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复横跳，都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问题吗？

特朗普只是以一种粗鄙的方式，将原本不应出现在台面上的潜规则，明火执仗地大行其道。

撰文丨张明扬

近期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上的表现呈现出反复横跳的姿态。

一方面，对华关税壁垒依旧高筑，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小院高墙”也未见拆除；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多个公开场合释放温和信号，“我们和中国关系挺好的，我们要做生意”，“美中相处得非常好，与中国合作能让美国更强大”。

在对华暧昧的同时，美国对传统盟友的态度则更像是重拳出击，贸易大棒持续施压，欧盟、加拿大、印度、日本一个都没有逃脱特朗普的“对等关税”。

这一切的表现让全球舆论感到困惑：美国到底想要什么？

面对这种荒诞的局面，外界很容易将其简单归结为特朗普个人的乖张行事风格，毕竟，唯利是图、反复无常、难以预测，这些关键词似乎是解释这一切最便捷的答案。

然而，在特朗普个人性格以外，就没有其他更长期更深入社会肌理的原因了吗？

要真正解答这个疑问，历史至少是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美国上一次经历的大国竞争——美苏冷战。

对于美国而言，冷战固然是一场所谓酣畅淋漓的胜利，但很可能也称得上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创伤。

在冷战中，美国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过度扩张”与“盟友反噬”带来的剧痛。

今天美国看似矛盾的种种行径，一部分实则是其对冷战这段“胜利与创伤并存”历史的一种复杂回响与应激反应。

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个人，他还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客观反思与病态应激的社会集体心理。

01

胜利的幻影

1945年，二战硝烟散尽，美国以一种近乎神迹的姿态登上了人类文明史的巅峰。

战后初期，美国不仅占据了西方世界工业总产值的56%，更垄断了世界75%的黄金储备。美国一家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整个西欧与日本总和的3倍以上。

可以说，美国凭借着这种前所未有的、甚至可能是后无来者的绝对优势，自信满满地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锤子旗缓缓降下，苏联正式解体。这一事件标志着冷战的终结，美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了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此刻，苏联固然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大输家，但美国呢？

1990年，美国经济虽然仍是全球第一，但它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已回落至26.3%，工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也降至25.6%。

最具象征意义的有两组数据。

其一是西欧。1991年，欧共体（英法德意等12国）GDP总量达到6.8万亿美元，历史性地超越了美国的6.6万亿美元，终结了美国自二战以来在西方世界经济总量上的绝对领先地位。

其二是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不仅在汽车、半导体、电子等关键产业上全面挑战美国，其经济总量也迅速逼近美国。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首次超过美国；1995年，日本的GDP空前绝后地达到了美国的71%，人均GDP更是高达4.42万美元，是美国同期2.87万美元的154%。

日本经济的来势汹汹，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关于“日本第一”的广泛社会焦虑。

以下这个排名可能更直观地凸显了美国在冷战中的“相对衰退”。

西方主要工业国GDP年均增速排名（1945-1990）

1.日本：6.74%

2.意大利：4.94%

3.西德：4.75%

4.法国：4.16%

5.加拿大：3.99%

6.美国：3.22%（倒数第二）

7.英国：2.50%（倒数第一）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研究数据，OECD数据库）

尤其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时，当年全球舆论甚至认为日本可能会迅速超越美国，登顶全球第一。在汽车业，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达1104万辆，首次超过美国的801万辆，成为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国；到1986年，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已高达27.9%。

在半导体领域，日本企业的冲击堪称“珍珠港事件”的经济翻版。1980年，美国半导体企业还占据全球55%的市场份额；但到了1990年，日本份额飙升至53%，反超美国，美国则降至37%。当时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中，日本占据了六席。

就此，我们会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在冷战的经济账本上，苏联是毫无疑问的头号输家；而美国，更像是那个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的第二号输家。

02

偷家的创伤

谈及苏联解体，人们总会强调军备竞赛对其经济的致命摧毁——冷战后期苏联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常年高达20%以上，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导致民用经济彻底畸形，最终积重难返。

