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的悲壮人生

文/闫明达 李雨西 黄力

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青年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40年的生涯中，俞秀松曾多次前往苏联，长期在苏联学习生活工作。

一、作为代表，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1899年8月1日，俞秀松出生于浙江诸暨次坞镇溪埭村一个晚清秀才家庭。青年时期，俞秀松思想活跃、积极进取，经常学习、阅读《新青年》《晨钟报》《每周评论》等进步报刊，不断汲取先进思想。五四期间，俞秀松先后领导、组织了杭州的学生运动，并同宣中华等人一同创办了浙江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浙江新潮》。1920年5月，俞秀松参加陈独秀组织发起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他和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一同参与制定了党的纲领和重大活动。8月，在组织的安排下，俞秀松负责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主持制定了团的章程。

◆《浙江新潮》

1921年3月，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俞秀松，在党早期组织的委派下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会议。这是俞秀松生平第一次前往苏俄。此次前往苏俄，他承担了三项重要任务：一是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二是负责选派国内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的事宜；三是在苏俄进行短暂的学习。当时，铁路被列强分割占据，国内交通十分不便，俞秀松的赴苏过程十分艰辛。他首先要经过日本管辖的南满铁路到长春，再从长春换乘中东线铁路到哈尔滨，最终才能转赴苏俄。旅途的一波三折使“俞秀松深深感受到祖国被列强分割之痛、国家主权被侵犯之恨、自己国家经济落后之苦……这更坚定了他救国救民的决心”。（《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俞秀松（坐者右四）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1921年，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俞秀松是中国首次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和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俞秀松结合中国国情，从“中国青年运动的兴起”“青年团的工作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国劳工运动的状态”等方面向大会报告。俞秀松在报告中提出“中国青年运动发轫于1919年”，介绍了五四运动“这场遍及全中国的运动具有爱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同时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是“本年初建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作用是“密切配合党的工作，服从于党”，“接受党布置的组织罢工和进行其他政治活动的任务”，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前的目标是“在中国贯彻和执行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当然考虑到那些并不影响贯彻这些决议本身性质或多或少于中国现实特点有关系的事务上的问题”等等，促进了青年共产国际更加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0页）除此之外，俞秀松还提出了将中国“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青年运动”与“世界青年运动”相串联等观念。大会后，俞秀松到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三个月短暂学习，同时负责联系、选派国内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的事宜，为今后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1922年1月，俞秀松还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为中国代表在大会宣言上签了名。

二、重返苏俄学习，与王明斗争到底

1922年3月，俞秀松结束在苏俄的学习，回到上海，积极参与团组织的整顿和恢复。之后，他接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委托，前往杭州创建团组织，极大推动了团组织的发展和革命青年的凝聚。在筹建团组织的过程中，俞秀松与沈玄庐、宣中华等人在杭州创建了一所平民夜校，为贫苦群众讲述劳动人民要当家作主的道理，广泛启发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选举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组成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之后，施存统因身体原因向党组织申请辞去职务，转由俞秀松担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俞秀松在中共中央的批准下，辞去团中央书记的职务，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担任东路讨贼军许崇智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官。他说：“我之所以决心进军队是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穷苦群众，我就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习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培养中国革命者进行了充分讨论，决定在西伯利亚为中国学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学”。1925年，俞秀松通过报考，光荣地被党组织选中参与此次旅苏学习。他带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真诚、热情地再次踏上赴苏征途。

◆阅读中的俞秀松。

1925年10月，俞秀松乘坐苏联货船从上海出发，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是俞秀松生平第二次前往苏联，同行的还有张闻天、王明、王稼祥、伍修权等百余人。途经日本海的时候，狂风巨浪，许多同志又呕又吐，寝食难安。眼看同志们要病倒之际，俞秀松走到甲板上坚定地高呼：“同志们，坚强些！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风破浪。我们的生命时刻准备献给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吓不倒我们的。大家眼望前方，我们将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的心胸要像大海一样辽阔，一些困难都不在话下。咆哮的巨浪，会被我们战胜的……”（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在俞秀松的鼓舞之下，同学们止住了呕吐，个个精神抖擞地唱起了《国际歌》。

