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内总管”有多狂？纵兵群殴警察，揍得全城无人再敢穿警服

1934年夏天，杭州城出了一桩怪事。

一夜之间，平日里在大街上吆五喝六的几千名警察突然全都没了踪影，整个杭州仿佛变成了一座没有治安的“真空城”。

这倒不是因为警察集体罢工要涨工资，而是因为害怕——他们全都脱了那身黑皮制服，躲在家里不敢露头。

那个时候，只要你在杭州街头穿着警服出现，立马就会冲上来一群当兵的，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死揍。

这哪像是国民政府的“模范省会”，简直就是到了土匪窝。

这事儿说起来特别荒诞，引起这场全城大乱斗的导火索，仅仅是一辆自行车。

那天晚上，杭州中山南路，有个叫吴中翰的人骑着自行车往南星桥方向赶。

在那个年头，自行车可不是什么廉价交通工具，那是实打实的奢侈品。

骑个自行车上街，那排面不亚于现在开着一辆迈巴赫招摇过市。

吴中翰当时穿着便装，心情挺美，结果骑到半路，被一个正在执勤的巡警给拦下来了。

理由很充分：违规，没开车灯。

按理说，这事儿撑死也就是罚点钱，或者教育两句就完事了。

但那个年代的人，火气都大。

吴中翰觉得丢了面子，当场就亮了底牌：我是“浙江保安处士官教育团”的教育长。

这名头听着有点绕，翻译过来就是负责训练全省军官的总教头，妥妥的实权派上校。

但这巡警那天估计也是喝了点猫尿，再加上平时横惯了，压根没买账。

在他眼里，当兵的怎么了？

我们局长何云，那可是长得跟蒋委员长几乎一模一样的“御弟”，以前还是委员长的侍卫长。

有这么硬的后台，杭州警察走路都是横着走的。

于是这小警察不但没放行，还骂了一句极其难听的“臭丘八”，直接连人带车扣进了南星桥分局。

这一骂，算是把天给捅破了。

在那个只有枪杆子才算数的年代，法律这东西，连擦屁股纸都不如。

吴中翰好歹是个上校，回营地越想越气。

第二天一大早，他直接带着一百多号全副武装的士官生，杀气腾腾地冲进了南星桥分局。

这帮人可不是普通的散兵游勇，那都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准军官”，战斗力爆表。

分局里的警察手里那几根烧火棍哪是对手？

瞬间就被砸了个稀巴烂，警察们被打得抱头鼠窜，哭爹喊娘。

但这帮当兵的显然没解气，或者说，他们早就看平时作威作福的警察不顺眼了。

这群人竟然一路从南星桥打到了清河坊，最后直接杀到了西湖边。

只要看见穿警服的，抓过来就是一顿暴打。

老百姓都在旁边看热闹，心想这下可是“恶人自有恶人磨”了。

作为杭州市警察局长的何云，接到报告的时候，肺都要气炸了。

但他毕竟是在官场混成了精的老油条，脑子转得飞快。

他知道硬碰硬肯定干不过正规军，于是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全城警察立即撤岗回家，让老百姓看看这帮大兵把治安搞成什么样；第二，命令配有长枪的精锐卫队在总局集结死守。

安排好这一切，何云坐上小汽车，直奔浙江保安处，也就是杭州警备司令部。

他想得挺美，凭自己跟蒋介石那层“特殊关系”，找对方主官讨个说法，怎么也得给几分薄面吧？

毕竟自己这张脸，那就是金字招牌。

但他这次算是踢到了铁板上。

他要找的人，是当时国民党军界的一颗新星，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太子党”——俞济时。

这俞济时虽然才30岁，但背景深得吓人。

他是黄埔一期毕业，蒋介石的嫡系心腹。

而且他叔叔是俞飞鹏，那可是掌管国民党军需命脉的后勤总管。

俞济时刚在上海跟日本人干过仗，肚皮受过重伤，肠子流出来是用鸡肠子缝接的（当然这是坊间传闻），人送外号“鸡肠将军”，性子那是出了名的傲慢和护短。

何云到了保安处门口，连俞济时的面都没见着，就被挡了回来。

这时候，杭州城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商铺纷纷关门。

何云原本想用“罢工”来逼宫，结果发现南京那边根本没人搭理他，反倒是舆论开始指责警察玩忽职守。

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何云看似背景深厚，其实外强中干。

他在蒋介石身边虽然亲近，但多是侍从性质，也就是个高级跟班；而俞济时手里握着的，是实打实的军权和黄埔系的铁血关系网。

所谓的面子，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就是个笑话。

俞济时这次纵容部下闹事，其实就是故意的。

他初来乍到浙江，想把全省的保安团整编成自己的私人武装，之前被省政府阻挠过，心里正憋着火。

这次借着警察扣车的由头，正好给杭州地面上的这些地头蛇立立威，告诉他们这浙江到底是谁说了算。

硬扛了一天之后，何云彻底怂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去了保安处。

这一次，这位少将局长在门口足足像个门房大爷一样等了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把他身为局长的尊严碾得粉碎。

等到俞济时终于肯露面时，这位年轻的处长根本没提自己部下打砸抢的事，反而劈头盖脸把何云训了一顿：你们警察先侮辱军官，然后又擅自离岗、玩忽职守，搞得满城风雨，这责任全在你们！

何云这时候哪还敢还嘴？

只能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连连点头。

俞济时见火候到了，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第一，把最先惹事的南星桥分局局长撤职查办；第二，把那个拦车的警察送交警备司令部处理。

何云虽然窝囊，但也知道第二条要是答应了，以后队伍就没法带了，只能苦苦哀求。

最后俞济时“大发慈悲”，只坚持撤了分局长的职。

至于那个带头打人、砸了半个杭州城的吴中翰，那是提都没提，甚至连一句口头道歉都没有。

这场闹剧，最终以军方的完胜、警方的完败而告终。

那个在街头被拦下的自行车，仿佛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暴露了民国时期“军大于法”的残酷现实。

即便你何云是天子近臣，在掌握实权的黄埔系军阀面前，依然是个随时可以揉捏的软柿子。

事后没几个月，也就是1934年11月，何云就找门路调离了杭州。

名义上是回南京当侍卫长，实际上就是灰溜溜地逃跑。

他实在不愿意在俞济时的阴影下当这个受气包了。

穿军装的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还有后台。

而那一年刚满30岁的俞济时，踩着警察局长的脸面，威望达到了顶峰。

到了年底，他又兼任了剿匪总指挥，带着后来大名鼎鼎的王耀武补充旅，去围剿红十军团了。

至于那个引起全城暴乱的吴中翰，后来也跟着升官发财，屁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