但历史的另一面却常被忽视：这场军备竞赛对美国经济的拖累，同样深刻到了骨髓里。美国冷战史学者沃尔特·拉弗贝曾统计，冷战期间美国国防开支累计高达7万亿美元（按2020年美元计价），占联邦财政支出的40%；前总统尼克松更是直言这一数字可能突破10万亿美元。

冷战期间，美国军费占GDP的平均比例为8.1%，冷战前期稳定在8%-10%，20世纪70年代末降至4.5%-5%，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又攀升至6.5%。

据美国经济史学者默里·沃尔夫森测算，美国在冷战中累计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甚至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

很多人忽视了，这种“以军为先”的资源分配，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维度的实质性损害。从财政来看，巨额军费迫使政府靠发行国债填补缺口，1980年美债规模仅1万亿美元，里根政府为对抗苏联，8年间将其激增至3万亿美元，为后续债务危机埋下隐患；从产业来看，1970-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对民用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年均增长仅1.2%，远低于军工研发的6.5%。

而另一方面，当美国长期将巨额资源投入非生产性的国防领域，日本、西德等盟友的国防开支则长期压缩在GDP的1%左右，倾举国之力发展经济，可谓是享尽了和平红利，从而在经济增速上大幅超越了美国。

用中国互联网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当美国为了西方世界全力对抗苏联时，作为盟友的日本却“利用”和平红利险些“偷家”成功。

偷家就是一种背刺。

或者说，当时美国是两线作战：在军事与政治上以攻势对抗苏联，在经济上以守势应对日德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界并没有仅仅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也陷入了一场关于“美国究竟是赢家还是输家”的深刻反思。

美国学者斯蒂芬·G·布鲁克斯在研究中率先抛出尖锐质疑：美国的单极地位建立在“过度扩张”的脆弱基础上。冷战暴露了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层问题——为维持西方阵营团结，美国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防务成本，还向盟友开放国内市场，最终培养出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这种“成本—收益”的严重失衡，让美国赢了军事霸权，却输了经济竞争力。

斯蒂芬·克拉斯纳从“公共产品”视角剖析了这一教训。他指出，美国在冷战中提供了全球安全和开放贸易两种核心“公共产品”，但缺乏机制让盟友分担成本，最终变成单方面负担。

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则提出了“相对收益”理论：美国的失落源于过度关注“绝对胜利”（打败苏联），却忽视了“相对收益”（与盟友的经济差距）。也就是说，冷战棋局中，美国虽将苏联将死，却让日本和欧洲盟友拿走了经济棋盘上的大部分棋子。

正是基于这种“既是赢家也是第二输家”的历史认知，美国的一些右翼精英们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始终对“盟友的崛起”和“过度的国际承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种警惕，参与塑造了今日美国政府对待全球事务的乖张逻辑。

试想一下，如果苏联在冷战中多挺二十年，美国由此不得不全力跟进军备竞赛，那么，“日本第一”在现实中真的可能发生。

在那个平行世界里，美国舆论将如何评价冷战的成败呢？

03

帝国的反击

冷战结束时，美国一面顶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光环，在实质上却深陷“第二输家”的经济困局。

但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成为了美国经济的浴火重生时刻。从1992年开始，美国彻底摆脱了冷战时期的经济颓势，上演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帝国反击战”。

还是先看数据。

西方主要工业国GDP年均增速排名（1992-2024）：

1.美国：2.7%

2.欧盟：1.4%

3.德国：1.3%

4.法国：1.2%

5.日本：0.8%

从数据可见，美国冷战后的经济增速在西方世界遥遥领先，年均增速几乎是日本的3倍、欧盟的1.9倍。

这绝非偶然。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冷战落幕后，美国才真正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最让人惊叹的是，美国抓住了信息经济的浪潮，开启了互联网时代，进而在今天的人工智能革命中执全球之牛耳。时至今日，全球市值前十大科技巨头中美国独占7席。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科技革命中，美国无疑是西方世界唯一的、也是绝对的赢家（当然，在西方世界之外，中国则是紧随其后的第二赢家）。

