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特朗普重提“G2”为哪般？

去年10月底，特朗普在与我国领导人会谈之前，在其社交媒体中重提“G2”，有何含义？背景是什么？体现了中美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哪些实质性变化？

“G2”概念最早提出是在2008年，当时正值美国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美经济均出现断崖式下跌。面对危机，两国采取的应对策略迥然不同，但结果却极其相似，中美经济都实现“V”型反弹，且这两个反弹周期高度重合。

当时美国实施的是大规模量化宽松，增发近4万亿美元，其中60%流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恶性全球通胀。中国同样进行了大规模的货币投放，投入4万亿人民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强化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以此构筑经济复苏的坚实基础。

美国通过美元超发制造了全球性通货膨胀。由于全球原材料贸易普遍以美元计价结算，通胀带来的超额收益大部分被美国获取。而通货膨胀的代价，却被中国等实体产业国家承担。

中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因美元超发，能源、原材料价格飙升，导致我们承受了巨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也就是“进口通胀”。中国经济当时正处于上升周期，本身存在内生性通胀压力，叠加国际原材料价格暴涨的“进口通胀”，成为打击实体经济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美国成功将其金融危机的代价通过输出通货膨胀的形式转移给了其他国家，而中国由于对进口能源、原材料的高度依赖，实际上承担了这部分转移而来的成本。

这一过程形成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在上一轮“G2”框架下，中国支撑美国渡过危机，最终结果却是自身利益受损。

当美国完成量化宽松并进入货币政策紧缩周期时，中国又开始面临“进口通缩”的困境。随着美元流动性收紧，国际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普遍下跌。这导致资源输出国收入减少、需求萎缩，进而导致中国出口下滑。出口下滑直接导致国内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这正是我国从2015年开始强调工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背景——我们实际上已经步入了通货紧缩周期。

无论是“进口通胀”还是“进口通缩”，在原有的“G2”框架下，中国承受了相当大的利益损失。

正是在应对外部冲击和反思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开启了战略转型，开始强调自主发展和科技创新。这一转型的重要标志就是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确要将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产业结构方面，我们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在贸易结构上，加速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同时开始调整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将发展重心更多转向国内，依托国内市场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到了2020年前后，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出现了质的飞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汽车等类别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持续攀升。

进入新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贸易规模最大、贸易顺差最高，且贸易结构中高技术产品占比突破50%的国家。这一结构性变革引发了全球产业格局的深度调整——越来越多的先进制造业向中国集中。中国形成了涵盖大类、中类及细类产业的完整工业体系。

在这一新格局下，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积极现象：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产业规模，有效摊薄了自主技术研发的高昂成本。这一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其技术创新成本将难以消化，最终只能依赖投机性金融资本与缺乏产业支撑的技术研发结合，导致经济进一步向虚拟化和泡沫化方向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股市主要由七家高技术巨头支撑。借着美国高利率政策，全球资本涌入，追逐高额投机回报，不断追高七巨头股价，形成了今天美股的繁荣局面。

这种现象本质上是西方发展模式在放弃实体经济、转向虚拟金融过程中形成的客观结果——通过金融手段维持高技术发展，再利用高技术反哺金融扩张，形成逻辑闭环。

相比之下，中国正在践行另一条发展路径：依托更庞大的产业规模、更完整的产业体系，构筑极其雄厚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推进的自主技术创新，其成本能够通过在多产业场景中的广泛应用而得到有效分摊。

因此，产业体系内的技术创新，本质上构成了推动产业持续升级的核心动力。而这种由产业升级需求引致的技术创新，也更具可持续性和良性发展特征。

显而易见，中美两种发展体系已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2018年以来发生的系列变化：美国时任领导人在其任期初期发起的贸易战，在当年就出现了反噬效应。随后不断升级的科技战、金融战，乃至某些被视为生物战的现象，都在陆续显现。

此后，美国无论是采取关税战（实质上的关税讹诈），还是采取其他技术封锁手段，抑或是金融制裁等系列措施，在面对一个拥有健康产业结构、能够有效支撑技术创新并实际带动金融健康发展的经济体时，便难以真正奏效。

因此，当前形势下美国重提“G2”概念，其背后是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矛盾，并在矛盾演化中形成新的力量对比，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话语权比重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G2”确实包含了一部分实质性的内涵。

抛开“G2”概念，我们应当看到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深刻竞争及其成果对比。从这个视角审视，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当前提出的“十五五”规划发展方针——即将产业发展置于技术创新之前的深层逻辑。只有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我们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技术创新和自主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此“G2”非彼“G2”,其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是双方发展方式的本质不同，要继续坚持自身发展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发展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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