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央干部联名致信毛主席，检举一汉奸，主席：尽快抓捕此人

1951年3月的一天，北京西长安街风大得很，满地黄沙。就在这天清晨，一份贴着红条的特急文件被送进中南海机要处。档案袋并不厚，却压得传递员双手发沉——信里簇拥着十几位中央干部的签名，以及对一个叫吴蓝田的人的详细检举。毛主席审阅完材料后，抬头望向窗外，沉默片刻，低声吩咐工作人员：“请罗瑞卿同志马上来。”短短一句，语气冷峻。

罗瑞卿到来时已近午时。毛主席把文件递过去，手心在桌面轻轻一击：“此人危害极大，务必尽快拿下。”一句指令，公安部随即启动通缉程序。一场跨越千里的追捕，由此拉开帷幕。

要理解中央为何如此紧张，得把时间拨回到1930年代的豫北。那时吴蓝田还是滑县瓦岗的青年教员，热血、会写标语，党支部看重他的文化水平，提拔他当了县委书记。若他守住初心，恐怕此生另有光景。可惜，他没能守住。

吴蓝田早年婚配，家中尚有农田三亩。他进入革命队伍后，身边女干部渐多，自觉“见多识广”，竟嫌糟糠之妻“土气”，以“婚姻自由”作挡箭牌迅速离婚，又高调迎娶战友陈克勤。众人摇头，他却自得其乐。几年里，他先后同数名女干部暗中来往，组织三番五次谈话，他嘴上认错，脚下不停。王从吾怒斥他：“你有时间搅家事，没时间干正事？”吴蓝田低头应声，转身仍旧如故。

1939年春，他被派往接敌区开辟工作。表面任务艰巨，背地里他“八面玲珑”，结交了地方顽固派、乃至土匪王太恭。很快，又把情人陈某接至驻地同住。滑县地委下令召回，他拒不归队。4月，武装小队前去抓人，吴蓝田却携陈某钻进敌占区，甩掉追兵。至此，他真正迈出叛变的第一步。

1940年4月，滑县街头传出爆炸性消息——吴蓝田公开投靠日军。为了表现忠诚，他把根据地交通线、兵力布置悉数绘成草图交给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参谋主任林正直。日军很快封他为“东亚二九部队灭共工作团”团长，给枪给粮，还允许他自行招兵买马。吴蓝田扬言：“共产党不让我活，我就让他们死。”短短一年，他的“特务工作团”扩至千余人，配合日军“扫荡”冀鲁豫根据地，烧杀淫掠无所不用其极。据事后口述统计，在这期间，因吴蓝田出卖与直接行动而牺牲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平民逾千人。

1945年日本投降，他赶紧撕掉“皇军许可证”，投奔国民党保安第四总队总队长王三祝，戴上了另一顶帽子——参谋长。内战爆发后，他协同国民党顽固武装骚扰豫北解放区。可局势瞬息万变，解放军节节推进，滑县再度解放，他只得一路南窜。

南京失守前夕，他跑进空荡的总统府附近，花高价买了假户口，把名字改成“吴金山”，新娶一妻又纳一妾。随后，他转移到苏州，再潜入上海，在弄堂口做起童鞋小生意。对外宣称是浙江商户，一提河南口音就摆手：“听不懂。”为了安全，他和母亲、弟弟约定暗号：“只许我找你们。”

日子一晃进了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滑县干部王从吾、贾潜、聂真等人联名上书中央，历数吴蓝田的汉奸罪行，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才有了那封放在毛主席案头的检举信。

公安部掌握的第一条线索并非吴蓝田本人，而是他弟弟吴信修。弟弟在北京卖房款补贴家用，却被街道动员参军。部队政工干部调查身份时，发现名字、籍贯前后矛盾，上报公安机关。侦查员循线查到吴信修的亲戚段馥延，又拿到一封未能投递的上海来信，终于拼出了“虞金山”这个化名。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全国通缉令后，立即对户籍册中带“金山”字样的外来户进行滚动排摸。两周后，在老闸北区一张“虞金山，籍贯浙江嘉兴，职业商贩”的登记卡片上，侦查员发现照片和旧档案里的吴蓝田轮廓高度吻合。蹲守随即展开。

3月初，吴蓝田来到区信用社申请货款，理由是采购一批毛竹。窗口里其实坐着刑警。对话只有两句——“请留步”“吴蓝田，你被捕了”。这声喝令让他腿软，话还没说出口就被铐住。案卷备注：“目标未做反抗，情绪惊惧。”

押回河南后，侦讯持续数月。吴蓝田写下长篇《我怎么隐藏了八年》，列出几十处藏身点，自以为配合就能拣回性命。他在供词末尾加了句：“如果还能为党做点什么，愿效犬马之劳。”讯问员冷冷答了一句：“晚了。”

1957年5月25日，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审判长宣读完死刑决定，旁听席上一片寂静。3月20日清晨，刑场枪声响起，吴蓝田终成枯骨。案卷最后一页，承办人写下八个字：“叛国必惩，天理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