这也绝非偶然。

在对美国开启互联网革命的无数赞歌中，有一种观点甚嚣尘上，认为正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哺育”了后来的科技革命。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流氓逻辑。

事实恰恰相反，冷战结束才是美国科技革命爆发的真正开关；而冷战呢，至少是迟滞了这一进程。

以互联网的演变为例，虽然其前身阿帕网(Arpanet)早在1969年就已诞生，且1983年就完成了TCP/IP协议的切换，具备了互联网的技术雏形，但在整个冷战时期，这些技术主要服务于军事科研和高校连接，其应用场景和受众范围都相对狭窄。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冷战结束的那一刻。随着苏联衰落乃至解体，美国才得以彻底调整互联网战略。1990年2月，阿帕网正式退役，标志着纯军用网络时代的终结；紧接着，1991年8月，万维网向公众开放，这项技术虽然诞生于欧洲，但却在美国大放光彩。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冷战高峰期的1986年，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中，国防研发占比高达69%，民用领域仅占31%。正是冷战的终结，让美国得以将那些原本用于投入泛军工的大脑和金钱，释放到了民用领域。

冷战结束仅过了5年，美国国防研发支出占比降至40%以下，民用科技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2%，增速较冷战时期提升3倍。

冷战结束释放的不仅是资金，还有人才。

数据显示，硅谷早期的创业者中，有超过30%的核心技术人才直接来自于原军工企业或NASA；1991-2000年间，硅谷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中，40%以上的初创团队拥有深厚的国防科研背景，其中包括思科、高通等行业巨头。

可以说，没有冷战的结束，很多今日熠熠生辉的技术原型可能还要在实验室里技术继续沉睡，而美国的信息革命也很有可能推迟数年。

而反过来说，如果冷战更早结束，美国信息革命则很有可能提前数年爆发。

还有日本。

冷战后，与美国经济“王者归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的骤然沉沦，一失落就是三十年。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时间点——1990年至1991年——与苏联解体的时间惊人地重合。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这也绝非偶然。

一个你可以说是巧合，两个你勉强还可以这么说，但三个呢？你总得给出点解释吧。

冷战的终结，不仅是苏联的终点，更是日本和平红利的终点。就像美国科技革命的开启不是巧合一样，日本的沉沦同样与冷战终结有着极强的因果关系。

随着外部最大敌人的消失，美国终于腾出手来对日本这个偷家盟友亮出了利齿。

事实上，美国的打压从冷战缓和期就已开始铺垫：1985年9月，美国主导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同年7月，美国首次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发起301调查，撬开了日本长期封闭的高科技市场。

1985年还发生了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这一年上台，上台后即推行“新思维”，全面缓和与美国的战略对抗。

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打压更是进入了“全面围剿”阶段。1989年6月，美国在同一天内对日本发起三起301调查，精准打击日本的优势产业和市场壁垒；1994年克林顿政府启用“超级301条款”，将日本列为“重点观察国”，对其汽车、电子、钢铁等12个行业发起密集调查；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日本发起的301调查累计达16起，占美国历史上301调查总数的13%。

全球资本逻辑也在发生根本转变。冷战时期，日本因地处远东且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被全球资本视为规避美苏争霸地缘政治风险的安全港”。据日本大藏省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涌入日本楼市和股市的国际游资中，有超过30%来自欧洲和中东，其核心诉求并非单纯逐利，也是为了躲避可能爆发的核冲突或欧洲动荡。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核战阴云”消散，日本作为“避险天堂”的独特价值瞬间归零。数据显示，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美国的规模约为470亿美元，到2000年这一数字激增至3000亿美元以上；而日本的外资流入在1990年仅5.33亿美元。

对此，日本人也是有反思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前大藏省官员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直言，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本质是“冷战红利下的寄生式增长”——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和市场开放，凭借“官产学”协同的体制实现后发赶超，却从未建立起独立的创新生态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从全球经济霸主，到“冷战第二输家”，再到重回全球经济霸主，在人类经济史上，这样短时间内的反复剧变，也是罕有的。

