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没有甲种分离膜，你们的原子弹就造不出来！」
1960年8月，苏联专家撤走前扔下这句话，原子弹项目瞬间陷入绝境，29岁的邹世昌被钱三强紧急召到北京，接下这个连图纸都没有的「不可能任务」。
三年后当第300多次试验再次失败时，他翻出一篇尘封论文，那个五年前看似无用的「边角料」研究，竟成了救命稻草。
10
1960年8月。
29岁的邹世昌正在长春的工厂里查看实验数据，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跑来，手里攥着一张电报纸，上气不接下气：「邹工，北京来的加急电报！」
邹世昌接过一看，只有简短几行字：「邹世昌同志，请立即赴京，二机部钱三强副部长有重要任务。务必于三日内到达。」
自然灾害频发，国家正处在最困难时期。更严峻的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从1958年起，两国在意识形态、国防政策上分歧越来越大，苏联开始以撤走专家、停止技术援助要挟中国。到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协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所有技术图纸。许多重大工程项目被迫中断。
邹世昌立刻收拾行李，第二天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火车在铁轨上颠簸了两天两夜。邹世昌坐在硬座车厢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脑子里转过无数种可能。会是什么任务？为什么这么紧急？为什么偏偏找上他？
走进二机部那间保密会议室，看到钱三强凝重的脸，邹世昌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绝密任务」。
会议室里坐着四家单位的代表。钱三强环视一圈，缓缓开口：「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是要交给你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关系到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出原子弹。」
原子弹！
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钱三强接着说：「原子弹项目已经开展一半了。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最关键的一个元件——甲种分离膜——也不再提供了。」
他顿了顿：「苏联人把这个膜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列为绝密。他们扬言，没有甲种分离膜，中国的浓缩铀工厂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
「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我们自己干！」钱三强的拳头砸在桌子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你们能不能完成？」
邹世昌手心渗出了汗。他想起在苏联留学时，有一次一位苏联教授喝多了，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中国人，永远造不出这个东西。」当时他只是笑笑，没反驳。
现在，他要用事实来回答。
「能！」邹世昌站起来。
02
1949年，18岁的邹世昌考上了中国纺织工学院。这所学校不收学费，录取率只有3%到4%，是当时很多穷学生的首选。
邹世昌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能考上这所学校，全家人都松了口气——毕业后可以直接进申新纱厂工作，有个稳定饭碗。
但入学不到一年，邹世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退学，重新考大学。
母亲急了：「你疯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还免学费，你要退学？」
邹世昌说：「妈，新中国成立了，国家要搞建设，重点是重工业。学纺织......好像不行。」
这话说得很朴素，但背后是一个年轻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他想的不是自己前途，而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950年，邹世昌放弃了一年学业，转学到唐山交通大学冶金工程系。这所学校素有「东方康奈尔」之誉，冶金专业更是王牌。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正需要大量冶金人才去建设钢铁工业。
在唐山交大，邹世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吴自良。
吴自良是留美博士，刚从美国回国。在美国，他有教职，有洋房，有汽车，生活优渥。回国后，却住在简陋的学生宿舍里，华北冬天冷得要命，但他从不抱怨，甚至还经常在宿舍里给学生们开小灶讲课。
邹世昌常去吴老师宿舍请教问题。有一次，他忍不住问：「老师，您在美国有洋房汽车，回国住学生宿舍，后悔吗？」
吴自良看着窗外，淡淡地说：「国家需要我们。再说，在美国当二等公民，永远没尊严。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中国人才能真正站起来。」
1952年，邹世昌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1953年，他又幸运地被选为留苏生，到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深造。
在莫斯科，有一件事让邹世昌印象深刻。学校为了照顾中国留学生，建议开一个特别班，放慢进度授课，等俄语水平提高了再进大班。
这个建议遭到所有中国学生的一致反对。
「为什么要特殊照顾？我们不比别人差！」
「放慢进度，那就要晚一年毕业，国家等着我们回去建设呢！」
邹世昌也坚决反对。他听不明白老师讲的，就找苏联同学借笔记，抄下来，一点点啃。别人用一小时能看懂的内容，他用三小时、五小时，硬是把它拿下。
1958年，邹世昌以优异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某些转化元素对铜合金的结构和性质的影响」——一个看起来很学术、很冷门的课题。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篇论文里的一个「边角料」研究，五年后会拯救中国的原子弹项目。
03
钱三强在会议室里，给大家上了一堂紧急科普课。
「你们知道，原子弹为什么这么难造吗？」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个数字：「0.7%」。
「在天然铀矿石里，能用来做核武器的铀-235，只占0.7%。剩下99.3%都是铀-238，没法用。」
「要造原子弹，必须把铀-235提纯到90%以上。这个过程，就叫'浓缩'。」
钱三强又写下一个词：「甲种分离膜」。
「浓缩铀的关键，就是这个膜。它像筛子一样，能把铀-235和铀-238分开。没有这个膜，就没法浓缩铀，造不出原子弹。」
甲种分离膜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气体扩散法。把铀制成六氟化铀气体，让它通过无数个微孔。铀-235分子比铀-238分子轻一点点，通过微孔的速度就快一点点。经过成千上万次扩散，就能把铀-235浓缩起来。这个膜上的微孔，要细到头发丝的几百分之一，还要分布均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材料技术。
