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料》、胡风回忆录、《方志敏狱中文稿研究》、《鲁迅全集》、冯雪峰回忆录等史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5年4月的上海，春雨绵绵，梧桐叶正绿。
位于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内，下午的光线透过临街的玻璃窗洒在排列整齐的书架上，空气中弥漫着纸墨的清香。
这家由日本人内山完造经营的书店，早已成为上海文化界人士经常光顾的聚集地。
鲁迅正专注地翻阅着一本新到的日文医学杂志《医学中央杂志》，眼镜片后的目光专注而深邃。
自从1927年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后，这位文学巨匠就经常在这家书店里度过下午时光，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日文书籍，更重要的是相对安全——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日本人经营的书店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进步知识分子的避风港。
内山完造从柜台后面走过来，手中拿着一个看起来普通的信封。
这个四十多岁的日本商人脸上带着惯有的温和笑容，但眼中却流露出一丝困惑。
"周先生，这封信是昨天傍晚有人送来的，说是要交给您的。但我打开看了看，里面只有几张白纸，什么也没写。"
内山完造将信封递给鲁迅。
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没有邮戳，也没有寄件人地址，只在正面用毛笔字写着"鲁迅先生收"几个字。
字体工整但略显匆忙，显然是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书写的。
鲁迅接过信封，仔细观察了一下外观，然后抽出里面的纸张。
确实是几张普通的白纸，纸质略显粗糙，应该是当时比较常见的草纸。
每张纸的大小约为八开，总共有四张。鲁迅将纸张举到光线下反复观察，试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正在书店内翻阅《文学》杂志的胡风听到了两人的对话，也凑过来看。
胡风时年33岁，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和文学上的后辈，同时也是左翼文艺理论的重要人物。
"会不会是哪个恶作剧的人寄来的。"胡风看了看那几张白纸，有些困惑地说道。
鲁迅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继续仔细观察着这些纸张。多年来在文学界和政治斗争中的经验告诉他，任何看似异常的事情都不应该轻易忽视。
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敏感的政治时期，各种秘密通讯和地下活动层出不穷，这些看似普通的白纸很可能隐藏着重要信息。
当天傍晚，鲁迅回到位于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的住所。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西式公寓，鲁迅租住在三楼。
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有书香气息，墙边摆放着几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中外文书籍。
鲁迅将那几张白纸放在写字台上，在台灯下又仔细观察了一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第二天上午，鲁迅在书店遇到了吴奚如。
吴奚如是中共地下党员，表面身份是《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实际上负责与进步文化界人士的联络工作。
鲁迅将收到白纸的事情告诉了吴奚如，并向他请教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
吴奚如听了鲁迅的描述后，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周先生，这很可能是密写信件。在地下工作中，我们经常使用各种化学药品进行隐写通讯。您试试用碘酒擦一下这些纸张看看。"
鲁迅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
当天下午，胡风专门到药店买了一瓶碘酒。
三人在鲁迅的住所里进行了这个"实验"。
当碘酒轻轻接触纸面的瞬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淡青色的字迹如同变魔术般慢慢浮现出来。
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仍然可以清晰辨认。
这是用毛笔字写成的，字体工整而有力，显示出书写者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他们看到信件末尾的署名时，三个人都愣住了：方志敏。
这个名字在1935年的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赣东北苏维埃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的被俘曾经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如今，这位传奇的革命者竟然从国民党的监狱中向文学巨匠鲁迅求援，这个事实本身就充满了戏剧色彩。
鲁迅仔细阅读了信件的全部内容。
信中，方志敏首先表达了对鲁迅的敬意，称赞他是"中国文化界的旗手"和"民族的脊梁"。
接着，方志敏简要介绍了自己的近况，并提出了一个具体而紧迫的请求。
【一】怀玉山下的覆灭与被俘
要理解方志敏为何会向鲁迅求救，必须回到1934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冬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后来被称为"万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
与此同时，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决定，留在南方的红军部队也开始了配合行动。
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由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支部队的组建过程颇为复杂。
1934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已经到达福建的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活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队，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
随后，中央又决定将这支部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合编，组成新的红十军团，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方志敏接到这个任务时，心情是复杂的。
作为赣东北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他深知这块根据地的重要性。
