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唯一重占省会的国民党少将，他的结局如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但是此时大陆仍有不少国民党部队盘踞，企图兴风作浪。尤其是西南地区，蒋介石还留有数十万大军，准备将此处当成“反攻”基地。

但其麾下都是精锐老兵时都打不过，眼下全是残兵败将又能掀起什么风浪？随着解放军的逼近，国民党的美梦顷刻间土崩瓦解，同年年末的四川、西康、云南三省联合通电起义，更是给蒋介石捅上了致命一刀，国民党军再难成气候。

老蒋明白，光凭自己已无法再改变结局，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形势。但即便是外国人帮忙，也得让人看到值得帮的价值，于是他连忙致电准备逃往台湾的胡宗南：“此时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之点，其得失安危，全系吾弟一人之身...”

这类似的命令，淮海战役时曾运用到杜聿明身上，胡宗南看后也明白逼迫之意，只好前往西昌收拢残部。

此后几个月里，胡宗南积极联络川西溃兵，虽拉起了2个兵团、5个军的编制，实际却仅为一万余人。他们都明白，这点人数、这种士气，连一场战斗都无法承受，因而内心无比沮丧。

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如此背景下，竟然还有一个国民党师能成功夺取一省之省会，让蒋介石和胡宗南振奋不已。随即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渲染，以此表明自己还有一战之力、自己还是值得扶持的。

不过，抛开宣传因素来看，这其实只是国民党垂死前的一次挣扎。一个3000多人的师，在内应的配合下，夺取了一座空虚之城，等解放军部队一到，他们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

凭运气得来的成果，凭实力输了出去。

一、不断溃逃，顽固少将拒绝起义

为国民党获取这次“大捷”的将领是301师少将师长田中田，河南永城人，早年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在北洋军中也当过团长，后回乡操办团练，还担任过永城县长。

抗日战争中，他带着一支部队在老家打游击，解放战争也凭借手里有兵在家乡作威作福，1948年时被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收编，出任永城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等国民党在中原的局势崩坏，他率保安队跟随张轸南逃，所部编入309师中，隶属于127军。如今关于他的很多资料，就出自127军军长赵子立回忆录。

赵子立也是河南永城人，抗战时因得罪薛岳被长期闲置，解放战争被白崇禧拉拢，后奉命去张轸兵团任职，有一层用意就是监视张轸。

不过监视与否意义不大，当四野大军向南开进时，张轸要起义几乎是摆在了明面上，武汉三镇都在风传。

赵子立管不了别人，思考的是自己该怎么办。在他的回忆文章《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就说，自己那时思想还没转过来，不想起义，可要不要率部去追随白崇禧，他也拿不定主意。这时，是田中田给他提的建议。

赵子立当时非常信任田中田，因为“抗战时期田在豫东打游击，不投伪，不投共，我认为田是硬骨头”，他把自己倾向于率部投奔白崇禧的想法说出后，田反驳：

“你太天真了！你不跟张轸起义，你还想跟白崇禧向南退吗？那样，白还相信你吗？你怎么对白说？张轸起义你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当然白不会相信你。

你如说事先知道，那为啥不报告？到那时白可能要扣押你。何况你是白派到张处的，当然是叫你来充当耳目的，张起义的事你能推卸责任吗？”

这番话说动了赵子立，最终他派人向白崇禧报告了张轸要起义的事，后来127军也脱离桂系，经鄂西向四川撤退。

入川之后，127军归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但这种一路败一路逃的生活已经让赵子立深感无趣，内心也生出了起义的想法。

1949年11月末，127军于大巴山再次被击败，原先坚定反共的军官高伟、李循道都劝：“四川的战事不成啦！人家能起义，咱不能起义吗？”赵子立明白，人心已去，便开始联络部下准备起义事宜。可是，他最器重的老乡田中田却不同意。

田说：你不能投降。你破坏过张轸的起义，共产党不会饶你。我在豫东和共产党打了多年，我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能跑就跑，否则就自杀！你实在不愿干，就放下部队走吧！

他说的在豫东跟共产党打了多年是指抗战时期，赵子立说他“不投共”实际还美化了，那几年他麾下的民团、游击队曾大肆破坏我方根据地，手上沾了不少血，所以田中田怕将来被清算，决定一条路走到黑。