1925年11月底，来自中国的革命者陆续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年轻的革命者们怀着朝圣一样的心情办理了报到注册等手续，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充满了对未来学习生活的美好向往。”（《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入学后，中山大学按照学生的文化水平分成11个班，俞秀松被分配在第一期第七班，担任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务。在给父母亲的信中，俞秀松说：“此次重游俄京，决心对学理方面要好好研究一番……我们的生活是非常之好，为国内任何大学所不能比拟。”（《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在校期间，俞秀松潜心学习政治、经济等学科。由于语言差异，他手中常备一本俄汉字典，没多久后他就能够以一口流利俄语讲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关心年轻同学，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将学生的情况定期向党组织和中山大学领导汇报。当时，中山大学的教师精通汉语的极少，课程讲授需要配合中文翻译，学校因此选拔俞秀松、王明等11位同学组建了俄文授课速成班。在班级中，同学们发现王明居心不良，渴望通过米夫走捷径，“一方面拉拢俄国人，一方面在中国人中搞小宗派，引起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反感”。（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一身正气的俞秀松自然看不惯王明这般阿谀奉承的嘴脸，“他厌恶玩手段，耍阴谋，向上爬，尤其对陈绍禹（王明）在校长面前故意卖弄的做法，嗤之以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因此，俞秀松几次找王明谈话，真诚地指出他的问题，希望他加强党性，努力改正。不承想，王明虽表面虚心接受，背地里却心怀愤恨，将俞秀松视为自己的绊脚石。

1927年8月，俞秀松在中山大学毕业。在毕业评语中，校方评价俞秀松“在党团方面：坚定；守纪；完全了解目前的党内生活情况；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学习方面：工作能力强；活跃性一般；很好地领会掌握课程内容。可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加以使用。”（《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之后，他先是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工作，后转到列宁学院攻读研究生。在《党组织关于俞秀松等转学到列宁学院的通信》中，俞秀松被冀望“认真做好学术准备，然后回中国从事实际的党务工作”。（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928年，米夫被提拔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王明借势成为米夫的心腹。为了出人头地，王明等宗派主义者想方设法迫害自己“看不惯”的同学，不断捏造是非，诬陷、打击俞秀松等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王明将“江浙同乡会”首领这顶政治帽子扣在俞秀松的头上。他们出墙报、写文章，大肆宣传“江浙同乡会”是违背组织的、反动的，并上报联共监委，要求严惩严罚俞秀松等人。对于此等污蔑，俞秀松没有向残酷的迫害屈服，而是奋起反抗。他在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声明中说：“请求共产国际以坚决的方式，揭露那些三年来在中国同志中系统地、无止境地、自觉地散布各种各样毫无根据的对我的严重控告的人，不管他是谁。”（《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273页）经过抗争，俞秀松最终得到联（共）管理上诉的专门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监委作出的“那利曼诺夫（俞秀松）是可靠的”组织结论。

◆俞秀松

1929年，俞秀松在列宁学院毕业，留校担任党史和列宁主义课程的教员。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依靠米夫的势力篡夺了中共中央领导权。由于他缺乏革命斗争实际经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盛行，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据旅苏同学吴亮平回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米夫让王明上台，俞秀松不满意，王明更恨他。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在学生中不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这就是王明要把俞秀松打成‘托派’的原因。”（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0页）随后，善搞阴谋诡计的王明借“反对中共中央”为名，又给俞秀松等人扣上了“托派”的帽子。1932年5月，俞秀松、周达文等人再次被指控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采取不可容忍的轻蔑态度”，受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强烈谴责，并认为他们“没有以应有的态度来捍卫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11月，俞秀松、周达文被解除列宁学院的教学任务，派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工作。俞秀松任职边疆区党委机关报《工人之路》的副总编辑。

当时，苏联远东地区的产业工人约有二三成都是中国人，且绝大多数都没有护照、没有华侨身份，属于私自入境。因此，俞秀松、周达文等人在这里肩负组织教育中国工人的工作。他们利用《工人之路》报纸对国际形势、革命情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宣传。在任职的几年间，俞秀松发表过关于“广州公社”集体农庄党员会议的报道、莫洛托夫区“红军纪念日”集体农庄工作情况的报道等文章。他以独特的视角向当地工人解读了革命实际情况，辅佐工人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显著成效。1935年6月，俞秀松受联共中央委派到新疆做统战工作，结束了10年的留苏生涯。

三、被打为“托派”，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

1949年以前的新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受封建势力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严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十分落后。1935年，斯大林决定选派俞秀松等25名同志到新疆。俞秀松主要负责统战工作，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省立一中校长、督办公署边防处副处长、《反帝战线》杂志主编等职务。在新疆期间，俞秀松以“反帝会”章程为基础，仿照先进政党的组织形式，推动新疆基层组织建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有力促进新疆地区整体的发展。同时，俞秀松还为迎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入新疆及其他抗日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5月，俞秀松（右三）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留影。

