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皮氏到薛瑄的浩荡长歌：简论河津历史文化发展的五次高峰

文 / 杨晓华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河之水自昆仑山奔涌而下，累聚其势，激行于晋陕峡谷之中，至龙门山戛然收束，而后又一泻千里，激荡出河津这片表里山河的金三角。此地曾在数千年内被称为皮氏，后名耿邑、龙门、河津。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这块汾黄交汇地域的历史经纬，河津犹如一部微缩的中华文明史，而真正照耀千古的，是此地孕育的以历史人物为标志的五座文化高峰。 这五次文化峰峦，超越地域局限，勾勒出黄河文明厚土区的历史概貌，彰显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与生生不息。

河津地域名称最早的历史记忆，是皮氏。《竹书纪年》载：“（夏）帝不降三十五年，殷灭皮氏”，这段公元前1729年事件的记载，揭示了“皮氏”作为河津古称的悠久历史。根据北京大学苏秉琦教授的定义推定，河津以“皮氏”之名，应该跨越了部落时期、邦国时期和方国时期，这个时间长度至少数千年。而“皮氏”的命名逻辑，根据薛千山在《话说“皮氏”》中的考证：和燧人氏、神农氏、有巢氏一样，是基于社会分工时代的英雄命名，皮氏可能源于一位精于皮革制作的古帝氏，可视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开创者。也就是说，河津地域在几千年中是以皮革的制作和贸易而闻名的。

无独有偶，2021年河津连伯村高禖庙遗址发掘出土碳化粟粒与羊骨共存现象，揭示了农牧混合的经济形态。中国社科院王震中教授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指出：“黄河中游的方国文明具有鲜明的过渡性，皮氏遗址的层累结构正是农牧文明碰撞的‘地质剖面’。”

皮氏方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手工业文明的发达，更在于其地处农牧文明分界线的战略位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划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明确的农牧分界：“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龙门即河津禹门口，碣石在如今的秦皇岛，两点连线以北为游牧经济区，以南为农耕文明区。联系后世河套地区的繁荣和列国长城的大规模修建，可以推论这一基于生态政治的分界线（后来不断北移），曾经长期处于农耕与游牧文明碰撞融合的前沿，深入民族的历史记忆。根据先秦竹简《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评述上古二十八帝氏得失时，将皮氏列于首位，感叹：“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可见皮氏作为早期方国的政治实验，为早期经济制度与家国伦理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子夏西河设教：儒法源流与思想启蒙

孔子高足卜子夏（前507-前420）战国初年应魏文侯之邀自鲁赴晋，在河津所在的西河地区（黄河与汾水间）开坛授业，掀起了河津第二次文化高峰。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子夏设教的具体位置，争讼不已，但是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中曾注：“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古冀州在西部和南部的边界均以黄河为标志，则西河在河津的指向就极为明确了。河津现存明代修复的子夏墓祠，也勘探出汉代基址，更是铁证如山。那子夏为什么来偏偏西河呢？因为此地是距离魏国都城安邑不远（坐马车一个半时辰可到），且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

子夏是孔子之后系统整理和传播经典的一代大儒，被尊为“传经之鼻祖”。然其思想别有特质：与曾子专求内圣不同，子夏“极明外王”，较子游重本求末，子夏“由末达本”；较子张黜礼随俗，子夏“重礼规容”。这种务实重礼、通经用事的特质，使西河学派成为儒法思想的转换枢纽。

子夏以宽广视野和廓达思想，成为当时天下英才心仪的圣人，其门人门生盛时达三百多人，形成完整人才谱系：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战国第一位推动变法图强的宰相李悝，政治、军事改革家吴起等属于政治家之列；田子方、段干木属于饱读诗书、品高德劭的谋士；公羊高、谷梁赤是“春秋三传”的两传之作者，前者的大一统观念、后者的礼仪教化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墨子大弟子禽滑釐，对墨家的传承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子夏已经深刻影响到战国初的儒、法、兵、墨诸家。难怪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感叹：“子夏学派实为战国思想界的轴心，其‘经世致用’理念构成三晋文化的基因编码”。子夏及其西河学派巨大影响，在先秦经典中随处可见，堪称中国轴心时代继孔子、老子、墨子之后的重要思想引擎。

司马迁著《史记》：大一统文化的史学奠基

河津第三次文化高峰由史圣司马迁（前145-前86）铸就。司马迁的出生地，到底在韩城还是河津，近年来也颇多争议。《史记》开篇太史公自述“迁生龙门”。

龙门是很古老的地理名词。《尚书·禹贡》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司马迁是汉代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的私淑弟子。孔安国在《尚书传》中称：“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这个界限不可能到黄河对岸的韩城，龙门显然在当时明确是指今日的山西河津。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伟抱负，创造了《史记》这样改变一个民族精神气象和文化传统的经典，实为黄河文明宏大气象的非凡结晶。《史记》对中华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建构了从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间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谱系。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评价“华夏炎黄子孙有了历史的母本记忆”。这种构建的深刻性、系统性，超迈前人，光照千古。