只是，这次赵子立不再听信田中田的话，最终在1949年12月26日于四川巴中宣布起义，田中田也按照自己所说的做，带着一部分死硬分子继续抵抗，逃亡途中意外打下了西康的省会。

二、阴差阳错，各怀心思偷袭成功

田中田离开赵子立后，带着少量人马走山区荒僻小路逃跑，沿途收容了数百国民党残兵。他们在大巴山区遇到了胡宗南麾下的政训大队长李云亭，这里又有一批政工人员和百余名士兵。

于是田、李等合流，使用国民党301师番号，田中田自封为师长，李云亭为副师长。流窜途中，他们收到胡宗南的电报，决定从川西北逃往西昌投奔胡宗南。

这支部队其实战斗力并不强，路过懋功时遭到少数民族武装阻拦，还是交了20条卡宾枪的“过路费”才得以进入西康丹巴县。

此时西康已经在刘文辉的带领下通电起义，但刘文辉率主力24军去防守公路了，内部比较空虚。所以巴丹县长张植初致电西康省政府“蒋军301师田中田部三千余人由懋功急窜入境”后，省会康定人心惶惶。

康定当时的兵权主要在24军康定行营主任唐英手里，本来扼守交通要道大炮山，完全是可以把田中田部挡住的。但，他的思想很不坚定。

不仅唐英，包括康定城内的西康省参议会代议长高上佑、西康省保安司令部代副司令宋钰、康定城防司令王玉岗、康南保安司令傅德铨等人对起义都不是很热情。

他们担心自己与国民党的关系会被秋后算账，所以就不想跟田中田部结仇，也算是为自己准备条后路。

带着这种思想，唐英派出手下团长龚耕耘前往丹巴与田中田联络，提出愿意提供粮食，只求田中田部不进攻康定，直接从丹巴经大渡河而下，取道汉源县富林镇前往西昌。

本来田中田也是不想打康定的，毕竟他这支队伍大部分是家眷和百姓，看着数量不少，战斗人员却不多，当初连少数民族武装都不敢打，又怎么会想进攻坚城呢？

但龚耕耘抵达丹巴后，迅速向其投靠，告知康定城里非常空虚，只有些学兵组织之类，那些省府的头头脑脑表面上响应起义，实际也是在观望。只要军队一到，康定必能易手。

这个消息让田中田大喜过望，连忙让龚耕耘率部充当前锋，直奔康定而去。此时康定城内的气氛，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一致，这些人一听有部队压近，非但没有组织抵抗，甚至有人主动打开城门。

入城后，部分起义官员彻底暴露了投机本性，他们向田中田提供了所谓 “异党分子” 的名单，且在《西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30多人的联名声明，其中就有唐英。

这些人声称 “此前受蒙蔽误入歧途，现已觉悟，决心改过自新，为党国效力”。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见局势失控，只能带着少数亲信撤离康定。

入城后田中田的野心愈发膨胀，他一面派人联络驻守大渡河中游富林镇的国民党王伯骅部，试图扩大势力范围；一边向远在西昌的胡宗南发电，宣称 “康定光复”。且大肆屠杀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

蒋介石和胡宗南也大为欣喜，各种任命随之而来，康定城内重新转投阵营的高官几乎人人再升一级，田中田成了第三军少将副军长兼301师师长，也成了国民党短暂的“明星”。

只不过他们所创造的“成绩”都有个前提——解放军没来，等解放军一到，情况就不一样了。

1950年3月18日，为解除西昌侧翼的威胁，解放军186师556团开始由雅安向西进军康定。3月22日，556团仅用一天就攻克泸定桥、解放泸定县城，康定的东大门被打开。

田中田明白无法坚守，便于23日撤离康定，原本叫嚣的“反攻支点”轻轻一推就破碎。之后田中田就不断逃跑，从康定到九龙，从大渡河畔到金沙江边，穿行穿行木里、稻城、乡城、中甸等数百公里藏区，最终是5月12日在纳谷坝被追上来的解放军歼灭。

至于田中田的去向，存在着几个说法，有的说他还是带着极少数残兵逃到了藏南，并从藏南进入缅甸，在那里收容了一批外逃的地主、富农、残军、特务和国民党官员，扯起国民党第3军的大旗，最后会合到了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中。

也有的说他在九龙就已经被解放军抓获。无论是哪一种，他都是泯然众人，再也掀不起风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