从1928年开始，他就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通过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方式，逐步将这里建设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
如今要离开这里北上作战，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放弃多年的建设成果。
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方志敏还是坚决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1934年11月初，红十军团正式出发，总兵力约1万人。
部队的装备相对简陋，弹药储备有限，给养也不充足，但官兵们的士气却很高昂。
然而，这次北上行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困难。
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行动早有察觉，在红十军团的前进道路上布下了重重包围圈。
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集了十几万军队参与"追剿"行动。
红十军团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就遭到了激烈阻击，伤亡不小。
随后，部队转战于赣东北、皖南、浙西南等地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12月，部队已经减员过半，弹药消耗殆尽，后勤补给更是断绝。
1934年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与国民党军队遭遇，激战中军团长刘畴西负重伤，部队损失惨重。
此后，部队的处境更加困难，只能在深山密林中艰难移动，寻找突围的机会。
进入1935年1月后，江西、安徽、浙江三省的天气异常寒冷，雪花纷飞，山路难行。
红十军团的官兵们大多衣着单薄，缺乏御寒装备，许多人患上了严重的冻伤。
更严重的是，部队已经断粮多日，只能靠挖野菜、剥树皮充饥。
1月20日，红十军团主力在江西德兴县境内遭到国民党第21师、第43师等部的包围。
面对敌军在兵力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方志敏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分散突围。
这是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决定。
方志敏清楚，分散突围意味着这支他亲手组建和指挥的部队将不复存在，而他自己也很可能无法生还。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可能保存革命火种的办法。
1月24日夜，红十军团开始了最后的突围行动。
方志敏亲自率领一个小分队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在激烈的战斗中，方志敏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警卫员牺牲，通讯员失踪，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也在战斗中重伤。
1月27日，经过连续几天的激战和行军，方志敏带领的这支小部队已经完全失去了与主力的联系，陷入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包括方志敏在内的十几个人已经七天没有进食，体力严重透支，完全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
1月29日黎明，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到怀玉山的密林中时，国民党第21师的搜索部队发现了藏身在山洞中的方志敏等人。
面对荷枪实弹的敌军，这些革命者已经没有任何抵抗的力量。
被俘时的方志敏形容憔悴，胡须满面，身上的棉衣早已破烂不堪。
当搜身的国民党士兵从他身上只搜出一支钢笔和一块旧怀表时，连这些久经战阵的军人都感到惊讶。
在那个军阀混战、贪污成风的时代，一个"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全部家当竟然如此微薄，这确实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对于自己的被俘，方志敏表现得异常平静。
据当时在场的国民党军官后来回忆，方志敏在被抓获后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或者恐惧，反而主动报出了自己的身份，并要求见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二】南昌监狱的囚徒生活
1935年2月2日上午，一辆军用卡车缓缓驶入南昌市中心的一座灰色建筑。
这里是"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
车上走下来的那个身材中等、面容坚毅的中年人，正是刚刚被押解到南昌的方志敏。
这座监狱建于1920年代，是一座典型的现代化监狱建筑。
整个建筑呈"回"字形，中间是一个大院，四周是三层高的牢房。
监狱的安全措施极其严密，不仅有高墙电网，还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日夜巡逻。
方志敏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单独牢房内。
房间面积不大，大约只有十几平方米，四壁用白纸裱糊，显得比较整洁。
房间里的设施很简单：一张木床，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用于洗漱的脸盆。
窗户很小，而且安装了铁栅栏，阳光很难照进房间。
从被关押的第一天起，方志敏就戴上了沉重的脚镣。
这副脚镣用精钢制成，重达十几斤，不仅行走困难，连躺下休息都很不方便。
监狱方面解释说，这是对"重要政治犯"的特殊管制措施，目的是防止其逃脱。
监狱的作息制度非常严格。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熄灯就寝。
一日三餐都是简单的稀饭配咸菜，偶尔会有一些粗制的窝头。
对于一个长期在艰苦环境中生活的革命者来说，这样的伙食虽然单调，但还算可以接受。
更让方志敏难以适应的是精神上的孤独。
作为单独关押的囚犯，他除了与看守人员的必要交流外，几乎没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每天漫长的时间里，他只能在狭小的牢房中踱步、思考，或者透过小窗观看外面单调的景色。
然而，方志敏很快发现，在这座监狱中关押的政治犯并不只有他一人。
通过与看守的交谈，他了解到，在同一层楼还关押着红十军团的其他一些干部，包括军团长刘畴西、参谋长王如痴等。
虽然不能直接见面，但偶尔能够通过敲击墙壁或者其他方式进行简单的联络。
更令人意外的是，方志敏还发现在这座监狱中居然关押着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胡逸民。
胡逸民因为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存在分歧，被以"反政府"的罪名关押在这里。
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两人在日常接触中逐渐建立了某种微妙的关系。