04

帝国的斜阳

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作为“第二输家”的遭遇，对某些人来说还不够有说服力，毕竟美国最终仍是赢家，那么昔日第一强国英国的沉浮，则构成真正的教训。

文章之前曾经提到过，冷战期间，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排名中，美国排在倒数第二，而倒数第一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

英国的经济衰落固然有多重原因，但核心原因之一正是在大战中的过度消耗。

英国在20世纪先后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却在战争结束后，眼睁睁看着自己从世界霸主跌落成准一流国家。丘吉尔曾苦涩地形容：“我们以胜利者的身份，走进了失败者的休息室。”

两次大战中，英国都是顶在最前面参与了全程，承担了最沉重的代价。

一战中，英国为了支撑战争，被迫变卖了海外投资的三分之一，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动摇，纽约迅速崛起。

到了二战，英国更是为对抗德国付出了毁灭性代价：1940年以50艘一战老驱逐舰换取美国8处大西洋战略基地的99年租借权，拱手让出西半球海上话语权；1941年《租借法》生效后，被迫开放市场、变卖海外铁路、工厂、矿山等核心资产抵账，战前4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几乎消耗殆尽，400年殖民积累的家底被近乎抽干。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言，英国为了人类道义，牺牲掉了“大英帝国”。而这种“赢了战争、输了帝国”的结局，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皮洛士式的胜利”：代价惨重到几乎等同于失败。

美国对英国的衰落刻骨铭心，战略界从未停止过对这一案例的复盘与警醒，不仅因为这几乎是一部“霸权失落”的教科书，而且也因为当年美国扮演的就是“偷家者”的角色。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在《沉睡中的美国：恢复美国在危机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中就曾直言，英国的衰落源于“战略义务的过度扩张”，为了维持遍布全球的利益而耗尽经济根基，这一教训必须被美国铭记。他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能建立在“透支国力的强硬”上，而应是“可持续的力量投射”。

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马修·科尔比也多次以英国为戒，2025年在《外交政策》中撰文强调，美国需要的是“离岸平衡”，而非无休止的直接介入，因果在二战中耗尽国力的历史教训，美国不能再犯，“美国不能唯印太的安全单独立桩，日韩澳盟友必须承担一线责任”。

冷战时代经济相对衰落的历史创伤，以及英国“赢了战争却输了帝国”的历史教训，构成了美国在新时代大国竞争中的双重思想资源与历史警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美国，在特朗普政府的主导下，会表现出如此多荒诞、粗野甚至充满矛盾的行为：它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充当“世界警察”，不再容忍盟友免费搭车，甚至不惜通过贸易战、退群等极端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

免费搭车也就罢了，特朗普团队可能更不能容忍的是，盟友将中美竞争作为自身崛起的“历史机遇”，这无疑将召唤出冷战时代日本经济偷家美国的惨痛历史记忆。

打个比方，印度官方及媒体在这轮中美竞争伊始，就毫不掩饰地声称这是“印度的历史时刻”，强调印度将借此实现供应链转移、制造业崛起与地缘政治地位跃升。

试问，有多少美国人能真正容忍这种历史机遇式的表述？美国顶在第一线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而印度这样的所谓盟友不仅不用承担代价，还乐见其成地趁机崛起。

用中国人的俗语来说，这不就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05

粗鄙的真实

作为创伤记忆，冷战已经构成了今日美国政治精英——尤其是右翼现实主义者——核心的思想资源与战略戒条之一。

特朗普很多乖谬的言论与行为，纵然不体面，但背后也有着美国精英层的共同心理，甚至是部分不可忽视的民意基础。这么说吧，特朗普只是以一种粗鄙的方式，将原本不应出现在台面上的潜规则，明火执仗地大行其道。

从某种意义而言，对盟友的不信任，是美国冷战以来的常态，属于创伤记忆，比如，无论哪个党执政，美国何曾有一刻放松过监控盟友？

只是说，这是潜规则，内心再不信任，背后再怎么互相捅刀子，面子上也得过得去，公开场合也不恶语相加。这就是所谓的文明与体面。

但特朗普不讲体面，只讲美国是否得利。

站在特朗普政府的角度，遏制新大国的目的有两点，除了防止新大国在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之外，还有一个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加征关税和限制中国出口，将中国“夺走”的工业生产能力带回美国，重振美国工业。

