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大流动：策士的时代如何到来？ | 战国策风云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唐元和六年（811），四十岁的白居易离开了官场，为其母陈氏丁忧。大文豪在丁忧期间并未躺平，而是为祖父白鍠、祖母薛氏迁了坟，并留下《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这篇重要散文。此文之所以重要，并非其文辞有多优美，毕竟这种有严格体例要求的墓志铭也实在写不出什么花样。其重要性在于，这是记述中国白姓源流的重要文献。白居易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直接上溯到黄帝或者尧舜，而是很谦逊地给白氏宗族找了一个不那么有名的始祖——春秋时期的白公胜。

白公胜是谁？他的爷爷是楚平王。楚平王最有名的事迹发生在他死后——此公就是被伍子胥鞭尸的那位楚王。他之所以被鞭尸，也着实不冤。他霸占了自己的儿子太子建的未婚妻，又听信谗言打算废黜太子，太子建被迫出奔，太子之师伍奢被杀，而伍子胥正是伍奢的儿子。太子建虽然被霸占了未婚妻，但作为楚国王子，找媳妇并不算难题，仍生下了几个儿子，长子起名为“胜”。太子建辗转多地，最终郑国接纳了他，可他却吃里爬外打算勾结晋国攻打郑国，并且对治下之民非常暴虐。不久后，太子建被郑国人杀死，其子胜流落吴国。

三四十年后，这位顶着楚平王嫡长孙名头却自幼流离失所的王孙靠自己的一双手，硬是拼出了“信而勇，不为不利”的名声。此时的楚国令尹子西正是太子建的弟弟，很是欣赏这个声名远播的侄子，将他从吴国召回，让他驻守吴楚边境的白邑，“白公胜”之称就自此得来。高贵的出身和任侠的作风让白公胜解锁了一项史诗级成就——他是史书中明确记载的第一位求死士和养死士的人。

而且，白公并不是“阴养死士”，是光明正大地养，地球人都知道的那种。至于养死士为了干什么，他也毫不避讳，有一次他当面对着司马子期的儿子说：“胜以直闻，不告女，庸为直乎？将以杀尔父。”（《左传·哀公十六年》）嚣张到这种程度，可楚国的当权者完全不相信白公胜会做出些什么。令尹子西甚至轻蔑地说：“白公胜不过是我羽翼之下护佑的一颗卵！”（“胜如卵，余翼而长之。”）

就是这颗卵，掀起了在楚国八百年历史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一次政变。依靠死士，白公胜趁回郢都献俘的机会攻入朝堂，杀死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劫持了楚王，几乎夺得楚国的政权。若不是半路杀出个沈诸梁力挽狂澜，带领国人反攻白公、平定政变，白公胜很可能会登上楚王之位。

我们今天看这场“白公之乱”，只会觉得楚国的令尹、司马都是废物，对白公这种明牌造反的人居然毫无提防。可以确定的是，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绝不是庸才，他们是在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中成长起来的柱石之臣。在这场几乎导致楚国灭亡的大战中，年轻的子西与子期堪称挽狂澜于既倒的孤忠之臣，此后又带领楚国从亡国边缘走向复兴。那么问题来了，今人都能看出问题，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

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在被杀的那一刻，不知道头脑中有没有闪现出这句话：“大人，时代变了！”正如很难让晚清的老爷们相信中国并不是天朝上国，除非英国人的炮弹打到他们头上。在宗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令尹与司马绝对不会相信白公能造反成功，因为白公胜已经脱离楚国公族几十年，在没有宗族依靠、国人支持、世家拥护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夺取政权？这条经验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中都是有效的，所以即使是白公整日里把“杀进朝堂、夺了鸟位”这类话挂在嘴边，府里还养着一堆死士，人们也只会觉得这人个性不好，说话难听。

很可惜的是，他们恰恰处在历史转折的节点上。一个策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时代悄然到来了。而在某种程度上，白公之乱正是新时代的第一声炮响。

