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那个清晨,中国打破了世界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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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17日,上海一间狭小的实验室里,研究员杜雨苍举起一支试管逆光细看。当六面体结晶如钻石般在镜下闪光时,他的一声欢呼,让整个科研团队沸腾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具有完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在中国诞生了。
这就是结晶牛胰岛素。彼时国际权威期刊《自然》还断言“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而一群中国科学家,用近七年光阴,走完了这段“不可能的征途”。
一句提议,撬动世纪难题
故事始于1958年夏天的一场会议。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内,科学家们为“如何为祖国做件大事”争论不休,肿瘤研究、放射生物学等课题接连被否决,现场陷入僵局。
直到“合成一个蛋白质”的声音响起,会议室瞬间安静。所有人都清楚,这七个字背后是世界级的挑战——当时人类从未成功合成过蛋白质,而胰岛素作为唯一被阐明结构的蛋白质,成了最具可行性的目标。
这个大胆的设想,很快被列入国家科研计划,代号“601”,意为“六十年代第一大任务”。时任生化所所长王应睐牵头,集结了邹承鲁、曹天钦、钮经义等一批顶尖专家,一支攻坚队伍就此组建。他们面对的,是近乎空白的基础:国内仅能生产3种纯度不足的氨基酸,仪器设备稀缺,甚至没有多少人具备多肽合成经验。
五路进军,在绝境中突围
为攻克难关,科研团队采取“五路进军”策略,从有机合成、天然胰岛素拆合、肽库构建等五个方向同步探索。但现实的阻碍接踵而至:合成所需的17种氨基酸中,14种依赖进口,贵重品类每克价格远超黄金。
不等不靠,生化所索性自建东风生化试剂厂,从零开始研发氨基酸生产技术,最终结束了国内不能自制整套氨基酸的历史。而在科研一线,邹承鲁带领团队主攻天然胰岛素拆合,打破了“二硫键拆开后无法重现活性”的学界定论,创建的重组方法被国际誉为“杜-邹法”,为全合成打通了关键路径。

过程中也有波折。1960年推行的“大兵团作战”集结了300多人,却因效率低下未能达到预期。就在团队士气低落、经费紧张时,聂荣臻副总理的一句话给了大家定心丸:“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再大的责任我们承担。”
精简队伍后,仅剩二十余人的核心团队重拾信心,开启了更高效的协作:北京大学合成A链前9肽,上海有机所合成A链后12肽,生化所主攻B链30肽,三方分工明确,向着同一个目标推进。
一瞬闪光,见证历史时刻
1965年9月17日清晨,杜雨苍完成了最后一步关键实验。当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与天然牛胰岛素一模一样的晶莹结晶时,压抑了近七年的情绪彻底释放。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这些人工合成的结晶,是否具备生物活性?
实验小白鼠的反应给出了答案:注射结晶后,小鼠因血糖过低惊厥跳起,这意味着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活性与天然胰岛素完全一致。那一刻,实验室的欢呼声响彻楼宇,历时近七年的攻关,终于迎来了圆满结局。
经严格鉴定,人工合成的结晶牛胰岛素,在结构、理化性质、生物活力上均与天然产物毫无二致。消息传出,国际学界震动。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蒂斯利尤斯专程来华参观,感慨道:“美国、瑞士等有经验的国家不敢尝试,你们却做到了,这是世界第一。”
一种精神,照亮后来之路
这项成果不仅是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里程碑——它首次证实蛋白质的高级结构由一级结构决定,为分子生物学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更彰显了中国科学家的风骨。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用严谨治学的态度对待每一步实验,上海有机所要求每个化合物必须“过五关斩六将”,经多重检测合格才能推进;用协同创新的精神打破壁垒,跨单位、跨学科的合作,成为成功的关键;更用家国情怀支撑前行,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世界科技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尊严。
1982年,这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9年,它作为唯一生命科学成果入选建国50周年成就展;2009年,又亮相建国60周年大阅兵。这些荣誉背后,是一代代科研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甘坐冷板凳”的坚守。
如今,当年的实验室早已更新换代,但那段攻坚克难的岁月从未褪色。结晶牛胰岛素的光芒,不仅照亮了中国生化事业的起步之路,更告诉我们:所谓奇迹,不过是把别人眼中的“遥远”,变成了日复一日的坚持与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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