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团走出两位大将、两位上将：长征中的干部团到底有多牛？

在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涌现了许多英雄部队，比如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为红军主力长征侦察路线、连续突破湘、赣、粤三省敌军4道封锁线的红六团。

此外，还有一支不到1500人的特殊部队，集结了众多未来的大将、上将们。他们与红军战士们一同急行军、一起啃干粮、并肩打硬仗。这支队伍的团长，正是日后家喻户晓的陈赓大将。它不是一支普通战斗团，而是红军长征中绝无仅有的干部团。

陈赓

时间回到1934年10月，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之下，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就在出发前夕，一个极具远见的决定诞生了：将红军大学、两所步兵学校及特科学校合并，组成一支特殊的部队。

它名义上叫“团”，实际却是一所边走边打的“流动干部学院”。团长是幽默果敢、黄埔一期出身的陈赓，政委是沉稳坚毅的宋任穷。成员可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从各部队百里挑一、具有实战经验的连排级以上军政干部，其中更有一个“上级干部队”，学员全是营团级指挥员。可以说，这群人是红军宝贵的“种子”。

就这样，一群本该在课堂学习的“学员”，挎着一长一短两支枪，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干部团的核心任务有两个：一是作为精锐护卫，时刻保卫着紧随其后的党中央、军委纵队，毛主席等领导人常与他们同行；二是作为战略预备队，在决定生死的关头，像一把尖刀刺向最关键的战场。但他们最根本的身份，依旧是“学员”。

于是，世界军事史上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宿营时，山坡上、油灯下，这群人不是在总结战术就是争论战例，把最残酷的战场变成了最鲜活的课堂。

正是这种特殊的锤炼，让干部团在长征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传奇。

干部团

他们首先是“开路工兵”，从于都河到湘江，从湍急的乌江到金沙江，所有关键浮桥的架设，几乎都由他们旗下的工兵连完成。尤其是突破乌江时，他们创造性地用竹篓装石代替铁锚，在敌人的炮火下硬是架起了生命之桥。

他们更是“救火队长”。遵义战役中，他们猛攻制高点老鸦山，为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立下大功。然而，最惊心动魄的一战，当属抢夺金沙江皎平渡。1935年5月，红军身后是数十万追兵，面前是天险金沙江。干部团临危受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占渡口！他们伪装成国民党军，一昼夜狂飙160里，如神兵天降般控制渡口，随后又以少胜多，击溃敌军，拿下了扼守渡口的通安州。这一战，为中央红军跳出了包围圈赢得了决定性的生机。

金沙江皎平渡

你可能会问，这样一支存在仅约一年、主要职能是护卫和教学的队伍，能有多大的能量？答案显而易见：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 “将军的摇篮” 。尽管干部团在1935年11月完成其历史使命，改编并入其他学校，但这一千多颗“革命种子”早已撒向全国。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从这片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将星，其光芒令人惊叹。据统计，这支队伍至少走出了2位大将、2位上将和4位中将。

两位大将，正是干部团的两位核心领导：团长陈赓与上级干部队（上干队）队长萧劲光。陈赓大将的传奇尽人皆知；而萧劲光，这位曾在北伐时就是中将的“老资格”，后来成了人民海军的首任司令员，守护祖国海疆。

萧劲光

两位上将，是政委宋任穷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宋任穷在建国后曾主政地方与中央部门；而韦国清则从战场名将成长为外交家和地方大员。

四位上将，分别是当年的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方强、营级干部刘道生、丁秋生等。此外，还有位数不少的少将，以及许多未获军衔但担任了重要党政职务的领导同志。

从这个意义上说，干部团就像一炉淬炼人才的熊熊烈火，在长征最艰难的时刻，为党和军队保存并锻造了一批决定未来格局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浴血长征路的“御林军” 解密红军干部团》

红网《陈赓与长征中的干部团》

中红网《57名开国上将的风云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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