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演绎的是“姬别霸王” 作者：彭一三

《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我看过五次，在若干年前先后看了三次，想说感想却找不到切入点，前不久有朋友看了我的《戏台》评论，他说你可以评一下《霸王别姬》嘛，这算是命题，最近我就下载了该片连看两遍，找到一个感觉，那就是——《霸王别姬》演绎的是“姬别霸王”。

1993年，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横空出世，这部横跨半个世纪的史诗级影片，以京剧为纽带，将程蝶衣、段小楼、菊仙三人的命运与时代洪流紧紧缠绕，在戏与现实的交织中，道尽了人性的坚守与沉沦、艺术的纯粹与破碎。世人多言影片复刻霸王别姬的千古悲情，实则整部作品的核心，是一场早已注定的“姬别霸王”。

程蝶衣的一生，是从“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的错位开始的。戏班的毒打、母亲的舍弃，让他在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重塑中，彻底与“小豆子”割裂，活成了戏里的虞姬。他对京剧的痴狂近乎信仰，日军占领时，哪怕背负“汉奸”骂名，也坚信“戏无国界”，只为将京剧艺术传递出去；台下无论坐的是文明懂戏的日本人，还是喧嚣无礼的国军伤兵，他都只顾亡命地唱，将灵魂全然托付给戏台。而段小楼始终清醒游走在戏内与戏外，台上是威风凛凛的霸王，台下却在世俗中妥协退让，这份清醒，早已为两人的决裂埋下伏笔。

时代的洪流是碾碎人伦命运的无形巨手，也让“姬别霸王”的轮廓愈发清晰。从北洋政府到文革乱世，每一次时政更迭都在撕扯着人性与情义。四儿对师傅的反叛，成为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畸形产物，他的“白眼狼”行径，恰是时代扭曲人性的缩影。文革风暴中，曾经的师兄弟情谊荡然无存，互相揭发的闹剧里，彻底击碎了程蝶衣心中最后的坚守——当霸王不再是霸王，虞姬的执着便成了笑话，正如那句痛斥：“楚霸王都跪下求饶了，京剧能不亡吗？报应！”

菊仙的存在，是这场悲剧中最清醒的注脚。她两次感叹程蝶衣“不是世道跟他找别扭，就是他跟世道找别扭”，早已看穿这份执着的致命。她以红鞋赎身，赌上一生幸福，却在丈夫的背弃与时代的暴力中万念俱灰。当《红灯记》“听奶奶，讲革命”的唱段响起，那句“风里生，雨里长”的隐喻，道尽了戏子与底层人共同的悲凉，她身着嫁衣自尽的瞬间，也成了对这个荒诞时代的无声控诉。

影片首尾呼应的戏词，为“姬别霸王”画上闭环。从初入戏班时错念的“男儿郎”，到临终前完美演绎的“女娇娥”，程蝶衣用一生完成了角色的认同，却从未在现实中找到归宿。十一年后重逢的戏台之上，当他拔剑自刎，不是虞姬殉霸王，而是程蝶衣与这个背弃艺术、扭曲人性的时代，与这个早已不是“霸王”的段小楼，做最后的诀别。“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在背景中响起，别样的韵味里，藏着艺术的破碎与人性的苍凉，还有艺术传承的延续。

《霸王别姬》演绎的这场“姬别霸王”，从来不是简单的情爱纠葛，而是纯粹与世俗的告别，是坚守与沉沦的决裂。程蝶衣的死，是虞姬的落幕，更是一个纯粹灵魂对浑浊时代的最终反抗，他用生命证明：有些信仰，值得用一生去坚守，哪怕最终只能以诀别的方式，完成对艺术与自我的救赎。

作者简介：

彭一三，1955年生，1971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银行职员、中学语文教员、教育及文化行政部门公务员等职务。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原副主席、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遵义师范学院、遵义电大、贵州新华电脑学院客座教授。获“首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其散文、评论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获奖，著有散文、评论集《生活的圈子》，主编纪实文集《红花盛开的地方》，参与主编《我的高考 我的大学》等作品。截至2025年10月5日，已通过“视频号“抖音”、“快手”、“美篇”“微信朋友圈”等网络文化多平台发布电影评论短视频系列108集，产生了很大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