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曹操、孙权：三国时代为何“全民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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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曹操、孙权、关羽、张飞、赵云，荀彧、贾诩、郭嘉、周瑜、鲁肃、吕蒙、董卓、吕布、袁绍、刘表……为何三国时代“全民单名”？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王莽改制后形成的政治惯例，与两汉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生的背后交织着明确的政策干预、深刻的文化观念以及当时特定的社会风尚。

▎最直接的原因，是王莽的“去二名”政策

这并非自然演变，缘起是一场由新朝建立者王莽主导的“命名改革”。

王莽崇尚儒家古礼，认为《春秋公羊传》中“讥二名”的说法是正确的，认为双字名不合古制，是身份低微或礼崩乐坏的象征。他掌权后，以行政命令强力推行“去二名”，即要求全国百姓使用单名，将双字名视为不规范。

王莽主政时强力推行这一政策，甚至将其用于外交，他将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改名为“知”，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以彰显其“正名”的权威。

不止于此，在他的长孙王宗谋反失败后，王莽下令将其名字打回原形“王会宗”，以示惩罚与贬低。这使单名成为 “政治正确”的强制规范。

新朝被推翻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及其核心集团“云台二十八将”几乎全是单名，等于全盘继承了这一规范。东汉虽无明文法律，但单名已成为上层社会的默认规则和身份标识，并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传统延续了整个东汉乃至三国时期。

▎文化与社会根源：谶纬、避讳与身份认同

王莽的政策能成功施行且影响深远，是因为它契合并强化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

一方面，由于当时谶纬迷信的盛行，人们普遍相信名字与命运吉凶息息相关。单名用字更易预测、占卜和阐释，双名则被认为可能承载更多不确定的“凶兆”。单名在心理上被视为更“安全”、更“正统”的选择。

另一方面，是应对避讳制度的便利。在宗法社会，为尊长避讳是重要礼法。单名只有一个字需要避讳，如避刘备的“备”字。而双名则需避两字，对日常用语、文书典籍的影响成倍增加。单名极大简化了避讳的复杂程度，对于起名和社会运行来说更为便利。

更值得强调的是，单名在当时已成为士族阶层的风尚。单名经过东汉两百年的积淀，已成为士大夫阶层彰显正统教养、区别于平民的标志。如同一种高雅的社会通行证，使用单名是融入主流精英圈的隐性要求。

▎延续至三国时期，单名仍是主流

三国时期，单名传统依旧占据绝对主流，但已开始出现细微裂痕。曹、刘、孙三家的核心成员及绝大多数文臣武将均为单名，足见此风尚之牢固。

而在实际生活中，乳名/小字开始流行，并不受单字约束。如曹操小字“阿瞒”，刘禅小字“阿斗”。这表明在非正式场合，双字称呼已开始回归日常。

与此同时，个别双字名开始出现。如资助刘备起兵的贩马商人张世平、黄巾将领程志远、蜀汉大臣郭攸之、投降东吴的傅士仁等，虽仍属极少数，但预示着僵化的规范在乱世中初现淡化趋势。

此外，少数民族胡名不受约束。北方游牧民族将领不受此汉文化规范束缚，如“轲比能”、“蹋顿”等均为多字名。

单名这一传统直到魏晋南北朝后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加剧，以及佛教的盛行带来大量双字法号，才被彻底打破。唐宋以后，双字名乃至三字名逐渐成为主流。

三国时代的单名主流，是一次由王莽改制带来的强力政治干预，进而被谶纬、避讳等当时流行的文化心理所接纳，并经长期士族风尚演化固化为身份标识的结果。

它远非单纯的审美偏好，而是一个时代政治权威、文化观念与社会等级制度在个人命名上的集中体现。今天我们回顾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希望能透过姓名这一微小窗口，窥见汉代至三国社会运行中“正名”与“礼制”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