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桥重回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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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负责执行，人类负责担责。

作者 ：杨彼得

来源： 华商韬略 （ID： hstl8888 ）

2025年10月底，美国旧金山，正是秋季里最宜人的天气。曾经的中国首富、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罕见地公开现身。

他站在讲台前，上身是一件深色休闲西装外套，下身是卡其色长裤。头发略显灰白，却梳理得一丝不乱，神情克制而专注。

台下，包括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在内的20多位全球顶尖学者与产业领袖齐聚一堂，他们讨论的主题是：AI如何驱动科学发现。

会议现场，如今更强调其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创始人身份的陈天桥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算力，支持全球科学家的创新人工智能研究。

这是陈天桥淡出公众视野多年之后，第一次如此清晰、直接地站回聚光灯中央。然而这次现身，却和过往偶尔闪现一下不同。

这次演讲后不久，陈天桥一边发表文章，讨论AI时代的组织与管理，一边亲自下场，打造AI原生公司Tanka。2026年开年第一天，他更放出大消息，联合创立国内首家超声波脑机接口公司“格式塔”。

这个曾经站在中国商业顶峰的人，杀回来了。

01

回归

如果要寻找一个真正把“脑机接口”推向公众视野的时间点，很多人会指向2024年初。

那年1月29日，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确认，他创办的脑机接口公司神经连接（Neuralink）已完成首例人体植入实验：

“昨天，第一位人类患者接受了来自神经连接的植入手术，目前恢复良好。初步结果显示，神经元尖峰检测很有前景。”

▲马斯克在社交平台X上的发文

马斯克还透露，公司的首款产品名为“心灵感应”（Telepathy）。在设想中，被植入者只需通过意念，就能操控手机、电脑，乃至其他外部设备。

由此，一条脑机接口技术路径被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侵入式、强硬件导向，通过开颅手术，将电极直接植入大脑皮层，与神经系统建立物理连接。

这条路径的优势非常明显，信号精度高、反馈即时，短期内更容易验证效果。但代价也不容忽视，高风险、高门槛，以及长期难以回避的伦理、监管与安全挑战。由于开颅手术本身的创伤性，这一路线甚至被外界贴上了“血腥”的标签。

截至2025年9月，Neuralink仅完成了12名重度瘫痪患者的人体植入实验，并持续面临术后感染风险与伦理争议。

马斯克提出的2028年实现“全脑脑机接口计划”——将人类大脑与AI全面集成、实现意识层面互联，也被不少人视为激进而高风险的探索。

而陈天桥选择了另一条几乎完全相反的路线。

2026年1月1日，由前脑虎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彭雷与陈天桥联合发起的国内首家超声波脑机接口公司“格式塔”，在成都正式成立。

与当前最受关注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路线不同，“格式塔”选择了一条明显更为克制、也更具挑战性的方向：非侵入式超声波脑机接口。

不需要开颅、不植入电极，而是通过体外超声波对大脑进行刺激与调控，目标是实现更安全的全脑覆盖。

但这也并不是一条“保守”的技术路线，恰恰相反，它在工程和科学层面都更为复杂。

侵入式脑机接口，解决的是“点对点”的信号问题；而非侵入式、全脑覆盖的路径，要解决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脑区定位、信号衰减、能量控制、生物安全，以及对大脑整体结构的长期建模。

换句话说，马斯克选择的是一条“先证明可行”的路径：通过开颅植入电极，快速突破临床验证门槛，但也因此长期受限于创伤性、伦理争议与规模化难题；而陈天桥选择的，则是一条更慢、更难，却更接近长期医疗与健康应用的路线。

而在“格式塔”落地的同时，陈天桥还抛出了另一枚重磅炸弹，打造AI原生公司Tanka。

在2025年12月27日发表的一篇博文《我选择，我承担，故我在》中，陈天桥披露，Tanka由盛大集团支持，而他将其定义为一个融合了人工智能长期记忆功能的通讯平台。在这篇文章里，陈天桥还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判断：

