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周总理宴请特赦人员，跟沈醉开玩笑说：你可把我害苦了哟！

1963年秋天刚入夜，北京灯火疏落，长安街上的车灯与路灯交错成线。沈醉坐在去人民大会堂的汽车里，心口怦怦直跳。这并非第一次见周总理，却是第一次以“特赦人员代表”的身份赴国宴，他不知等会儿会被问到什么，所以手心始终冒汗。

视线往后推十七年。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的风声像炸雷传遍南京，大特务机关顿时失去了主心骨。毛人凤与郑介民为争夺局长之位你来我往，刀光藏在笑脸后。局外人不明所以，沈醉却看得透——无论谁上台，都不会容他这个“军统三剑客”里资格最老的一位。两个月后，他递上一纸报告，自请调任云南站，理由是“近距监视卢汉”，实际是远离漩涡，好给自己留条后路。

转眼到了1949年冬。东北大地的枪声已停，西南战场也进入倒计时。卢汉心知蒋介石气数尽矣，暗中与中共地下组织多次接触；沈醉心里明镜似的，却睁只眼闭只眼。结果还是卢汉动作更快——云南起义的电报发出，他成功挟持中央派来的说客张群，蒋介石换不到张学良的算盘落空。为了遮掩这桩“人情世故”，卢汉把沈醉推了出来。沈醉于是从“座上客”变“战俘”，押往重庆，再转北平，开启长达十年的改造生涯。

那段日子，沈醉情绪复杂：怕被清算，也怕被遗忘。直到1950年春在西安见到同为俘虏的杜聿明，两人隔着铁门寒暄。杜聿明轻轻一句“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彻底动摇了沈醉心底最后的抵触。此后，他在劳动、政治学习上都抢着干，文革前的在押人员考评里，他常获“进步”二字。

1960年11月，中央公布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沈醉赫然在列。他先被送去北京郊区的机床厂实习，学开车床、学钳工，油污满袖；再到河北农村插秧锄地，脚踩泥水。有人嘀咕身为特务头子竟然没一点怨言，他却暗暗庆幸：能自由活动已是天大恩典。

第二年二月，中南海西花厅里暖气开得正旺。周总理同二十多位甫获特赦的旧部队高级人员谈话。沈醉刚跨门槛就低头自忏：“过去盯梢过您，请首长惩处。”周总理抬手示意坐下，随后说了一句调侃：“那群人我一直当免费服务员用，放心吧。”众人哄笑，气氛顿时轻松。临别，总理递上一份嘱托：“把军统那套见闻写下来，写真，不要顾虑。”

拿到这份“任务书”后，沈醉先写《军统内幕》，再写《我所知道的戴笠》，出版社反复催稿，海外版税也源源寄来。1962年夏，凭借稿费，沈醉把留在长沙的小女儿接往北京。十岁的小姑娘在月台望见父亲，怯怯叫了声“爸爸”，那一刻沈醉差点落泪。

此刻镜头回到1963年的宴会。大厅里灯影摇动，铜盆大的水晶吊灯洒下暖光。周总理端着酒杯走向沈醉，语气戏谑：“沈先生，你可把我害苦了哟。”短短一句，把沈醉吓得咯噔：莫非书里哪个细节泄露了国家机密？他忙道：“我再不敢害您半分！”周总理笑着摆手：“我说的是你写的书，昨晚看得停不下来，害我熬了通宵。”气氛再度活络，两人碰杯，杯中酒香混进历史烟云。

1965年春，沈醉在北京医院复查胃病，邂逅护士杜雪洁，相差二十载的两颗心静悄悄靠近。当年年底，两人在老舍茶馆对面的小礼堂办了简单婚礼。往后几年，不管刮风下雪，沈醉出门回来必拎点心或一束小花。旁人取笑“不像特务，倒像文人”，他只是淡淡一笑。

1966年特殊风浪骤起。沈醉被指“伪装改造”，再次住进秦城。狱中他写下上千页材料，一一交代旧事，也一一说明早已在书里讲过。期间，他反复提醒自己两条底线：绝不再做危害百姓的勾当，绝不回到枪声与密令的旧路。

1975年病体欠佳，他获准保外就医。住进北京宣武医院那天，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整理全部回忆录原稿。朋友探视问他为何还要折腾，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把见过的黑暗写透，让后来人少走弯路。”

1979年，中央再次平反有关历史问题，沈醉恢复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那年冬天，他在香山脚下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过去，说得很平静。有人询问周总理那句玩笑话真假，他摊开手：“千真万确，但如果我当年不肯面对过去，这句玩笑今生也听不到。”

1983年12月，沈醉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岁。整理遗物时，家属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周总理亲笔题词的相片，背后用钢笔写着八个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相片四角已磨毛，那句叮咛却依旧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