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意大利记者纳西对徐向前进行采访，询问他对战争持何种看法？

“徐部长，其实我特别想知道，您到底是怎么看待战争的？”

1980年8月，北京的一间会客厅里，空气仿佛在一瞬间凝固了。提问的人叫纳西皮劳斯，这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是意大利响当当的名记者，在国际新闻界有个外号叫“鬼见愁”。这家伙最擅长的就是给各国政要挖坑，你要是顺着他的话茬往下接，第二天准得在报纸头条上出丑。

坐在他对面的，是当时中国的国防部长，徐向前。

这一年，老帅已经79岁了。屋子里的人都替老帅捏了一把汗，对面这个西方记者摆明了是来者不善，这要是回答得稍有差池，不管是显得太软弱还是显得太好战，都会被西方媒体无限放大。

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惊心动魄的“交锋”，最后竟然是以一种那样霸气的方式收场的。

01

咱们先得说说这个纳西皮劳斯，这人来中国之前那是做足了功课的。

那时候是个什么背景呢？1980年，距离咱们那场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刚过去一年多。西方世界那帮人，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拿着放大镜看中国。他们心里犯嘀咕啊，这中国军队到底是个什么路数？是不是打了一仗就要开始搞扩张了？

纳西就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来的。他一进门，那眼神里就透着股精明劲儿，肚子里憋着一堆刁钻古怪的问题，就等着徐向前这个国防部长往里跳。

采访一开始，纳西没有直接扔炸弹，而是先搞了一波试探。他旁敲侧击地问这问那，想看看这位中国元帅的反应速度。

徐向前是什么人？那是在枪林弹雨里滚了一辈子的人，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老帅看着对面这个满脸堆笑但眼神犀利的外国人，心里跟明镜似的。

徐向前先乐呵呵地开口了：我知道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看着挺唬人，可我们人口也多啊，底子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还不富裕，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最想干的就是安安稳稳搞建设，谁愿意天天打仗啊？

这一招“先发制人”直接把纳西给整不会了。

他采访过那么多国家的国防部长，哪个不是上来就吹自己船坚炮利，吹自己有多少导弹坦克？像徐向前这样，上来先“自爆家丑”，坦坦荡荡说自己国家还穷、还不想打仗的，他还真没见过。

这种坦率，反倒让这个著名的毒舌记者愣住了。他原本准备好的一套组合拳，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点力道都使不出来。他心里估计在想：这中国元帅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但纳西毕竟是老江湖，很快就回过神来。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嘴角勾起一丝狡黠的笑。他决定不再绕弯子，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

他盯着徐向前的眼睛，突然就把话题一转，单刀直入地抛出了那个最核心、最尖锐的问题：

他问：其实，我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战争？

这个问题，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你想啊，作为国防部长，你要是说“我讨厌战争”，那西方媒体就会说中国军队软弱可欺，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你要是说“我不怕战争”，那正好中了他的下怀，第二天报纸标题就是“红色中国穷兵黩武，威胁世界和平”。

这一刻，全场的工作人员呼吸都停了半拍。

徐向前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了。那一瞬间，刚才那个慈祥得像邻家大爷一样的老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开国元帅。

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思考怎么用最简单的语言，让这个外国人听懂中国人的逻辑。

然后，他看着纳西，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地上。

徐向前回答：毋庸置疑，中国一向主张和平，主张用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我们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还之。

这24个字一出来，纳西皮劳斯彻底服了。

这哪里是外交辞令啊，这分明就是一个国家在这个动荡世界里立足的底气。既没有咄咄逼人的傲慢，也没有卑躬屈膝的讨好。底线划得清清楚楚：我想过好日子，不惹事，但你要是敢骑到我头上来撒野，那对不起，我也绝对不会手软。

看着这位79岁的老人，纳西皮劳斯突然明白，为什么眼前这个国家能在那么多强敌环伺下站稳脚跟了。

02

其实，徐向前能在1980年说出这番话，那是有着硬邦邦的现实支撑的。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拉一点，拉到1978年。

那时候的国防部长这个位置，其实是个“烫手山芋”。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老一辈的元帅里，还在世且能动弹的，真没几个了。

刘伯承元帅那时候已经86岁了，眼睛看不见，身体状况很差；叶剑英元帅80岁，也是一身的病；聂荣臻元帅78岁，身体也一直不好。中央领导在那儿扒拉手指头算来算去，最后目光落在了徐向前身上。

那时候徐向前多大？76岁。

你敢信吗？76岁的徐向前，居然成了这批老帅里“最年轻”、身体相对“最硬朗”的一个人选。

但这所谓的“年轻”和“硬朗”，那都是带引号的。徐向前年轻的时候打仗太拼，身体早就透支了，肺病、头痛病那是老毛病，一犯起来疼得要命。

但命令下来了，老帅二话没说，直接走马上任。

那时候的中国军队，刚刚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混乱时期，急需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人来整顿。徐向前这一上任，就像是一根定海神针，直接扎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

