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存在已久的谣言该被揭穿了：谁在把我们的瑰宝说成累赘？

文/胡铁瓜

有些类人生物为了贬低中国文化真的是到了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就比如说这个存在已久谣言：汉语是没进化好的语言文字，因为跟印欧语系相比，汉语中含有复杂的量词，而英语等语言则没有这种累赘！

说实在的，拿表音文字跟我们表意文字相比已经是蠢到不能的玩意才能干出来的事情了，这又把汉语中的瑰宝说成是累赘，只已经不光是蠢而是坏了！

首先我承认教过老外汉语的人大概率都遇过这种尴尬：你跟他说“一头牛”“两匹马”，他皱着眉反问：“牛就是牛，马就是马，为啥非要加‘头’和‘匹’？直接说‘three cow’‘two horse’不行吗？” 这话听着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咱们汉语里，出现“头”“匹”“本”“张”这些量词，就跟吃饭用筷子、喝水用杯子一样自然，少了它总觉得别扭。为啥偏偏汉语把量词玩得这么极致？语言学家刘丹青一语道破关键：量词是汉语为了满足其宏观系统需要而发展出来的。这背后藏着的不是简单的语言习惯，而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还有一段被逼出来的历史智慧，就连其他汉藏语系的语言，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很多人觉得量词就是个“计数工具”，没什么高深的，可量词的定义里其实藏着大学问——它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计量单位。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道破了量词的核心功能：不只是“数清楚”，更是“说清楚”。你品品：“一本书”和“一摞书”，差的不只是数量。“本”告诉你，这东西是装订成册的，能拿在手里翻，大概率是纸质的；“摞”则是说，这些书是堆叠起来的，可能堆在桌子上，也可能放在箱子里，自带“一堆”的画面感。再比如“一张纸”“一沓纸”“一卷纸”，“张”是平展的、薄薄的状态，你能想到办公桌上铺着的A4纸，“沓”是叠在一起的厚度，可能是刚从打印机里取出来的一叠文件，“卷”是缠绕起来的形态，要么是卫生间的卷纸，要么是画家用的宣纸卷。短短一个量词，其实是给事物做了一次“3D建模”，把它的形态、状态甚至场景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可英语里“a paper”“two papers”，只能告诉你数量，至于这纸是平的、叠的还是卷的，得额外解释半天，哪有汉语这么干脆利落。更有意思的是，汉语中最古老的名量词，最初的作用压根不是计量，而是区分事物——先把东西的类别和形态搞清楚，再谈数量，这才是汉语的逻辑。

这种逻辑在方言里体现得更鲜活。粤语里不说“一块面包”，说“一嚿面包”，“嚿”字自带“成团成块”的厚重感，比“块”更贴合面包的质感，形容蔬菜不用“一棵”，用“一樖菜”，透着南方田间地头的烟火气。吴语里的“只”用法更绝，普通话里说“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上海话直接说“一只电脑”“一只手机”，甚至“一只碗”“一只筷子”，把“小巧可握”的核心特征贯穿到底，不管是电器还是餐具，只要能随手拿起，用“只”就没错。而在安徽、浙江的部分徽语地区，还能听到“量名”结构，比如“个人是大学生”“条鱼鳞片刮刮干净”，这里的“个”“条”直接放在名词前，不用数词也不用指示代词，却自带“这、那”的定指意味，比普通话的表达更简洁，也更有地域特色。这些方言里的量词用法，没有官话的规整，却满是生活的智慧，印证了量词是跟着人们的生活场景慢慢演变的。

