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红色特工关露蒙冤 43 年获平反 人生选择令众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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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关露传》《关露:忍辱入狼穴》《红色女特工关露的跌宕人生》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宿舍的一间小屋里,一位75岁的老人握着一份文件,手在不停地颤抖。

她坐在破旧的折叠床上,眼睛盯着那张纸,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送来的平反决定,澄清了压在她身上整整43年的汉奸罪名。

43年了,整整43年。

这位老人叫关露,原名胡寿楣。

她曾经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才女诗人,写过让千万人传唱的《春天里》。

她也曾经是党的优秀情报工作者,在敌人内部潜伏多年,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宣读平反决定的同志走后,关露独自坐在小屋里。

房间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一面墙紧挨着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

冬天暖气不热,还要另生一只煤炉。

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

但此刻,她的心情无比复杂。

她感到欣慰,也感到解脱。

可同时,她也感到了深深的疲惫。

这43年,她失去了什么?

又得到了什么?

平反之后,她的人生又会走向何方?

没有人知道,这位终于等到清白的老人,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一】才女初成名,文坛露锋芒

1907年7月14日,关露出生在山西省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

父亲胡元陔是清朝举人,曾在当地做过知县。

母亲徐绣凤是南京六合人,毕业于旅宁中学,会写古文,擅长刺绣。

关露的童年充满了动荡。

九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全靠母亲抄写公文和刺绣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

母亲白天教关露读书写字,晚上教她古文和旧体诗。

"一个女孩子一定要能够自谋生活,一定要学点本领,不然将一辈子受气,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

母亲的这句话,关露牢记了一辈子。

1923年,16岁的关露又经历了人生第二次重大打击——母亲病逝。

她和妹妹胡绣枫跟着外祖母,先搬到湖南长沙表舅家,后来又辗转到南京,投奔二姨母。

失去双亲的关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读书上。

她发奋学习,到处求学。

1927年到1928年,关露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

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她开始尝试写诗和小说。

1930年初,23岁的关露在南京《幼稚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她的故乡》(后改名《余君》),正式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

这篇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女性的成长与觉醒,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931年夏,关露因中学毕业文凭问题被迫离开中央大学,来到上海。

在这里,她遇到了刘道衡。

刘道衡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收留了关露,资助她学费和生活费,让关露得以继续求学。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火。

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开始接触进步力量。

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32年春,25岁的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她担任左联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工作,和穆木天、柳倩、任钧、艾青等诗人一起,在《新诗歌》月刊担任编辑。

那段时间,关露创作了大量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抗日救亡的诗歌。

《马达响了》《童工》《织绸女工》等作品,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控诉。

她的笔锋犀利,感情真挚,很快在文坛崭露头角。

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潘梓年被国民党秘密绑架。

关露临危受命,接替丁玲负责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

这个28岁的年轻女性,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才能。

1934年,关露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名声大噪。

这本诗集收录了她那段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充满了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祖国的热爱。

诗集一经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关露在文学界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1937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电影《十字街头》,导演沈西苓邀请关露为影片创作主题曲歌词,作曲家贺绿汀谱曲。

这就是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春天里》。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这首歌活泼欢快,充满了底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电影上映后,《春天里》迅速风靡全国,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人们哼唱这首歌。

关露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外国文学作品,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

那时候,人们把她和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1937年9月18日,关露在《救亡日报》上发表抗战诗歌《现在什么也不梦想了》,诗中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这句话铿锵有力,表达了她誓死抗战的决心,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美誉。

30岁的关露,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

她才华横溢,名满上海滩,前途一片光明。

可谁也不会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命令,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二】接受特殊任务,告别心上人

1937年,王炳南受党组织委派来到上海,出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

通过左联的朋友,关露认识了这位传奇人物。

王炳南是陕西人,高个子,板寸头,穿一身黑色中山装,显得干净利索。

他是出色的外交家,曾在西安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露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对他很敬佩。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一次聚会上。

那天,王炳南来帮关露搬家,一边搬东西一边哼唱着"春天里来百花香"。

关露听到自己写的词被王炳南唱出来,心里特别高兴。

"关小姐,您唱得真好听。"

关露笑着说。

"关小姐的词写得好,谁唱都好听。"

王炳南回答。

关露拿出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王炳南,请他签名。

签完字后,她下意识地把自己心爱的墨绿色派克钢笔夹在书里,递给王炳南。

递书的时候,关露碰到了王炳南的手,发现他的手冰凉。

她脱口而出:"呀,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冻的吧?快放到兜里暖和暖和!"

