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晚年，除了最喜欢所有的红色外，更加喜欢游泳过后抽支烟

1974年12月的长沙，寒潮刚过。清晨七点半，汽笛声掠过湘江，水面上氤氲着薄雾。八十一岁的毛泽东披着灰色大衣站在窗前，他突然说了一句：“还是想下水。”警卫员闻声愣住，连忙劝阻：“主席，今天水温才八度啊！”老人只是摆摆手。最终，众人把地点改在了室内恒温池，但他仍坚持带走那条新做的红色泳裤，并叮嘱秘书备好一支“云烟”——这几乎是晚年毛泽东游完泳后的固定程序。

“抽一支，再说事。”他在泳池边缓缓吐出这句话，这句简单提醒，凝缩了老人晚年最惬意的习惯：先让水激活筋骨，再让烟平复心绪。有人说，那飘散在水汽间的青蓝烟雾，像极了井冈山的晨岚，也像极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革命回忆。

追溯毛泽东与水的不解之缘，要回到1916年盛夏。那时的湘江涨水，新民学会的青年们决意横渡江心。毛泽东潜入旋涡，险些被卷走，岸上的同学被吓得直跺脚。今年轻人事后说，“我们真怕再也见不到他。”可老人回忆这一幕时，轻描淡写，只说了一句：“水性再练就好了。”正是从那一次搏浪开始，他给自己立下“水击三千里”的一生誓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游泳变成了工作节奏的一部分。1956年5月31日，第一次横渡长江，从汉口江滩下水到武昌蛇山脚登陆，全程一万二千米。回到岸上，他甩开湿透的泳裤，接过警卫员递来的香烟，两口便吸出“咝咝”声。旁人不免担忧心脏负荷，可他笑着说：“这是一支奖品。”紧接着提笔写下《水调歌头·游泳》，那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恰是此时的心情写照。

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对色彩的喜好愈发集中在红色——红地毯、淡红窗帘，连夜读文件的台灯罩都是暗红绸布。工作人员见状，干脆把泳裤也做成大红。费用不过几块钱，他却 insist 自掏腰包，理由很简单：“私人之物，用公款像什么话？”七十年代，中南海地下室里那二十多本生活账册仍记着：房租、电费、邮票、烟、茶，无一不清。党史研究者细算过，长达二十年的家庭日常开支几乎靠他和江青两份工资支撑，日常“红茶二斤”“香烟三条”的注记密密麻麻，公私分明四个字跃然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烟并非无节制。1971年秋，医生再三建议减量，他答应得爽快，可泳后那一支仍雷打不动。警卫员担心，偷偷换上过滤嘴，他一口就察觉，呵呵一笑：“不是那个味道。”不得不说，这份固执与他对红色、对水的执着如出一辙。

外界常以为毛泽东醉心诗词全靠灵感，其实不少篇章诞生在泳后休憩的十几分钟里。《浪淘沙·北戴河》写于1954年台风后的沙滩，一场七级大风让海浪高过人头，他却在浪尖回想秦皇汉武，挥笔如飞；《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在香山别墅随手写下，诗纸一度被塞进废纸篓，被秘书“捡”了出来。诗学评论界一直津津乐道：“他的诗句带着潮湿的海腥味，也带着卷烟的火星味。”

飞扬的诗心与生活细节并行。1975年春，他需要新款过滤嘴。外交部从瑞士订购，两打，94.23元人民币。使馆来电强调“私人用品，请自付”。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那就尽快给钱，免得欠人情。”当天，秘书就去结算。几个年轻人感慨：国家主席对几百块小账仍如此较真，堪称范例。

晚年的毛泽东还保留着对黄河的特殊情结。1948年东渡黄河时水势湍急，他一句“要不要顺便游过去？”吓坏随行人员。最终未能成行，成为心中遗憾。1964年治理黄河正式启动，他在批示上写道：“黄河安澜，功在千秋。”有人揣测，这句话或许是对那次未遂黄河之泳的另一种弥补。

1976年初夏，游泳被医生正式列为禁项。毛泽东无奈，只能在俯卧位做“划水动作”。那天，他让工作人员拿来旧泳裤，摸了又摸，轻声一句：“还是红色好。”动作停下，随手点燃一支烟，烟雾袅袅，混着些许叹息。十月，他在游泳日记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下：“长江依旧，红霞满天。”字迹已显颤抖，却依然清晰。

回看毛泽东的晚年，一条红泳裤、一池江水、一支香烟，构成了独特的个人时区。有人问，红色究竟象征什么？是革命火焰、是少年记忆、还是对杨开慧那一抹“晚霞”的思念？答案或许无法确证，但那份坚定与热烈，穿透了岁月。毛泽东把辽阔江河当作休憩，也把生活账目记得分毫不差；他在烟雾里酝酿诗句，也在水花间思索中国的走向。那些碎片拼接起来，便能读懂题目中的另一层意味：游泳给躯体温度，红色给情感温度，而一支烟给思绪温度。三个温度相互交织，构成了毛泽东晚年最真实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