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士”字，因此无法确定“士”这一群体在商代是否出现。但周初金文中已多次出现“士”字，比如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叔夨方鼎》。一般认为，《叔夨方鼎》铭文记载了周王赏赐晋国始封君唐叔虞之事，所谓“叔夨”其实就是“叔虞”。周王在成周举行大型祭祀后，赏赐“厥士”，而唐叔虞正是这些“士”中的一位。

“士”的字形状似斧钺，与“王”字十分接近，只是“王”比“士”多了一横。而关于“王”字的构形，董仲舒有一番颇具哲理的解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不过这番话在文字学上完全是无稽之谈，当下的古文字研究者一致认为“王”字最初正是斧钺之形，而中国上古时期一直有以斧钺象征君权的传统。既然“王”与“士”的字形都来自斧钺，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两种身份之间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尚书·尧典》记载，舜曾册命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汉代大儒马融注曰：“士，狱官之长。”在古史传说中，皋陶是“士”的老祖宗，也是司法监察系统的祖师爷，这也能与“士”字的形体对应上。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以斧钺之形指代刑狱之官，十分合理。这大概是“士”最原初的含义。以斧钺捍卫王朝法度的“士”，正是斧钺所代表的王权的藩屏与护卫。

传统观点认为，在周代社会中，士是低级贵族。这一观点有很多证据，譬如《礼记·王制》记载：“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孟子》也有近似的话，北宫锜询问“周室班爵禄”时，孟子给出的回答是：“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礼记》中的“五等”和《孟子》中的“六等”其实是一回事，区别在于是否将“君”算在内。

照此说法，士的身份在卿、大夫之下。而据《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和《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的记载，更可说明“士”是周代贵族的最底层，是贵族与庶民的分界线。

不过，从上面所举《叔夨方鼎》的例子看，“士”其实并不仅指大夫之下的低级贵族，而是对君王以下所有贵族的统称。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和晋国的始封君，是周代政治体系中地位极高的贵族，仍然在“士”的行列。后世之所以将“士”作为低级贵族之称，大概是等级社会中的现实需求，毕竟人们都希望以特定的、明确的、更尊贵的名号称呼自己。若已达到卿或大夫的层级，虽然理论上还属于“士”，但在尘世中摸爬滚打之人总知道怎么称呼更加利人利己，刚直如孟老夫子亦通晓此理。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士”无疑是贵族社会的基石。对于上位贵族而言，“士”是他们行使权力、维系统治的触手。贵族社会中不缺“士”，能以嫡长子身份继承宗主之位的人是极少数，其他的血亲最终会成为构成贵族社会基底的“士”。而这种血缘联系和严密的宗法礼制让这种社会结构相当稳定。

这一时期，“死士”是非常罕见的，也是不被人称许的。上位贵族属下的士，其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家族延续，而非为主君效死。齐国的申蒯是齐后庄公的近臣，当齐后庄公被崔杼杀死后，申蒯准备为君主而死，他特意嘱咐其家宰带着家族避祸，但这个家宰完全不合格，居然“与之皆死”，申蒯家族也自此消失。这位在史书中没留下名字的家宰，并不是舍生取义的正面典型，而是因个人意气导致一个家族覆亡的失败之士。

那个时代的“士”，更多的是忠于贵族社会体系，而非某一位君王、主子。孔子曾说过：“守道不如守官”（《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句话似乎刻意被后世忽略了，大概是觉得这种话听上去太不符合儒家的主流价值观。但若结合孔子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了。孔子所说的“道”是忠君之道，这固然重要，但与家族世世代代担任的职官相比，还是职官重要。在宗族社会中，个人对个人的忠诚只是小道，家族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才是最为重要的。士人这个庞大群体，嵌铸于宗族社会之内，是贵族政治最牢固的基石。

这种金字塔式的贵族社会，具有稳定性，也有流动性，很有生命力。即使经历了两周之际的剧变与动荡，仍然稳固地维持运行，比西周王朝的生命还长了两三百年，直到真正的时代变革到来。