就是这样一句普通的关心话,让王炳南心里一暖。

他看着眼前这个关心他的女子,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

第二天,王炳南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不久,关露就收到了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关露看到这句话,脸红了。

她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收好,藏在贴身的口袋里。

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感情日益深厚。

关露每次收到王炳南的来信,都要反复看好几遍,然后认真地回信。

她在信里和王炳南讨论时事,讨论文学,也会写一些自己的小心思。

王炳南的信也写得很用心。

他会告诉关露自己在各地的见闻,会关心她的身体健康,会鼓励她继续创作。

两颗心,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慢慢靠近。

那时候他们都想着,等抗战胜利了,就结婚组织家庭,一起为党工作。

他们憧憬着未来的生活,憧憬着和平年代的幸福。

可是,1939年秋天,一切都变了。

那年11月的一天,关露正在修改长篇小说《新旧时代》,突然收到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转来的一封密电。

密电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发来的,只有简短几个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关露心里一紧。

她知道,这种突如其来的密电,往往意味着重要的任务。

她立刻收拾行李,动身前往香港。

在香港的一家旅馆里,她见到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

两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关露同志,组织上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

潘汉年开门见山地说。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关露回答。

潘汉年看了她一眼,缓缓说道:"这个任务很特殊,也很危险。组织上要派你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打入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接近日伪政权的特工头目李士群,获取情报,并相机策反李士群。"

关露听完后愣住了。

76号,那是上海滩最可怕的地方,是汪伪特工总部,是让无数革命者闻风丧胆的魔窟。

而李士群,更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手上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潘汉年问。

关露沉默了。

她当然知道。

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她要装成投靠日伪的汉奸,背负骂名,甚至连最亲密的人都不能告诉真相。

这意味着,她苦心经营的文学声誉将毁于一旦。

这意味着,她可能再也无法回到阳光下。

"我们知道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有多难。"

廖承志说,"但是,你有独特的优势。妹胡绣枫和李士群夫妇有交情,你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接近他。而且,你在文化界有名气,更容易获得他的信任。"

你妹

关露的手紧紧攥着,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她想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想到了那些喜爱她作品的读者,想到了王炳南。

如果接受这个任务,她将失去这一切。

潘汉年看出了关露的犹豫,对她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你要忍辱负重,要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屈辱。这个任务,没有人逼你接受。你可以拒绝。"

房间里一片寂静。

窗外是香港的夜景,灯火辉煌。

关露看着窗外,想了很久很久。

她想起了母亲临终前说的话:"要学点本领,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她想起了自己在《救亡日报》上写的诗:"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她想起了战火中流离失所的百姓,想起了被日军占领的东北三省,想起了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

"我接受。"

关露终于开口,声音虽然轻,但很坚定。

"你想清楚了?"

潘汉年问。

"想清楚了。"

关露点头,"我不辩护。"

潘汉年和廖承志对视了一眼,两人的眼中都流露出敬佩的神色。

他们知道,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子,做出了多么艰难的决定。

回到上海前,关露去找王炳南告别。

她不能告诉王炳南具体要做什么,只能说组织有新的工作安排,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

王炳南把那张照片递给她,让她随身带着。

关露把诗集和那支派克笔都留给了王炳南。

"这笔你先替我保管,等我回来再还给我。"

关露笑着说,但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苦涩。

"好,我等你回来。"

王炳南握着她的手,用力点了点头。

临别时,关露的眼睛有些湿润。

她握着王炳南的手说:"等我回来。"

"我等你。"

王炳南回答,"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关露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王炳南还站在原地,向她挥手。

她强忍着泪水,快步走进了夜色中。

她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七年。

更没有想到,七年后等来的,会是怎样的结局。



【三】深入虎穴76号,与魔鬼周旋

1939年冬,关露回到上海,开始执行任务。

她之所以能接近李士群,是因为一层特殊的关系。

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逮捕时,他怀孕的妻子叶吉卿走投无路,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接待了她,给予照顾。

李士群出狱后,也在胡绣枫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对胡家姐妹一直心存感激。

党组织原本计划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脱不开身,就推荐了姐姐关露。

关露回到上海后,开始频繁地和叶吉卿来往。

她们一起逛街、看戏、喝茶。

关露故意在公开场合露面,让人们看到她和汪伪政权的人员打得火热。

起初,人们还有些不相信。

那个写出《春天里》的才女,那个被称为"民族之妻"的诗人,怎么可能投靠汪伪政权?