为啥汉语会有这样的逻辑？美国哲学家查德·汉森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物质名词假设”，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他说，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世界不像西方认知的那样，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个体”组成的，反而更像“一团流动的气体”，或者“一块巨大的橡皮泥”，没有天然的“个体边界”。在这种认知框架下，古代汉语里只存在物质名词，没有可数名词。任何一个词，都只是物质或集合的等价物，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想把这些模糊的东西说清楚、数明白，就得用量词这把“刀”，把橡皮泥切成一块块、一片片、一个个，让它变成能感知、能描述的具体单位。这和西方语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英语里，“book”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天生就能数，可在汉语里，“书”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书的形态”——你得先说明它是“一本”装订好的，还是“一摞”堆起来的，才能准确表达。当我们说“一头牛”而非“一牛”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描述“牛的生命体形态”，而非简单的“牛”这个抽象概念。

不过，这个假设也不是没有争议。韩国学术期刊上就有文章直接提出批判，说许多研究物质名词的西方学者都承认，根本没有标准能明确区分物质名词和可数名词。这意味着，古代汉语里不仅有物质名词，也有个体名词或可数名词。你看甲骨文里的“戈”“鼎”，都是指具体的器物，是实实在在的个体，这就说明汉语从一开始就能表达具体事物，也能容纳抽象概念。要是汉语只能表达物质，那它根本算不上一种完整的语言系统。就连国内学者对量词的起源也有不同看法，比如王力、黄载君就发现，甲骨文里有“人十有六人”这样的表达，第二个“人”其实是“拷贝型量词”，也就是把名词重复一遍当量词用，这说明量词最初的形态可能比我们想的更简单，是从名词本身演变来的，而非突然出现的独立词类。

那问题来了：既然商朝甲骨文时期，古人完全可以直接说“三牛”“五人”“羊九”，不用量词也能沟通，为啥后来非要费劲进化出这么复杂的量词系统？答案很简单：被逼的。这事儿得追溯到汉语的语音简化大地震。语言学家黄载君把汉语量词的发展划分为五个清晰阶段，这一路演变，简直就是一部汉语的“求生史”。最早的商朝甲骨文时期，是“不用量词阶段”，数词可以直接和名词结合，比如“三牛”“十戈”，那时候没人觉得别扭，为啥？因为上古汉语的发音可比现在复杂多了。那时候的汉语有复辅音，比如“kl-”“pl-”这种组合发音，词尾还有入声韵尾，就是类似拼音里“k”“t”“p”的短促收尾音。发音丰富，信息密度就高，哪怕不说“头”“匹”，直接说“三牛”“五人”，也不会听错。可随着时间推移，汉语发音开始“瘦身”：从远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复辅音慢慢消失了，入声韵尾也退化了，发音变得越来越简单。

这一简化不要紧，麻烦来了——同音字爆炸了。一个“yu”的读音，能对应“鱼”“雨”“玉”“余”“俞”好几个字；一个“shi”，能对应“是”“事”“市”“室”“势”。要是还像上古时期那样直接说“三yu”“五shi”，谁知道你说的是三条鱼、三场雨，还是三块玉？是五件事、五个市，还是五个房间？沟通根本没法进行。于是，量词就成了“救命稻草”，这也标志着量词发展进入了“萌芽阶段”。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表示容积的量词，比如“升”，但这些量词使用频率极低，数量也很有限。到了两汉时期，量词发展进入“兴起阶段”，个体量词有了进一步发展，“枚”这个量词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不过这时候的量词仍然不是必须出现的，“一马”“一骑”“一匹马”都能说。

