定格在那个信封上。
许建国将信封拿出来，双手递过去：“这里面是八百块钱。主席说了，这是他的稿费，是个人的心意，给您补身子的。”
空气仿佛凝固了。
贺子珍没有接信封，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胸口剧烈起伏。突然，她猛地站起来，一把抓过那个信封，看都没看，直接用力甩向了许建国。
“拿走！我不要！”
信封啪的一声打在许建国的胸口，落在地上。
“我不缺钱！我有工资！”贺子珍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愤怒，“拿这个钱来干什么？是可怜我吗？是用钱来买个心安吗？告诉他，我贺子珍当年闹革命不是为了钱！我流血流汗的时候，没想过要他的稿费！”
她的情绪彻底失控了，抓起茶几上的蜂王浆瓶子，狠狠地摔向门口。
“砰！”
玻璃炸裂，金黄色的浆液溅了一地，混合着玻璃渣，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触目惊心。
这一声巨响，惊动了外面的警卫。
“局长！”两名警卫冲了进来，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神情紧张。
“出去！都出去！”贺子珍指着警卫大吼，“这是我家！你们这些特务，都给我滚出去！”
事态正在失控。
许建国此时不仅尴尬，更是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作为公安局长，他不能对这位老革命动气；作为信使，他又没法完成任务。
警卫们看着满地的狼藉和发怒的贺子珍，不知所措地看着局长。
许建国脸色铁青。他挥手示意警卫退下并关上门。
“贺子珍同志！”许建国突然提高了音量，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吻喝道。这是他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时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贺子珍被这一声吼镇住了，愣了一下。
许建国没有去捡地上的钱，也没有管满地的玻璃渣。他大步走到贺子珍面前，从怀里的贴身口袋中，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便签纸。
这是一张没有任何落款的白纸，上面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字，字迹龙飞凤舞，却透着一股苍劲。
这是临别时，主席塞在他手心里的，特意嘱咐“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
“请你看清楚这是谁写的！”许建国将纸条展开，举到贺子珍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