可是,随着关露和叶吉卿的交往越来越密切,随着她频繁出入汪伪人员的聚会场所,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唾骂。

"关露变节了!"

"她投靠日本人了!"

"无耻的汉奸!"

"民族败类!"

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关露的文章。

有人写道:"关露,你忘记了你写的'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了吗?你现在就是民族的未亡人,是汉奸!"

曾经喜爱她的读者,把她的书撕碎扔进垃圾桶。

曾经尊敬她的文友,见到她转身就走。

甚至她的家人,也和她断绝了关系,说她是家族的耻辱。

关露什么都不能解释,只能默默承受。

每次看到那些辱骂她的文章,她的心都在滴血。

但她必须忍受,这就是党交给她的任务——用自己的名誉换取情报。

通过叶吉卿的引荐,关露逐渐接近了李士群。

李士群本是中共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叛变,后来投靠汪精卫,成为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头目。

他手上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大汉奸。

第一次见到李士群,是在一个饭局上。

李士群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完全不像传说中的魔鬼。

但关露知道,这个表面斯文的男人,内心有多么狠毒。

"关小姐大名鼎鼎,能见到你是我的荣幸。"

李士群主动和关露握手。

"李先生客气了。"

关露强忍着内心的厌恶,露出了笑容。

此后,关露开始频繁出入76号。

这个上海滩最恐怖的地方,这个沾满了革命者鲜血的魔窟,成了关露的"工作场所"。

她和李士群、叶吉卿夫妇一起吃饭聊天,参加他们的聚会,听他们谈论时局。

李士群每个月给她200元钱,逢年过节还要给双倍。

外界看到的,是关露拿着汉奸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成了不折不扣的汉奸文人。

可没有人知道,关露在这个过程中承受着多大的精神压力。

每次进入76号,她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强迫自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每次和李士群周旋,她都要小心翼翼,既不能表现得太热情引起怀疑,也不能太冷淡失去他的信任。

更可怕的是,她随时可能暴露身份。

76号里到处都是特务,到处都有眼线。

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1941年秋天,关露有两个月没去76号。

李士群派人把她接去,突然单刀直入地说:"关小姐,你就别装了。我知道你是奉潘汉年的命令来的,我也知道你是共产党。"

关露心里一惊,但她多年的潜伏经验让她面不改色。

她反问道:"老潘是谁?"

李士群笑了:"上海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他接着说:"我也是特科出身,虽然投靠了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但我抓了哪个共产党?杀了哪个共产党?日本人不信任我,重庆方面要暗杀我,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关露明白了,李士群是想通过她和党组织联系上,给自己留退路。

这既是危险,也是机会。

她没有马上答应,而是把情况汇报给了潘汉年。

经过周密安排,潘汉年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李士群。

此后,李士群开始向党组织提供情报。

日军的清乡计划、扫荡部署,汪伪政权的内部动态,都通过李士群源源不断地送到新四军手里。

李士群还派人护送刘晓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越过层层封锁,进入解放区。

这些成果,都是关露冒着生命危险,用她的名誉换来的。

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知道。



【四】进入《女声》杂志,背负更大骂名

1942年春,关露接到新的任务:进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创办的《女声》杂志社,担任编辑。

《女声》是日本人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阵地。

关露的任务是通过杂志社内的日本左翼进步人士伊藤俊子,与日本共产党保持联系,收集日伪情报。

进入《女声》,意味着关露的"汉奸"身份更加坐实了。

这次,她不仅是接近汉奸,而是直接为日本人工作了。

外界对她的痛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报纸上的文章一篇比一篇激烈,有人甚至说她是"中国文化界的耻辱",是"出卖灵魂的文妖"。

关露在《女声》工作期间,表面上为日伪政权写文章,实际上暗中发表了许多带有反战色彩的作品,还培养了一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她在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黎明》,以此作掩护,收集各种情报。

她白天在杂志社工作,和日本人、汉奸周旋。

晚上回到家里,就开始整理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出去。

有时候整理到深夜,她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发现窗外已经天亮。

最让关露煎熬的,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精神上的折磨。

她每天都要看着那些骂她的文章,每天都要承受着人们的白眼和唾骂。

走在街上,有人会指着她说:"看,那就是汉奸关露。"