真正的转折点在魏晋南北朝，这是量词发展的“关键阶段”。量词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数+量+名”的结构越来越常用，比如“一匹马”“一张纸”，这种结构为后期汉语量词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了唐宋时期，量词彻底进入“成熟阶段”，新兴的名量词大量出现，“对”“瓣”“簇”这些生动的量词纷纷登场，同时旧有名量词的称量对象范围也在扩大。根据刘世儒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提供的资料，当时的常用量词已经超过两百个，涵盖了度量衡、容器、个体、集合等多个类别，甚至出现了动量词，比如“看三次”“走一趟”，让量词体系变得更完整。唐宋之后，量词发展到了“完备阶段”，数量达到高峰，“数+量+名”的结构成了汉语表达的标配，不使用量词的“数+名”结构在日常交流中逐渐衰亡。从“三牛”到“三头牛”，这短短一个字的添加，背后是汉语为了适应语音变化、保证沟通精准的大智慧。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质疑：“谁说只有汉语有量词？” 别急，咱得先澄清一个误区：量词并非汉语特有，而是整个汉藏语系的共同特征。更准确地说，量词是汉藏语系普遍存在的一种语法现象，但不同语言的发达程度天差地别。蒋颖在《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中，收集了三十多种汉藏语系语言的语料，发现壮侗语族的量词最发达，比汉语还要丰富。而藏语支、景颇语支的量词就相对薄弱，属于“不发达型”。有意思的是，量词并不是从汉藏语系的共同祖先语言中继承而来的，而是在语言分化后，各个分支独立发展出来的。比如缅语支、彝语支里还保留着“拷贝型量词”，哈尼语说“一个枕头”，可以说成“枕头一枕”，把名词的后一个音节当量词用，纳西语里“一个洞”，既能说“洞一洞”（全拷贝），也能说“洞一”（半拷贝），意思完全一样。这种原始的用法，在汉语里只存在于甲骨文时期，周代之后就基本消失了，而在这些少数民族语言里，却成了研究量词起源的“活化石”。

研究还发现，汉语各方言的量词发达程度，和距离壮语等语言的远近成正比。这个发现引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量词可能起源于某些古越族语言，并向四周呈辐射式扩散和推移。也就是说，汉语的量词系统，很可能是借鉴和发展了古越族语言的特点，才慢慢形成今天的样子。这就打破了“量词是汉语独有的”绝对化认知，也让我们看到，语言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交流和融合中不断进化的。就连现代汉语里的一些量词，也能找到这种融合的痕迹，比如粤语里的“樖”“嚿”，和壮语、傣语里的相关量词发音相近，很可能就是历史上语言接触留下的印记。

语言学家刘丹青曾提出，量词是为了适应汉语宏观系统需要而存在的，它有五个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这五个功能，每一个都戳中了汉语的“痛点”。第一个功能是凑足音节，这和汉语的双音化趋势、句法重节律的特点息息相关。你读一下“三书”和“三本书”，明显后者读起来更顺口，音律更和谐。汉语天生就偏爱双音节或三音节的表达，量词的出现，刚好满足了这种节律需求，让语言听起来更舒服。第二个功能是区分类别，汉语的名词不像英语那样有单复数变化，也没有词性标记，量词就成了弥补名词类范畴不足的关键。“一张纸”和“一支笔”，“张”和“支”不用额外解释，就能让你直观区分扁平物和长条形物；“一头牛”和“一只鸡”，“头”和“只”直接点明了动物的体型和形态差异。

第三个功能是代替名词，在某些语境中，量词可以起到其他语言中“支撑词”的作用，避免重复啰嗦。比如别人问你“要不要书”，你可以直接说“来一本”，这里的“本”就指代了“书”；问你“要不要笔”，回答“来一支”就行，简洁又清晰。在东南方言里，这种功能还被发挥到了极致，义乌话里“帮依弗是东西”，“帮”原本是计量人的量词，这里直接代替“这帮人”，比普通话的表达更凝练。第四个功能是区别名词词义，这一功能尤其适应了汉语同音词偏多的实际情况。“一颗牙”和“一支芽”，“牙”和“芽”读音完全一样，全靠“颗”和“支”这两个量词来区分；“一张纸”和“一旨纸”，“纸”和“旨”同音，量词“张”和“旨”的搭配，直接避免了混淆。第五个功能是区别词与词组，汉语里词和词组的界限一直很模糊，比如“白纸”是词还是词组？有时候很难界定。但加上量词就不一样了，“一张白纸”是词组，“白纸”是词，量词成了区分二者的“分水岭”，让语法结构更清晰。