紧接着，就是197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边境反击战。

那时候徐向前已经78岁了。如果是普通的老人，这个岁数早就该在公园里遛鸟下棋了，可徐向前呢？他是在北京西山的地下指挥所里，指挥着几十万大军在热带丛林里跟敌人拼命。

那段日子的西山指挥所，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

徐向前每天就在作战室和家之间两头跑。虽然不用亲自上前线，但那种心理压力，比在前线拼刺刀还要大。前线每一个连队的动向，每一张地图的变动，都牵动着这位老帅的心。

那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其实非常糟糕。体质差，免疫力低，最要命的是那个神经性头痛，一紧张就犯。

作战室里的参谋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幕：徐向前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大家伙儿都不敢出声，以为首长是在闭目沉思，是在构思什么惊天动地的战略战术。

只有他的警卫员和秘书知道，那哪是在思考啊，那是头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只能靠在沙发上硬扛。

为了压住这种钻心的疼，老帅不得不依靠药物。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止痛药，很多时候就是贴那种中药的止痛膏。

有一次开会，军委的重要会议，大家都在等着国防部长拿主意。

偏偏这时候，徐向前的头痛病又犯了，疼得冷汗直冒。秘书看着心疼，小声劝他：首长，要不咱们请个假？这身体实在吃不消啊。

徐向前一听这话，眼睛瞪了起来。他一把扯掉贴在脑袋上的止痛膏，那股子狠劲儿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

徐向前厉声喝道：请什么假？前面打着仗呢！

说完，他大步流星地走进会议室，脸上愣是一丝痛苦的神色都没有。那一刻，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正在忍受剧痛的78岁老人，你只能看到一个杀伐果断的三军统帅。

03

在指挥作战的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让人心酸。

徐向前早年间因为身体原因，烟早就戒了。但这回不行了，压力太大了。长期熬夜，神经紧绷，只有尼古丁能让他稍微提一提神。

可是他戒烟多年，兜里根本不装烟。

烟瘾犯了怎么办？他就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要。那时候也不讲究什么牌子，工作人员递过来一根，他就接过来点上。这烟还有个名号，叫“伸手牌”。

但是，这烟抽得也不痛快。

因为他的保健医生看得严啊。医生那是为了他的肺好，只要一看到老帅手里冒烟了，那眼神就像刀子一样飞过来。

徐向前虽然是元帅，但在医生面前那也是“病号”。一看医生瞪眼，他就跟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无奈地摇摇头，乖乖地把刚吸了两口的烟给掐灭了。

就这么一边吃着止痛药，一边偷偷蹭烟抽，徐向前硬是把这场仗给指挥下来了。

他的夫人看着心疼，想帮他分担一点。

夫人跟他说：以后有些文件，让秘书先过一遍，挑重要的你看，不重要的就让他们处理吧，这眼睛也受不了啊。

徐向前听了直摇头，他说：那不行，只有我自己亲自看了，心里才有底，前线那些战士的命都在这些文件里，哪怕是一个数字错了，那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马虎不得。

这就叫鞠躬尽瘁。

直到1979年3月，前线传来捷报，战争结束了，大军撤回国内。

老帅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那一天，他回到家里，整个人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夫人看着他那副轻松的样子，忍不住跟他开玩笑：这回仗打完了，以后怕是没这么大精神头了吧？看把你累的。

徐向前听了哈哈大笑，那个爽朗的劲头又回来了。

徐向前说道：事业也不错，军队要是“失业”了才好呢，那就说明天下太平，大家都能安安心心去搞经济建设了，谁愿意打仗啊？

你看，这就是徐向前的境界。他是真的懂战争的残酷，所以才比谁都更渴望和平。他在1980年对那个意大利记者说的那番话，每一个字都是从这场刚刚结束的战争里提炼出来的。

04

仗是打完了，但徐向前的工作可没停。

作为国防部长，他太清楚中国军队当时的问题在哪了。那场反击战虽然打赢了，但也暴露了很多短板，特别是后勤和装备方面。

徐向前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发现了问题那就得改。

有一次，徐向前看部队的简报，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个基层的后勤干部发牢骚，说觉得自己干后勤就是低人一等，不如前线拿枪冲锋的战士威风，在部队里抬不起头来。

徐向前看了之后，眉头紧锁。他直接把当时的后勤部长洪学智给找来了。

洪学智也是个老革命了，人称“洪大麻子”，性格直爽得可爱。

徐向前劈头盖脸就问：洪部长，你也觉得你的工作低人一等吗？

洪学智跟徐向前是老相识了，也不藏着掖着，两手一摊，苦笑着说：那可不，我这个部长就是专门来挨骂的，前线缺什么都找我，送慢了要挨骂，送少了也要挨骂，确实是个受气包的活儿。