班固评司马迁的史学精神为“善序事理……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这种还原历史真相、秉笔直书实录精神，可从春秋大义中找到源头，也和《诗经·魏风》所反映的黄汾之地质朴刚健一脉相承。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教授指出：“司马迁的‘实录’绝非机械记录，而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的价值判断。”

王通设帐河汾：统合三教与盛唐崛起

《三字经》云：“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足见，在宋儒的心目中，王通（584-617）是和荀况、扬雄并驾齐驱的一代大儒。

王通本来高中进士，为隋文帝进献切中时弊的《太平十二策》，可惜被权臣排斥，忿而归乡。他隐居河汾，在万春乡与黄颊山设教，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开创“河汾之学”，门生遍及大河南北，深刻影响初唐的治国理念和理政人才的培养，这使得黄汾之地成为南北朝数百年纷乱之后，推动中华文化再度复兴的思想引擎，也自然成就河津历史上第四次文化高峰。

王通的思想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弟子编撰的仿《论语》语录体著作《中说》中。《中说》分设王道、天地等十篇，以问答形式阐述政治哲学与伦理思想。主张推行王道仁政，强调德治与礼乐教化；哲学层提出“三教可一”理念，以儒学为本兼容佛道 。王通的“三教可一”，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玄学、经学、佛学相互交融的传统，并在儒家道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整合，这是中国文化在隋唐时期发展的潮流所向，对于唐王朝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故陈寅恪先生言:“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

王通仅仅活到了34岁，其学术活动充其量十数年，但是讲学之盛，据《中说·关朗篇》载：“门人自远而至者千余人。”这个门人包括了学生和访问学者，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学人集体，其中被史书提到的包括：房玄龄、杜如晦、薛收、魏徵、李靖、温彦博、温大雅、陈叔达、杜淹、王珪、董常、程元等，其中多人都是太宗朝的股肱之才。

由此，贞观之治可视为河汾之学的政治实践。唐太宗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有四位都属于王通的学人群体。可以说，没有王通，大唐的政治建立和文化崛起将会难以想象。王通弟弟王绩开创唐诗自然之风，其孙王勃以《滕王阁序》名满天下，但是和王通比起来，他们都只能是相形见绌的文人才子而已。

薛瑄复性践履：心性之学的实践转向

明代理学大师薛瑄（1389-1464），是明代第一位经朝廷论擢配祀孔庙的大儒。作为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薛瑄面对朱学僵化之弊，以“复性”为宗重振儒学，被尊为“一代真儒”。其《读书录》《读书续录》构建了独特的孟学体系，将孟子心性论改造为“悦心”之学，强调“见得理明，须一一践履过”。这种思想对明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隆起河津第五次文化高峰。

薛瑄思想之突破有二：修正宋儒“性二元论”，主张“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实为“非有二也”，人性本善不因气质而变；重构养气工夫，提出“知言—持志—集义”的实践路径，以“勿忘勿助长”为修养法要。这种由二元转向一元、由玄思转向实践的思想，推动明代心性学落地为日用伦常。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一书评价：“薛瑄的‘理气无缝隙’’说，实为明清实学思潮的先导”。

河东学派后经吕楠、冯从吾等发扬，成为明中叶批判王学空疏的重要力量。薛瑄“以心映理”的朴素反映论、“清廉勤政”的政治哲学，至今仍闪耀着黄河文明实践理性的光芒。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在《中国哲学大纲》指出：“薛瑄的‘实践性理学’将道德从书斋解放出来，植入市井生活，这是对程朱理学的创造性转化。”

薛瑄一生立功立德立言，均峭拔当世，堪称儒者典范。立功方面，整顿吏治、减免赋税，体恤民瘼，以“铁汉公”之誉彰显司法公正，政绩斐然。立德方面，他一生恪守程朱理学，躬行实践“复性”之说，清廉刚直，以身教垂范，铸就儒者高洁人格，被尊为“薛夫子”。立言方面，他著有《读书录》《读书续录》《从政名言》等，阐发理学心性之学，修正朱子之说；其文章将深厚的学养与道德实践融入笔墨，产生强大的人格力量和高洁审美，是明代“儒者之文”的重要代表。薛瑄用一生的孜孜实践，达到了“三不朽”的儒家理想，堪称一代醇儒。

五峰连绵的文明长卷

河津五座文化高峰连绵起伏，共同勾勒出黄河文明五千年绵延更替的精神图谱。每一次文化复兴皆应时而生：皮氏开拓鸿蒙凝聚民族血气，子夏传承六经开一代学风，司马迁于汉初百废待兴时重构历史，王通处三教汇流中融会贯通启蒙大唐，薛瑄返本开新创造新风。这种因时创化、守正开新的文化韧性，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今日龙门山下，黄河奔涌依旧。“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河津历史文化上的五次高峰突起昭示我们：这条源于黄河文明的文化大河，在新时代的伟大奔流中必将澎湃起第六座高峰——这是历史的逻辑，更是文明的天命。（作者系中科元宇宙文明创新应用中心研究员、首席专家，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报周刊中心原主任）

（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