AI负责执行，人类负责担责。

此前，陈天桥还曾发表文章《管理学的黄昏与智能的黎明：重写企业的生物学基因》，谈AI时代的组织与管理。他在文章中强调，未来管理学将建立在智能的地基上，将是“管理退出、认知升起”，未来的企业，不再是由人领导智能，而是由智能扩展人。

而在最新文章中，陈天桥认为，在AI时代，计算已经变得廉价，人类唯一的价值在于“非理性”的选择和对结果的“承担”。Tanka的启动，本质上是他在验证一种全新的组织范式：当一个公司的所有底层工作都由AI多智能体（如他研发的OMNE框架）完成时，人类领导者该如何通过“责任”来定义商业价值？

他直言“AI的本质是计算，人类的本质是博弈”，AI无肉身无法担责，唯有人类确权担责，才能让AI运算转化为商业价值。

陈天桥说：“我会公开我们的底层逻辑、运行蓝图以及那些决定生死的关键争辩。”

简而言之，他的核心逻辑可以归纳为：公开一切，为失败买单。

02

隐退岁月

创立“格式塔”和Tanka这两家看似极度硬核的公司，并非陈天桥的临时起意，而是他在长达10多年的隐退岁月中，对脑科学持续深潜的自然结果。

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2004年那场发生在他事业巅峰期的惊恐发作。

那一年，31岁的陈天桥正站在人生高光时刻，盛大网络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他由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富，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在一次从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毫无征兆的恐惧突然降临。他胸口剧痛、呼吸困难、强烈的窒息感扑面而来，他后来回忆，那一刻仿佛“死神正并肩而坐”，只能清醒地感受痛苦，却无法阻止它发生。

飞机落地后，他被紧急送医，但所有检查结果都显示心脏功能完全正常。最终，医生给出的诊断是“惊恐发作症”，诱因是长期高压扩张的事业节奏，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舆论争议。

这次经历，让陈天桥第一次直面大脑的“失控时刻”。他开始反复追问：当恐惧袭来时，大脑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明知自己是安全的，身体却依然被恐惧全面接管？而更深一层的问题随之浮现，人类为何如此恐惧死亡？

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痛，成为他从商业世界转向探究人类大脑这一“终极黑盒”的最初伏笔。

2009年，在盛大盒子项目受挫、舆论压力叠加之下，惊恐症再次发作，且程度明显加重，甚至发展到他无法乘坐飞机。这一次，他不再硬扛，而是逐渐下定决心，远离喧嚣，系统性地研究大脑本身。

2012年，盛大完成私有化退市，陈天桥随后移居美国。与外界想象中“财富自由后的享乐生活”不同，他开启了一场近乎执拗的“寻药之旅”。在大量接触前沿研究后，他意识到一个残酷事实，人类对宇宙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对自身大脑的认知。

2016年，陈天桥正式开启脑科学深耕之路，宣布捐赠10亿美元，联合妻子雒芊芊创立公益性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CCI），这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脑科学研究机构之一，明确聚焦“大脑探知、脑疾病诊疗、大脑增强”三大核心方向。

在路径选择上，他采取的是“基础研究+临床转化”的双轮驱动模式。一方面，TCCI向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亿美元设立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在国内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展开深度合作，搭建转化平台。

过去十年间，TCCI资助的研究成果，持续发表于《Nature》《Neuron》等顶级期刊，覆盖血清素机制、神经环路、睡眠与记忆等关键领域。

如果说过去十年，陈天桥是在实验室中完成一场漫长而安静的“修行”，那么2025年底的重新露面，则源于他对一场技术质变的清醒判断——AI，正在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速度与方式。

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2025年10月27日、28日，在旧金山举行的首届TCCI AI驱动科学研讨会上，陈天桥正式宣布，追加10亿美元算力投入，专项支持“AI驱动的科学研究”，重点扶持结构性实验与青年科学家创新。