监狱的管理相对宽松，政治犯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到院子里"放风"，也就是在看守的监视下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
在这些时候，方志敏有机会与其他囚犯进行简短的交流，了解外界的一些情况。
通过这些渠道，方志敏得知外面的政治形势并不乐观。
国民党军队继续对各地的红军根据地进行"清剿"，共产党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日军在华北的活动也日益频繁，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
【三】劝降攻势与不屈抗争
方志敏的被俘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不仅国内各大报纸都进行了详细报道，连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对此高度关注。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相关部门要"妥善处理"，争取让这个"共产党要犯"改邪归正。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方志敏被描绘成一个"误入歧途的知识分子"。
他们强调，方志敏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本来应该是社会的栋梁，却被"共产主义邪说"所蛊惑，走上了"叛国"道路。
如果能够使其悔悟投诚，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宣传效果。
基于这种考虑，国民党方面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劝降计划。
首先派出的是方志敏在江西的一些老同学和朋友，这些人大多已经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中担任职务，生活相对优裕。
2月中旬，方志敏的几个同乡朋友被安排来到监狱探望。
这些人都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们向方志敏描述了外面的生活状况，试图用亲情和友情来感化他。
"志敏，你看我们现在都在政府里做事，日子过得还不错。你何必要跟政府对着干呢？只要你愿意转变立场，政府是会既往不咎的。"其中一位朋友这样劝说道。
方志敏听了这些话后，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我们选择的道路不同，各自走各自的路就是了。我既然选择了共产主义，就不会后悔。"
看到老朋友的劝说没有效果，国民党方面加大了劝降力度。
2月下旬，江西省政府的几名高级官员亲自来到监狱，与方志敏进行"谈话"。
这些人不再使用情感攻势，而是从政治和现实的角度分析形势。
"方先生，你应该看清楚当前的形势。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受到重创，你们的那些根据地也大都被收复了。继续负隅顽抗只会让更多无辜的百姓受苦。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一位官员这样说道。
面对这种"晓之以理"的劝说，方志敏的回答更加坚决：
"你们说共产党失败了，我不这么认为。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暂时的挫折不能说明什么。至于你们说的那些苏区百姓受苦，我要问问，在你们统治下的百姓就不受苦了吗？"
3月初，劝降活动达到了高潮。
国民党方面派出了更高级别的官员，甚至有传言说蒋介石本人也对这件事表示了关注。
这些官员不仅许诺会赦免方志敏的"罪行"，还表示如果他愿意"改过自新"，可以在政府中安排适当的职位。
有一位官员甚至明确表示：
"方先生，凭您的才能和威望，如果愿意为政府效力，担任一个省的主席都不是问题。您想想，与其在这里等死，为什么不出去继续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呢？"
但方志敏的态度依然没有任何松动。
他明确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信仰不会因为任何物质利益而改变。你们不用再费口舌了，该杀就杀吧。"
面对方志敏的顽强态度，国民党方面逐渐失去了耐心。
3月中旬，军法处正式通知方志敏，他将以"危害民国、武装叛乱"等罪名被起诉，如果定罪，将面临死刑。
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刻，方志敏突然向监狱方面提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请求：
他希望能够写一些文字，记录自己的革命经历，也算是给历史留个见证。
【四】文字战斗的开始
方志敏提出写作请求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的高层。
起初，一些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他是想利用写作的机会进行反政府宣传。
但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请求可以考虑。
在他们看来，让一个即将被处决的"共产党要犯"写写回忆录，也许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的情报，了解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和活动规律。
更重要的是，也许方志敏在写作过程中会有所感悟，最终还是会选择投降。
监狱长亲自与方志敏进行了谈话，询问他想要写什么内容。
方志敏表示，他想要完整地记录自己参与革命活动的经过，包括早年的求学经历、参加共产党的过程、在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等等。
"我不是想要为自己辩护，也不是想要攻击政府，我只是想要如实地记录历史。"方志敏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经过请示上级，监狱方面最终同意了方志敏的请求。
他们为他提供了纸笔和写字台，还将他从原来的牢房转移到了条件相对较好的"优待号"。
这个房间比较宽敞，采光也好一些，更适合写作。
1935年3月15日，方志敏开始了他在狱中的写作生涯。
这个时候，距离他被俘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距离他最终被处决还有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方志敏要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戴着手铐脚镣的情况下，写出足以传世的文字作品。
更重要的是，他还要想办法把这些作品传递到外面，让它们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方志敏的第一篇作品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这篇长达6万多字的文章详细记录了他从童年时代到被俘入狱的全过程，是了解这位革命家思想发展和实践活动的重要文献。
在文章的开头，方志敏这样写道：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面对死亡时的无畏精神和坚定信念。
即使在敌人的监狱中，即使知道死亡即将来临，方志敏仍然毫不掩饰地表达着自己的政治信念。
随后，方志敏又相继完成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作品。