当时代走到春秋晚期，宗法制开始崩溃，宗族社会走向解体。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变化？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数十年来争论不休。无论认为这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抑或宗法社会向编户齐民社会的过渡，毫无疑问的是，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变革时代之一。

在历史变革期，固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变动重组，最先受到冲击的往往是既得利益群体中的底层。他们既有的利益被剥夺，原本的生活方式无以为继，却无力自保。当宗族开始瓦解，贵族社会的色彩逐渐淡去，以往维系士人生存与尊严的两大体系都不复存在。至春秋晚期，社会上已经出现大量困顿的士人。他们空有贵族的名头，生活水平甚至不如庶民。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就以贫穷著称，甚至到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程度。但颜回是小邾国君主的后代，世代在鲁国为卿大夫。可到了颜路、颜回父子时，二人虽然都有贤德，却已无法在当时社会体系中谋得体面的生计。

这些士人中很多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六艺”。一旦不能在既有体系内获得出路，又不能获得宗族的庇护，他们就会摆脱宗族、离开故土，在天下范围内寻找自己的机会。此时士人就像是自由市场上流动的商品，“待价而沽”。这并不是贬低士人，孔子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论语·子罕》记载，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温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回答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以美玉比拟有才华的士人，而孔子自动代入这一角色，认为自己正是在待价而沽。

我们今天认为孔子是传统价值观的代表，而在春秋晚期，孔子是高举复古大旗的真正革新者。在西周春秋时期，虽然不乏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前往其他邦国为官，但像孔子这样周游列国、待价而沽的士人，是极为罕见的。而在孔子引领风潮之后，这就成了天下士人的普遍选择。

在大争之世，稍有志向的掌权者自然也愿意笼络天下英才，因此出现了许多“千金求士”的故事。甚至有燕太子丹斩下美人的双手赠予荆轲之事，这种今天看来极度冷血且毫无实际意义的残酷行为艺术，在当时之所以发生，因为象征着养士者愿意为士人出多高的价，而出多少价，就能获得士人多少相应的回报，即所谓“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如果价足够高，甚至可以获得士人的生命，也就是“死士”。

但到了春秋晚期，观念就完全不同了。在白公之乱中，白公胜最重要的一位谋士和死士石乞就说过这样的话：“此事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何害？”（《左传·哀公十六年》）虽然石乞的出身已不可考，但肯定不会很高。在他看来，成事之后他担任楚国的卿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运气不佳，最终走到了被烹杀的结局。但同时期的卫国，确实有一位出身奴仆之人实现了阶级跃升，这就是浑良夫。他本是卫国孔氏家族内地位低贱的奴仆，因参与卫后庄公政变有功，被直接拔擢到卿的地位上，享受了“紫衣狐裘”的待遇。（《左传·哀公十七年》）

西周和春秋前中期，知识文化被贵族垄断，典章文献藏于王室官府，即所谓“学在官府”，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至春秋晚期，贵族社会崩塌，王室衰微，公族零落，官学失序，“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王官文化星散四方，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不复存在。

孔子首开私学之风，主张“有教无类”，将原本属于贵族的教育权利向平民开放。在他的弟子中，不仅有身份高贵的公卿之子，也有落魄士人，更有商人、刑徒、贱民。而后，诸子百家兴起，民间授学之风大兴。“士”演变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核心资本是头脑中的学识与智慧。这个阶层不再依附于固定的血缘或土地，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独立性，成为战国时期最活跃的社会力量。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持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争之世并不罕见。在战国之前，有三百年的春秋时代；在战国之后，有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虽然“良禽择木而栖”是多数分裂时代文武之士的普遍选择，但只有在战国，这些士人能够做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策士在战国时期的高度活跃，是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

策士的活跃，离不开统治阶层“尚贤”观念的兴起。在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社会，固然也有“尚贤”的理念，但那只是在贵族阶层内部甚至家族内部遴选人才的手段，一个人的地位主要还是靠其家族地位和血缘亲疏决定的。而到春秋战国之际，旧秩序彻底崩塌，宗法制度权威不在，那套靠血缘亲疏在小范围内选取人才的做法自然也难以施行了。