这五个功能，每一个都切中了汉语的表达需求，也难怪量词会成为汉语的“标配”，而不是像印欧语系那样，只把量词当成“补丁”。当西方传教士最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接触到汉语时，他们立刻敏锐地发现了量词这个特殊的语法现象。这些早期观察者，甚至比国内语法学界更早开始研究数词和量词、量词和名词的关系，他们的发现，成了汉语语法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发现，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和汉语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英语把名词分成了“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两类：对于“书”“猫”“汽车”这种能直接拎出来的个体，直接说“one book”“two cats”就行，可对于“水”“盐”“玻璃”这种“一坨坨、没法直接数”的东西，就需要找个“容器”来帮忙，也就是“a cup of water”“a piece of paper”这种表达。

英语里的这些“容器词”，其实就是量词的雏形，但它们更接近度量衡，而非汉语那种丰富多样的个体量词系统。而且英语里的量词用得零散又生硬，远不如汉语的量词系统完整、自然。更有意思的是，英语在描述动物群体时，也有一些类似量词的集合名词，比如“a school of fish”（一群鱼）、“a murder of crows”（一群乌鸦）、“a pride of lions”（一群狮子）。但这些表达更像是语言里的“炫技”，普通人日常交流根本不用。你跟老外说“a murder of crows”，他大概率会愣一下，然后问你“啥意思？” 但汉语里的“一群鱼”“一窝鸟”“一队人马”，是全民通用的日常表达，大人小孩都能脱口而出，既精准又亲切。而且英语里的这些表达，大多只用于动物群体，不像汉语的量词，能覆盖天地万物，从具体的“一本书”“一杯水”，到抽象的“一份爱”“一种情怀”，无所不包。这种差异的根源，还是东西方的认知差异。西方人看待世界，是“个体导向”的，他们习惯把事物拆分成独立的个体，而中国人看待世界，是“状态导向”的，我们更关注事物的形态、关系和存在方式。量词，就是这种认知差异在语言上的直接体现。

汉语量词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计数功能，能传递丰富的情感、营造独特的意境，这是印欧语系想都不敢想的。先说说情感态度的传递。“一位老师”“一位老人”，“位”字里满是尊敬，“一个学生”“一个朋友”，“个”字是中性客观，要是有人敢说“一头老师”“一头老人”，那不是口误就是故意冒犯，估计得被人怼“会不会说话”。再比如“一尊佛”“一炷香”，“尊”和“炷”带着敬畏之心，“一坨屎”“一摊泥水”，“坨”和“摊”明显带着嫌弃。这种不用额外加形容词，仅凭量词就能表达的情感色彩，英语里根本找不到——英语里“a teacher”就是“a teacher”，哪能玩出这么多花样？

再说说意境的营造。同样是月亮，“一轮明月”，一个“轮”字，就把月亮的圆润、饱满、像车轮一样的形态勾勒出来，自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诗意。“一弯新月”，“弯”字一出，纤细、温柔的月牙形象立刻浮现在眼前，满是“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的柔美。而“一钩残月”，“钩”字自带几分孤寂、清冷，让人瞬间想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怅惘。同一个月亮，换个量词，意境就天差地别。就连抽象概念，量词也能把它变得可感可知。“一线希望”，把抽象的期盼具象成一根细细的、随时可能断裂却又紧紧牵引着人的线，那种微弱却坚定的感觉，用英语“a little hope”根本表达不出来。“一丝凉意”，“丝”字精准捕捉到那种轻轻拂过皮肤的清凉，比“a little cold”更有画面感。“一肚子委屈”“一脑门官司”，则把情绪的重量和复杂度刻画得淋漓尽致，就连吐槽生活琐碎，“一地鸡毛”四个字，通过“地”这个量词，把杂乱无章的状态具象化，比“a mess of life”生动多了。