邹世昌举手问：「钱部长，这个膜到底长什么样？有什么技术资料吗？」
钱三强苦笑：「这就是问题所在。苏联人把这个列为绝密，什么资料都不给。我们现在连这个膜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别说怎么造了。」
「全世界只有美、英、苏、法四个国家掌握这项技术，全部列为最高机密。苏联人说，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绝不能让别人知道。」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另一个代表问：「钱部长，给我们多长时间？」
钱三强沉默了几秒：「越快越好。国家等不起。」
没有资料，没有样品，没有时间表，甚至连这个东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就是摆在邹世昌面前的任务。
但更深层的原因，让这个任务变得不容有失。
1960年，中国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刻。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大饥荒，经济困难。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技术援助全部中断。美国在台湾海峡耀武扬威，核威胁如影随形。
早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声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麦克阿瑟甚至提出在中朝边境投放30到50颗原子弹的计划。1954年到1955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没有自己的核武器，中国在国际上永远受制于人。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国人憋着一口气：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现在，这口气能不能出，就看邹世昌他们能不能造出这个「心脏」了。
会议结束时，钱三强单独把邹世昌留下。
「小邹同志，我知道这个任务很难。但这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你一定要顶住压力。」
邹世昌点点头：「钱部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钱三强拍拍他肩膀：「我相信你。还有，你的老师吴自良，也会参与这个项目。你们师生一起，一定能行。」
听到吴自良的名字，邹世昌心里一暖。老师回国十年了，一直在为国家科技事业奋斗。现在，他们师生要并肩作战，攻克这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
走出二机部大楼，邹世昌抬头看天。
北京的天空很蓝，但他知道，一场硬仗即将开始。
04
1961年，各方人员和设备被集中到上海冶金研究所。
吴自良担任研究室主任，技术总负责。研究室下设三大组：第一大组负责超细镍基复合粉的研制，第二大组负责成膜工艺，第三大组负责性能检测和分析。
邹世昌被任命为第二大组组长。
第二大组要做的工作，包括粉末成型、压力加工、热处理、焊接、物理性能测量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现成方案，都要从零摸索。
第一个拦路虎，就是焊接。
要把分离膜焊接成型，必须用专门的高能接触缝焊机。这种设备，国内从来没造过。
邹世昌找到上海几家有实力的研究所和工厂，希望他们能承接这个项目。
结果，一圈下来，全被拒绝了。
「时间太紧，我们做不出来。」
「技术难度太大，没把握。」
「万一做坏了，谁负责？」
邹世昌急了。没有焊接机，后面的工作根本没法开展。时间不等人，国家等不起。
他想了一个办法：直接找市长。
那时候，曹荻秋是上海市市长。邹世昌托关系，好不容易见到市长，把情况说明了一遍。
曹荻秋听完，拍板：「这是国家任务，必须完成！我亲自给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下命令，让他们三个月内拿出设备！」
有了市长的行政命令，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不敢怠慢，加班加点，终于在三个月内研制出了高能接触缝焊机。
焊接机的问题解决了，但邹世昌知道，更大的难关还在后面。
05
焊接机有了，但要焊接的「膜」在哪里？
这就是第二大组最核心的任务——成膜。
简单说，就是要把第一大组提供的超细粉末，涂到一个支撑结构上，形成薄薄的一层膜。这层膜，就是分离铀-235和铀-238的关键。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于登天。
粉末太细了，没有黏性，怎么涂都涂不上去。就像要把面粉涂到玻璃上，还要涂得均匀、牢固，几乎不可能。
邹世昌带着团队，开始了漫长的试验。
他们试过各种办法。加水？不行，粉末会结块。加油？不行，影响性能。加胶？也不行，高温下会分解。
邹世昌甚至动用了各种「偏方」「土方」。他找来做糕点的师傅，问怎么让面粉有黏性。他找来做陶瓷的老师傅，问怎么让瓷土成型。
团队成员开玩笑说：「邹组长，您这是要逼疯我们啊！」
但邹世昌知道，这不是玩笑。国家在等着，时间在流逝，原子弹项目因为缺这一块膜而停滞不前。
每一次试验，都要耗费一整天。
早上调制粉末，中午涂抹，下午烘干，晚上检测。一旦发现不行，就要推倒重来。
团队成员们经常通宵工作。实验室里摆着行军床，饿了就啃几口馒头，困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儿。
有一次，一个年轻研究员实在撑不住了，蹲在墙角哭起来：「这到底有没有头啊？我们试了几百次了，还是不行！」
邹世昌走过去，拍拍他肩膀：「擦干眼泪接着干。苏联人等着看我们笑话呢。我们要是放弃了，不就正中他们下怀吗？」
年轻人擦干眼泪，站起来，继续投入试验。
就这样，昏天黑地地干了一年多。
1963年初，终于有了转机。
那天，邹世昌又调整了配方，改进了工艺。当薄膜从烘箱里取出来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检测人员仔细观察，抬起头，激动地说：「成了！这次成了！」
整个实验室瞬间沸腾了。
有人欢呼，有人拥抱，有人红了眼眶。邹世昌也红了眼眶——一年多的煎熬，终于看到了曙光。
06
1963年9月，大部分试验工作已经完成，团队开始准备批量投产。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致命问题出现了——粘电极。
焊接时，电极会粘在膜上，导致产品报废。试了十几次，次次失败。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此前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邹世昌带着团队开始排查。他们发现，粘电极是因为炉温不均匀导致的。于是调节炉温，还采用了内外水冷电极措施。
但问题依然存在。
团队成员们士气开始低落。有人小声嘀咕：「该不会真像苏联人说的，我们永远造不出这个东西吧？」
邹世昌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那段时间，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满脑子都在想怎么解决粘电极问题。他从金属物理理论出发，从电极合金材料角度考虑，试了一种又一种方案。
有向好的迹象，但始终不尽如人意。
就在最绝望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