也就是说，遏制不是目的，美国得利才是目的。再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特朗普对“损人不利己”缺乏兴趣，损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利己。

但当特朗普发现，包括限制中国出口在内的措施，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导向制造业回流美国，而只是“便宜”了身边那些虎视眈眈的盟友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盟友动手：我出力，你拿好处，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美国外交长期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大流派，美国国运恰恰维系于这两种主义的动态平衡与周期性摇摆之中，两种主义没有绝对的对错，更无所谓道德高下。

特朗普代表的是现实主义中最不体面的那一种。有些事属于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有时候与盟友勾心斗角但嘴里还是要说场面话，这些“文明规则”特朗普分毫都不想遵守。

在大国竞争中，是否为盟友买单，在特朗普之前，这在美国是一个争议问题，但无论情愿或不情愿，美国历届总统还是接受了这种所谓的“帝国税”。特朗普的“创新性”在于，他不仅不想缴纳“帝国税”，想让盟友共同分担大国竞争的成本，他还想反过来占盟友的便宜，从而在大国竞争中渔利。

现今很多人喜欢指责美国自私，认为美国背弃了文明的灯塔，但他们有没有问过，现在的美国人是否有兴趣做灯塔？

“美国优先”这句特朗普的招牌口号当然很粗鄙，但在美国当今越来越民粹的选举政治下，试问，是否有一位政治人物敢于彻底走向“美国优先”的反面，喊出一句“世界优先”：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利益，美国必须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以及全民的福祉。

这样的口号还有可能赢得选举吗？简直就是政治自杀。

有人说，英国当年不是为了西方世界的利益，牺牲了“小我”吗？英国行，美国为什么不行？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战争的悲悯》中曾有一个精彩的论述：英国1914年参战是现代史上最大的错误，为打赢这场战争，英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的英国并非一个完全的大众民主国家，参战决策由内阁大臣与高级文官组成的小圈子做出，几乎未经过公开辩论与监督。

也就是说，如果放在今时今日，英国的选民也很有可能不会支持这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行为，毕竟，他们连脱欧都公投通过了。

再比如，欧洲够理想主义了吧，但他们无论在援乌问题上口号喊得多么响，一旦要落实到给多少钱这个问题上，顿时变得理性了起来。这倒不是说马克龙这些欧洲政治精英是多么虚伪多么口惠而实不至，更接近真相的答案是：欧洲选民纵然支持乌克兰，但他们绝对不会同意为了乌克兰削减自身福利，欧洲政治精英出于选票考量，也无法实现“自我牺牲式的援乌”。

对于美国以外的“离岸批评者”来说，批评美国自私往往带有一种轻飘飘的道德优越感。因为，可能付出“帝国黄昏”代价的不是他们，而是美国。冷战教训已经摆在那里：美国出钱出力保卫西方，结果却被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偷家”与背刺。

如果美国再次不计成本地投入下一次大国竞争，谁能保证这一次印度、欧盟或者其他盟友不会成为新的“偷家者”？谁能保证美国不会重蹈英国“赢了竞争、输了帝国”的覆辙？

也因此，特朗普政府会近乎病态地要求盟友“共同承担军事成本”，反复逼迫盟友将国防支出提高到GDP的5%，背后的潜台词很可能是冷战的回响：你们别想再做冷战时代的免费搭车者，更别想做那个趁机崛起的偷家者。

最后，回到那个最本质的问题：美国选民会同意吗？

如果我们把尼尔·弗格森的问题抛给今天的美国选民：“为了赢得下一场大国竞争，为了所谓的西方整体利益，你们愿意让美国冒着丧失全球主导地位，甚至沦为二流国家的风险，独自承担所有的成本吗？”

我想，这就是特朗普主义大行其道的所谓民意基础。

特朗普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种冷战时代的创伤后遗症，甚至是被迫害妄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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