徐向前一听这话，反而乐了。

徐向前笑着说：那说明你这个领导很民主嘛，下面人敢跟你发牢骚。

但紧接着，徐向前的脸色严肃了起来。他告诉洪学智，这个思想苗头不对。什么是后勤？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没有粮食弹药，没有医疗救护，前线的战士拿什么打仗？

为了给后勤兵撑腰，这位国防部长专门跑去给后勤系统做了一场演讲。那场面，真是提气。

他在台上讲这一仗后勤有多重要，讲现代战争的规律。台底下的后勤官兵听得热泪盈眶，一个个腰杆子都挺直了。从那以后，谁还敢说后勤兵是“二等公民”？

除了关心部队建设，徐向前对那些伤残退伍的战士，更是挂在心尖上。

那时候有些地方部门办事不地道。仗打完了，有些战士伤了残了，回到地方上需要安置。有些地方官僚主义严重，觉得伤残军人是累赘，干不了重活还得养着，就拿着中央的文件当耳旁风，不给安排工作，或者敷衍了事。

徐向前知道了这事儿，气得当场拍了桌子。

在他心里，只要是穿过军装为国流血的，那就是自家孩子。哪有让孩子在前线流血，回来还得流泪的道理？

他直接找中央要政策、要专款，还在会议上点名批评那些地方官太狠心、没良心。没过多久，中央的新文件就下发了，硬是逼着下面把这事儿给落实了，必须妥善安置，谁敢怠慢就撤谁的职。

在生活里，这位国防部长更是低调得让人不敢相信。

他住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叫柳荫街。你要是平时在那条街上走，看见一个穿着旧军装、慈眉善目的老头，那可能就是徐向前。

他从不摆什么官架子。出门见着居委会的大妈，他都乐呵呵地打招呼，说自己就是柳荫街的一个普通居民。街道上有个大事小情的，他也跟着操心。

甚至连街道上的几个“浪子”回头，那是徐向前亲自关心的结果。在他的带动下，柳荫街成了当时北京的一面旗帜，军民关系好得跟一家人似的。

05

时间到了1990年，这位为国家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身体终于是撑不住了。

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肺结核复发，病情来势汹汹。

躺在病床上的徐向前，已经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肺部的疼痛让他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拉风箱。

那时候最好的止痛药不是吗啡，而是新闻。

只要一听到秘书给他念国家大事，听到军队建设有了新进展，听到哪里哪里又搞好了，老人的眉头就能舒展开一点，仿佛身上的疼都减轻了几分。

家国天下，这就是这位老帅一辈子的“心药”。

那年8月，徐家的儿女们都赶到医院来看望父亲。看着病床上瘦骨嶙峋的老人，孩子们都在抹眼泪。

徐向前似乎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他把孩子们叫到床前，眼神虽然浑浊，但依然坚定。

他没有交代什么家产，因为他本来也没什么家产；他也没安排什么后路，因为他的孩子都要靠自己。他立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遗嘱。

徐向前语气凝重地叮嘱：待我死后，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搞遗体告别仪式，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河西走廊、大巴山、太行山去。

这四个地方，都是他当年带着弟兄们拼命的地方，也是无数战友倒下的地方。

他说，他想再回去看一看，想跟那些牺牲的老战友们在一起。

几天后，刚从西藏视察回来的中央领导也来医院看望他。

这时候的徐向前，说话已经很费劲了。但他没有谈自己的病，也没有提任何个人要求。他抓着领导的手，只说了一件事：你给我讲讲西藏的情况吧，那边怎么样了？

领导含着泪，坐在床边给他讲西藏的发展，讲边防战士的生活。老帅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孩子般满足的笑容。

1990年9月21日的凌晨，一生都在奔跑、一生都在战斗的徐向前，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他的儿女们含泪遵照他的遗愿，没有举行隆重的葬礼，没有保留骨灰盒。他们把父亲的骨灰，带回了大山，洒向了那片他用热血浇灌过的土地。

这世上少了一位元帅，但大山里，多了一个永远的守护神。

纳西皮劳斯后来如果知道这件事，不知道他会不会对自己当年的那个问题感到羞愧。他想用战争来套路一位中国元帅，却不知道这位元帅比任何人都懂得战争的代价，也比任何人都深爱着这片和平的土地。

徐帅走了，走得干干净净。

那个曾经想给他“挖坑”的意大利记者，恐怕这辈子都琢磨不透这种东方智慧。

其实也不难懂，徐帅早就把答案写在了大地上：

活着，为了保护这片土地的人民；死了，就化作泥土，继续守望着这片山河。这比任何回答，都要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