曾经和她一起工作的左联朋友,现在都和她划清了界限。

曾经仰慕她的文学青年,现在把她当成了反面教材。

她想给王炳南写信,但不能。

她不能让王炳南知道她在做什么,否则会给他带来危险,也会给任务带来危险。

1943年8月,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

《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作为代表参加。

关露接到通知时,心里一沉。

她知道,如果去参加这个会议,她的"汉奸"罪名就彻底坐实了。

到日本去参加汉奸大会,这是铁证如山的汉奸行为。

可是,组织上希望她借此机会,进一步加强与日本国内共产党的联系。

为了更大的战略目标,关露只能服从安排。

1943年8月,关露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船。

站在甲板上,看着远去的上海,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她想起了自己曾经在《救亡日报》上写的诗:"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现在,她背着"民族未亡人"的骂名去日本,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可是,她不能辩解,永远不能辩解。

会议期间,十几名中国代表的照片被登在国内报纸上。

关露的照片赫然在列。

《时事新报》这样报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这次日本之行,让关露背上了更大的骂名。

人们对她的痛恨达到了顶点。

连她的家人都和她断绝了关系。

关露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她不能辩解,不能解释,只能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咽进肚子里。

每天晚上,她躲在房间里偷偷流泪,第二天又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和日伪人员周旋。

1943年底,李士群在家中离奇暴毙。

有传言说是日本人毒死了他,也有说是重庆方面的特工下的手。

李士群一死,关露更加孤立无援,随时可能暴露身份。

她每天都提心吊胆,担心被日本人或者汪伪政权的人盯上,担心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也不知道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唯一能给她一点慰藉的,就是想起王炳南。

她常常拿出那张照片,看着照片上的人,想象着战争结束后和他团聚的场景。

"等抗战胜利了,我就去找他。"

关露对自己说,"那时候,我就能恢复身份了,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这个信念,支撑着她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

关露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她以为,自己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她可以恢复身份,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阳光下,可以和王炳南团聚了。

可是,命运给她准备的,却是另一个残酷的打击……



抗战胜利了,可关露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党组织接到密报:关露已经被国民党列入"文化汉奸"的锄奸名单,随时可能被逮捕。

为了保护关露和党的机密,组织决定立刻把她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关露匆匆离开上海,化名来到淮阴新四军根据地。

按照组织的要求,她必须改名换姓,不得发表任何作品,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到了解放区,关露本以为总算安全了,可以把真相告诉大家了。

可新的麻烦又来了。

关露的组织关系没有及时转过来。

解放区的同志不了解她的真实情况,只知道她是从上海来的,在汪伪政府工作过,在日本人的杂志社当过编辑,还去日本参加过汉奸大会。

有人怀疑她是真汉奸,有人怀疑她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关露被隔离审查,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

她不能说出潘汉年的名字,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人务,只能含糊其辞地解释。

"同志,我真的是地下党员,我是奉组织之命去的。"

关露一遍又一遍地说。

"那你说说,谁派你去的?你的上线是谁?"

审查的同志问。

关露说不出来。

潘汉年的身份太敏感,她不能随便说。

况且,当年接头的时候,为了保密,很多事情都是单线联系,她也没有什么书面证据。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在调查清楚之前,你要配合我们的审查。"

就这样,关露在审查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她不明白,为什么抗战胜利了,自己反而成了嫌疑犯?

她为党工作了六年,牺牲了名誉、青春、前途,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审查?

更让关露崩溃的,还在后面。

194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通讯员给关露送来了一封信。

关露看到熟悉的笔迹,心跳加速。

这是王炳南的来信。

她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可读完之后,手却开始不停地颤抖。

信里说,组织上认为关露的特工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而王炳南从事的是外交工作,他们的结合会让人们存有异议,对党的形象不利。

组织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大局,为了党的事业,放弃个人感情。

王炳南在信的最后写道:"露,对不起。我本来已经登上了去淮阴看你的飞机,但在起飞前被领导拦了下来。我想过抗争,但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但我们都要为了更大的目标做出牺牲。忘记过去吧,忘记我吧。"

关露握着信,浑身发抖。

她拿出王炳南的那张照片,看着照片背后写的"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她用颤抖的手,在照片背后又写下两行字: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那一刻,关露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

她为党牺牲了青春、名誉、前途,到头来连唯一的爱情都保不住。

抗战胜利了,可她什么都没有得到。

她还活着,可她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死了。

从那以后,关露开始出现精神问题。

她经常失眠,常常自言自语,有时候会突然大哭,有时候又会呆坐一整天。

同志们看着她的样子,都觉得很奇怪,却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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