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体现着一个革命者的思想深度和文学修养。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五】密写计划的酝酿与实施
随着写作的深入，方志敏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些文章如果最终落到国民党手中，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可能被敌人利用来歪曲事实。
因此，必须想办法把它们传递到党组织手中。
但是，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要将这些文稿送出去谈何容易。
方志敏开始仔细观察监狱的管理制度，寻找可能的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方志敏发现了几个可能的突破口。
首先是监狱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要进出监狱，理论上有机会携带物品。其次是一些即将释放的囚犯，他们在出狱时的检查相对宽松一些。
在众多工作人员中，方志敏特别注意到了一个年轻的文书叫高家骏。
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负责监狱的一些文档整理工作，经常要到方志敏的牢房来收取他写的"自传"材料。
在日常接触中，方志敏发现高家骏虽然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工作，但思想并不保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自己的思考。
特别是看到方志敏在狱中的表现后，这个年轻人逐渐对这位革命者产生了敬佩之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和观察，方志敏判断高家骏可能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与这个年轻人进行思想交流，向他介绍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革命的必要性。
高家骏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共产党，但对方志敏的人格魅力深受感动。
他告诉方志敏，自己有个女朋友叫程全昭，在杭州的一所小学当教师，是个思想进步的女青年。
这个信息让方志敏看到了希望。
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制定一个大胆的计划：通过高家骏联系程全昭，请她帮助将文稿送到上海的进步人士手中。
但是，如何在监狱严密的检查制度下将文稿安全送出，这仍然是个巨大的技术难题。
经过苦思冥想，方志敏想起了在地下工作中学到的密写技术。
在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长期合作中，方志敏了解过各种秘密通讯方法。
其中，用米汤进行密写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一种。
米汤中含有淀粉，用它写字在纸上看不出任何痕迹，但当用含碘的液体擦拭时，淀粉与碘发生化学反应，会呈现蓝色，字迹就会显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在监狱中获得米汤相对容易。
每天的稀饭中都有米汤，只要小心收集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墨水"。
而且，即使被发现了，也很难解释这有什么问题。
5月中旬，方志敏开始实施他的密写计划。
白天，他继续正常的写作，完成监狱方面要求的"自传"内容。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看守查房结束后，他就开始用米汤在白纸上重新誊写一些重要文章的内容。
这个过程异常艰难。戴着手铐脚镣进行精细的写作本来就很困难，而用米汤密写更是难上加难。
米汤的浓度必须适中，太浓了容易被发现，太稀了显影效果不好。
而且米汤干得很快，必须随时补充，这就要求方志敏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写作。
更困难的是，用米汤写出的字迹在写的时候几乎看不见，完全要凭感觉来掌握字间距和行距。
稍有不慎，字迹就会重叠或者偏移，影响最终的可读性。
尽管困难重重，方志敏还是凭借惊人的毅力和细心，成功完成了几篇重要文章的密写工作。
其中包括《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内容。
6月上旬，高家骏按照事先的约定，给在杭州的女友程全昭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没有直接说明具体情况，而是以"有重要事情需要帮助"为由，请程全昭来南昌一趟。
程全昭收到这封信后，虽然心中有些疑惑，但还是立即向学校请了假，从杭州赶到南昌。
当高家骏向她详细说明情况后，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表示愿意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
"这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再危险我也不怕。"程全昭这样表示。
6月中下旬，在高家骏的精心安排下，程全昭成功地从监狱中带出了方志敏用米汤密写的文稿。
这些看起来普通的白纸被小心地夹在其他无关紧要的文件中间，顺利通过了监狱大门的例行检查。
7月初，程全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从南昌开往上海的火车。
在她的行李中，夹带着几张看似普通的白纸，这些纸张承载着一位革命烈士最后的心血和希望。
抵达上海后，程全昭按照事先的安排，联系了几个进步书店和文化团体。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在这里交汇，地下党的活动也比较活跃。经过几番周折，她终于找到了可靠的接头人。
负责接收这批文稿的地下工作者在看到那些白纸时，起初也感到困惑。
但当他们按照程全昭的指示用碘酒处理后，看到那些浮现出来的字迹时，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不仅仅是几篇普通的文章，更是一位即将就义的革命者留给世人的珍贵遗产。
地下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些文稿分别转交给几位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士保管。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和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鲁迅作为文学界的泰斗，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巨大影响力。
这两个人都是最理想的保管者。
7月下旬，当内山书店的伙计将那个神秘的信封交给鲁迅时，没有人能够想象这简单的交接背后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而当鲁迅用碘酒显影出方志敏的密信，仔细阅读了信中的全部内容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在那封密信中，方志敏除了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外，还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