在陈天桥看来，仅依赖传统科研资助，已经无法匹配当下技术跃迁的节奏。因为过去，科研的核心是“发现规律”，而现在，AI正在参与“预测规律”。

也正是在这一节点，他不再满足于仅作科研资助者，而是要再创业，将10余年积累的脑科学成果，转化为可被应用、被放大的产品体系。

这既可以算是商业回归，但也更是一位脑科学求解者，升级了自己的解题方式。

03

再造传奇？

当陈天桥带着“脑科学+AI”的双线布局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时，难免不让人回望那个互联网拓荒年代。

在中国，与他几乎同时期崛起的丁磊、张朝阳、周鸿祎等互联网第一代创业者，至今仍活跃在商业舞台中央，却走出了与他明显不同的转型路径。

丁磊执掌下的网易，近年同样高度关注人工智能。

网易曾在2023年发布自研大模型“玉言”，但在经历一轮技术探索后，其整体战略并未转向通用大模型竞争，而是回归到以游戏、云服务与电商为核心的业务基本盘，将AI主要用于内容生成、智能客服、游戏角色与玩法设计等具体场景。

张朝阳所领导的搜狐，在AI领域的布局则显得相对保守。“我们并没有去从事大模型的开发，AI基础设施我们现在没有全面进入。”去年11月，在2025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张朝阳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搜狐更专注于将AI作为效率工具融入内容生态，而非盲目追逐大模型热潮。

相比之下，周鸿祎旗下的360对AI的态度更为积极。

在去年8月举行的ISC.AI 2025大会上，周鸿祎发表演讲，宣布360正式启动“ALL IN Agent（智能体）”战略，并发布“智能体蜂群”技术方案，试图以安全大模型为核心，重构企业级数字安全体系。尽管这一布局依然锚定在网络安全主业之内，但在技术结构上，已明显向AI原生体系靠拢。

整体来看，网易、搜狐和360的路径都可归为一种“主业延伸式转型”：人工智能被用于提升效率、重塑产品形态、加固既有护城河，而并未彻底跳出原有赛道，推倒重来。

陈天桥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他选择了一条极少有人愿意走的路。

他的策略不是“在原有业务上叠加AI”，而是“彻底跨界+长期主义”。

盛大退市之后，他几乎完全切断了与游戏业务的直接关联，用十余年时间持续投入脑科学这一高度基础、前沿且回报周期极长的领域，试图亲手搭建起一条从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到商业落地的完整链条。

这不是对旧体系的修补升级，而是在人工智能（AI）与人类智能（HI）的交汇处，重新打下一根地基。

这样背景下的商业回归也注定从一开始就意味着高风险：一方面，脑机接口的临床转化往往以十年为时间尺度，伴随极其严格的医学伦理与监管审查，任何一步都难以加速；另一方面，AI原生企业本身仍处在高度不确定的探索期。

不同于OpenAI等沿着通用人工智能（AGI）路径前进的公司，陈天桥选择的是一条从理解大脑运作机制出发，反向塑造AI能力的路线。这是一条技术门槛极高、几乎没有现成范式可参考的“硬核路径”。

但风险的另一面，是同样罕见的机会。

“格式塔”所依托的脑科学研究，提供的是对情绪、认知与意识机制的底层理解。而Tanka所代表的AI路径，则具备快速建模、模拟和放大的能力。

二者如果形成有效协同，理论上有望构建一个“脑科学+AI”的交叉生态，为理解人类大脑、干预情绪障碍乃至重塑人机交互方式，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因此，陈天桥的回归，绝不是为了重温“首富”旧梦，而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在看清未来趋势后，将十多年积累的认知、资源与势能，集中释放的自然结果。

陈天桥的角色，也已经从一个追求资本回报的投资人，转向在碳基生命与硅基智能的交汇处，探索下一种商业组织形态的实践者。

当然，这也是一个英雄主义者站在AI巨浪面前，给自己立下的投名状。至于能否再造传奇，早已不是他关心的问题。

正如他在2025年底，发布的那篇博文《我选择，我承担，故我在》里所写：

“如果我成功了，这将是新时代的生存样本；如果我失败了，这也将是后来者宝贵的前车之鉴。无论结果如何，我选择公开。并且，我愿为可能的失败承担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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