当俞秀松在新疆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之际，苏联的“肃反”运动正被无限地放大，大批共产党人被无辜扣上罪名。1937年11月，王明、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国，将“肃反”运动的风暴带到了新疆。王明当时和督办盛世才说：“反帝会”有很多“托派”分子，应立即关押后就地处理，肃清这些人就能够得到苏联的更多支持。于是，盛世才就拿出苏联当时派来的25名同志的照片，让王明、康生指认。心怀愤恨的王明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他对盛世才说，“对于俞秀松等人的问题，我们直接给共产国际去信反映，以便配合苏联正在进入高潮的肃反运动”，（《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并答应到延安后把俞秀松等人的材料送来。12月，盛世才以“托派”和“阴谋暴动案”的罪名将俞秀松等人逮捕入狱。

在狱中，俞秀松并没有向强暴低头，而是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面对迫害。他的妻子安志洁（即盛世同）每次来监狱探望他，他都是先关心国内、国外和新疆的形势，再要求妻子给他带书学习。为了宽慰妻子，他说：“要坚强，不要悲伤。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成功，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106页）作为一名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他早已把身体和精神上的苦痛置之度外，心中满怀的只有不能为国效力的悲怆。3个月后，俞秀松被提审。听闻自己头上所谓的“罪状”，他在申诉书中写道：“夫囚民微贱之个人身体上、名誉上、精神上之苦痛，固不足惜。当今日寇猖獗、国难当头之际，而囚民承蒙此不明不白之冤屈，不能为国效力，实属悲痛。”（《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但是，申诉书最终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反馈。1938年6月，苏联派来飞机将俞秀松强行押回苏联。这是俞秀松第三次到达苏联，临行前他感慨道：“我个人的生死微不足道，革命党人的头是杀不完的，血是流不尽，让鲜血换来新中国的胜利，人民大众共享幸福盛世，我心甘情愿。但不能看到祖国明天的胜利，离开祖国锦绣山河和骨肉同胞，心里实在太难受了！”（《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到达苏联后，俞秀松宁死不承认“托派”“反革命”等无端的罪名，始终坚决维护党的正确路线，以顽强的意志战斗到了生命最后一息。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广场被杀害，年仅40岁。

四、平反昭雪，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在俞秀松被押往苏联之后，他的家人就再没有收到他的一点儿消息。俞秀松的妻子安志洁为了得知他的去向，更是苦苦追寻了数年。新中国成立后，安志洁和俞秀松的弟弟俞寿臧来到上海。他们致信给中国驻苏大使馆，请求找寻俞秀松的下落。不久，他们收到回函：“秀松已在苏牺牲，详情未知。”1960年，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致信给毛泽东，希望助俞秀松平反。在信中，俞韵琴写道：“如果俞秀松确为托派，误入歧途，走错了路，他是该死，殊不足惜。如果俞秀松确是冤枉牺牲，希望台慈赐予昭雪，转请上海市委遵照规定办理烈士登记，以资表彰，而示后世。”（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页）

◆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在莫斯科受冤遇害。

1961年12月，在俞秀松“反帝会”的同事包尔汉等证明下，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通过核实相关材料，声明俞秀松“早年参加革命，工作一贯积极，对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贡献”，追认他为烈士。1962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向俞秀松的家属颁发了毛泽东签发的“光荣纪念证”。1988年，安志洁和俞寿臧来到北京，希望依托组织的力量查清俞秀松牺牲的具体经过，并由苏联方面为俞秀松平反昭雪。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俞秀松的冤案迎来了曙光。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平反决定：“根据1991年10月18日俄罗斯联邦‘关于恢复政治迫害者名誉’法第3条，认定王寿成（即那利曼诺夫，俞秀松）应恢复名誉，并完全恢复各种权利。”（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最终，经过多方的努力，含冤57年的俞秀松，被后人拭去历史尘埃，冤屈彻底得到平反。

◆上海的俞秀松纪念园。

2019年俞秀松诞辰120周年之际，为纪念俞秀松烈士，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俞秀松纪念馆开馆，生动、详细地向后人展现了俞秀松烈士光荣的一生。同年，他的继子俞敏在前往俄罗斯莫斯科顿河墓地扫墓时，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把土壤，分装进了两个瓶子，带回了祖国。2024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浙江省诸暨市举办了俞秀松同志诞辰125周年暨牺牲85周年纪念活动。值此契机，俞敏将五年前带回的纪念土，轻撒在了俞秀松烈士纪念碑前的松柏之下，寓意“秀松长青”。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