而在此时，列国之间的竞争从争霸转变为灭国并土，战争的残酷性也骤然提升。春秋时期列国贵族之间的那一丝温情脉脉荡然无存，一旦在竞争中失败，就是灭国绝祀。诸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将那些已无法适应残酷生存竞争的旧贵族放在一边，把目光看向天下英才。

散布天下的英才，多半早年困顿。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中的失意者，都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决定的。那些出身贵族的“士”，失去了宗族和宗法铸就的上升通道，被行将解体的贵族社会抛弃，只能离开原本的生态位，走向天下，以自身的知识和能力谋求生存。

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失意的底层贵族，也让原本隔绝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庶民得以一窥天下风云变幻。当私学兴起，诸多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也具备了走上舞台的机会。无论之前是否在“公卿大夫士”的行列，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被统称为“士”。这一时期，士与庶民的界限已经消失，士人从贵族之基变成了庶民之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榖梁传》已将士、商、农、工并称为“四民”。

贫寒而有才能的人往往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战国时期叱咤风云的策士多半如此。苏秦早年是“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入秦游说失败，归家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战国策·秦策一》），已然困顿至极。张仪更是因为贫困，被楚相怀疑偷盗玉璧，“掠笞数百”。（《史记·张仪列传》）冯谖因“贫乏不能自存”而投身孟尝君门下为客，仅能“食以草具”（《战国策·齐策四》）。而苏秦、张仪奠定了战国中期以后列国相争的基本格局，冯谖则通过“烧券市义”“营造三窟”的智慧与远见为旧贵族孟尝君在新时代守住了一方天地。无论是列国君王还是公卿封君，在战国时代，“得士者昌”是最基本的原则。

“士”这个群体觉醒了自我意识，这不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自我意识，也不是“君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自我意识，甚至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自我意识，而是一种完全独立、不依附于朝堂、不臣服于君权的自我意识。当齐宣王见颜斶时，他呼喊：“斶前！”颜斶也对等地呼喊：“王前！”齐宣王斥问：“王者贵乎？士贵乎？”颜斶傲然回答：“士贵耳，王者不贵。”齐宣王被颜斶折服，“愿请受为弟子”，许以高官厚禄，而颜斶却断然拒绝：“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战国策·齐策四》）在热心于求取利禄的策士群体中，颜斶是个异类。他是一位杰出的策士，同时也有坚定的隐士心性。但这种不受君臣关系束缚的鲜明自我意识，仍代表了战国士人的精神面貌。

这正是战国策士与秦汉以后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战国时期的策士虽然深刻地影响了政治军事格局，但并不是统治机器稳固的组成部分。策士与君主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交换关系。君主“厚待策士”，提供“卿相之位”与“荣华富贵”；策士则贡献其智谋与口舌，为君主“排患、释难、解纷乱”。一旦交易不成，或主君不能采纳其计，策士便转身离去，另寻买主。许多顶级策士早已超越邦国界限，成为纵横天下之士。这种高度流动的职业特性，使得智力资源能够在列国间快速流通，也使得策士必须时刻保持思维的敏锐与开放性，以应对不同的君主与局势。

战国二百余年，策士们往来列国之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以纵横捭阖之术，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走向。策士，这一在春秋时期尚不显著的特殊群体，在战国时代异军突起，成为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其背后是春秋战国之际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宗法制度的瓦解、贵族政治的崩塌、军事竞争的激化与文化权力的下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底层贵族“士”脱离贵族阶层、失去宗族庇护，以智谋和能力在整个天下“待价而沽”。王官之学星散民间，诸子百家兴起，庶民也能够接受教育，形成了一个空前壮大的知识阶层。他们既无法被旧的贵族体制吸纳，新兴的专制制度还未能束缚他们。这些布衣之士敏锐地感知到旧秩序的朽坏与新机遇的萌发，在一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变时代，抓住了现实需求，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历史舞台，以小博大，影响列国兴衰，撬动天下格局，创造了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策士年代。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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