量词里还藏着不少文化冷知识，越挖越有意思。为啥马用“匹”？因为古代“匹”是量布帛的单位，四丈为一匹，古人发现好马奔跑时，身姿舒展流畅，就像一块展开的绸缎，于是就用“匹”来形容马，既形象又浪漫。为啥书用“本”？源于竹简编连成册的形态，古人把竹简一片片编起来，做成“册”，后来就演化成了“本”。而在书籍量词的世界里，还有更细致的讲究。《汉书·艺文志》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籍分类目录，首次用了“章”“篇、卷”“家、种”三个层级的量词来著录图书，这背后藏着简帛时代的书籍文化。“章”最初是音乐段落的单位，乐曲分章，配的文辞也跟着叫“章”，春秋时期诸侯会盟，还会通过吟诵《诗经》某章来沟通，后来“章”才成了短文本的量词，比如《孝经》有“二十二章”。“篇”则来自简牍，把竹简编连起来就是“篇”，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就有“【十】扁（篇）所明道言功也”的记载，到了汉代，刘向校书时，用“篇”来统筹全书，让散乱的古籍有了固定体例。“卷”则源于帛书，帛书贵重且能卷起存放，“开卷有益”的成语还保留着这个本义，汉代时“篇”和“卷”并用，“篇”看内容，“卷”看形制，后来纸张普及，“卷”就慢慢取代了“篇”，成了书籍的主要量词。而“家”和“种”更特别，“家”指学术流派，比如《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种”指图书大类，《六艺略》分为九种，这两个量词不仅是计数，更是对知识体系的分类，影响了后世的学科划分。

更有意思的是，量词还在跟着时代演变，就连网络时代也催生了新用法。比如“小只”，原本“只”是修饰动物的量词，可现在网友们会说“这只小可爱”“一只萌娃”，甚至自称“小只”，带着亲昵喜爱的感情色彩，把“小巧可爱”的含义从动物延伸到了人身上。还有“一款APP”“一波操作”“一套流程”，这些现代场景下的量词，既延续了“描述形态和状态”的核心功能，又贴合了当下的生活，说明量词从来不是僵化的古董，而是鲜活的语言元素。

现在有人说，年轻人说话越来越简约，“一本书”偶尔会说成“一书”，“一个人”说成“一人”，量词是不是要慢慢消失了？其实不然。量词是汉语的“基因印记”，刻在我们的思维里，想丢都丢不掉。你试试说“三牛过河”“五书放桌上”，是不是觉得特别别扭，甚至有点不通顺？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用量词来“定义”事物的状态，少了它，语言就失去了精准度和画面感。反过来看，印欧语系其实也在悄悄“借鉴”汉语的量词逻辑。比如英语里的“a slice of pizza”（一片披萨）、“a bar of chocolate”（一块巧克力），越来越多的“不可数名词”开始搭配专门的量词，可这种“借鉴”终究是零散的、被动的，远不如汉语的量词系统这么主动、这么完整。

从三千年前的甲骨文里的“人十有六人”，到先秦的“三牛”“十戈”，再到汉代的“篇”“卷”，唐宋的“簇”“瓣”，还有今天方言里的“樖”“嚿”、网络上的“小只”“一款”，量词完成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原始到鲜活的演变。它不仅解决了同音词带来的理解困难，完善了汉语的语法系统，更创造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它就像一个精密的网格，将世界万物归类整理，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更生动、更有温度。下一次当你说出“一片云”“一滴雨”“一缕阳光”“一卷书”“一款游戏”时，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在使用一个多么精妙的系统。但正是这些小小的量词，构建了我们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不把事物看作孤立的个体，而是关注它的形态、关系和温度。

所以说谁鼓吹汉语中的量词是累赘，并以此遍地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那就是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可以说这种人不光是英文没学好，中文更是一塌糊涂！我们华夏的语言就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语言，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