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华西村”诞生：仅67户人资产却超30亿，就在湖北

走进湖北咸宁嘉鱼县官桥镇的官桥八组，你会恍惚以为闯入了城市高端社区。

3.8平方公里的地界上，67户人家清一色住着200多平的精装别墅，家电家具集体配置，水电气费用只收一半，247口人攥着超30亿的集体资产，人均财富早已迈过千万门槛。

这里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的说法。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每月能领1000元教育生活补助；

60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最低2800元，比不少城市退休金还高；

看病报销九成以上，小病免挂号费，药品只付成本价，每年还有免费体检。

村民要么在村办企业上班拿月薪，要么靠集体股权分红利，2023年人均年收入已突破10万，日子过得比城里白领还滋润。

谁能想到，这个被联合国官员称赞“不输美国农村”的村子，五十多年前是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穷山沟。

那时候，村民住的是漏风漏雨的土坯房，下雨天屋里要摆着盆接水，床脚得垫砖头防发霉。

工分一分只值9分钱，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人均年收入还不到50元，买油盐酱醋全靠天不亮上山砍柴，背着几十斤柴火走十几里路去县城换。

更让人头疼的是，村里还背着8000元外债，在那个年代，这笔钱足以压垮整个村庄的希望。

1979年，27岁的周宝生从县化肥厂辞职回村，被村民全票推选为生产小队长。

这个后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带头人，上任时没说一句空话，只问了大家最实在的问题：“想不想吃饱饭？想不想住瓦房？”

整齐的“想”字，成了官桥八组逆袭的起点。

周宝生的第一步，是在鄂南农村率先推行包产到户。

打破“大锅饭”后，村民的积极性被彻底点燃，以前集体种地时“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消失了，大家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舍得回家。

两年时间，粮食产量从20万斤飙升到30万斤，不仅再也不用吃掺糠的返销粮，还能有剩余粮食出售，村里的外债也慢慢还清了。

解决了温饱，周宝生立刻盯上了副业。他带头掏出家里仅有的600元积蓄，联合村民凑齐启动资金，在镇上租了三间破房子，开起了熟食店、小卖部和冰棒厂。

那个年代做生意还要顶着“投机倒把”的风险，但没想到，卤味的香气和夏日里的冰棒成了“流量密码”，周边十里八乡的人都来光顾。

趁着煤炭需求激增的风口，周宝生又果断带领村民开起了小煤窑，年产3000吨的煤矿一年能赚9万元。

这笔钱没有被分光，而是折算成股份分到每户头上，老人小孩都有份，村民从此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还是股东，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砖瓦厂、铸造厂、沙发厂陆续上马，官桥八组的原始资本越积越厚。

在煤矿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周宝生却做出了一个震惊全村的决定：关停盈利的资源型小厂，转向高科技产业。

他清醒地知道，煤炭总有枯竭的一天，靠资源吃饭难以长久，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站稳脚跟。

这个看似冒险的决策，很快迎来了转机。武汉一位叫刘业胜的工程师正在研发永磁合金技术，这种被称为“工业味精”的材料能用于航天、电子设备等高端领域，却因缺乏资金迟迟无法产业化。

周宝生连夜赶往武汉，开门见山提出合作：“资金我来出，后勤我来管，你只管搞研发，出了成果咱们一起分！”

为了留住科研团队，他给刘工程师配车、分房、送股份，把科学家直接请到村里落户。

这种“资本+技术”的模式在当时的农村堪称破天荒，却让官桥八组一举实现了跨越。

永磁合金技术成功落地后，产品直接用到了地震检波和神舟飞船上，第一年就净赚60万元。

此后，他们又瞄准长江大桥斜拉索锚固技术这个行业难题。

周宝生带着村民多次跑研究所请教，寒冬腊月里在专家门口冒雪等了一下午，硬是靠这份执着打动了对方。

最终，他们攻克的技术被用在一座座长江大桥上，官桥八组也从“卖煤郎”蜕变成了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993年，周宝生整合村里所有企业，成立了田野集团，官桥八组的集体经济从“小作坊游击队”变成了“现代化正规军”。

集团不再局限于机械制造，而是多元化布局，甚至跨界进入果汁加工领域，如今奈雪的茶、茶百道的不少果汁，还有农夫山泉、可口可乐的原料，都来自这里。

但周宝生始终认为，教育才是最长久的投资。2003年，他牵头与武汉大学合作，创办了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后独立为武汉东湖学院），这所投资26亿、占地1500亩的大学，让官桥八组成了全国第一个家门口有大学的村民小组。

村里的孩子优先入学、学费优惠，毕业后还能直接进入集团工作，既解决了教育问题，又打通了人才回流通道。

集团还建起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用优厚待遇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

生态建设同步推进，早年采矿留下的山体被逐一治理，1400亩林地覆盖山坡，村规里明确规定“乱砍树木重罚”。

如今这里已经成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湖光山色与大学书香相映成趣。

官桥八组的富裕，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狂欢。这里的股权分配公开透明，集体资产按贡献和年限量化到每户，村民参与决策，避免了一人独大或利益纷争。

从包产到户调动个体积极性，到股份分配锁定集体合作，再到公开制度守住信任底线，这套共享机制让全村人拧成一股绳。

富裕之后，他们没有忘记周边乡亲。为了帮石鼓岭村建新农村，官桥八组投入820万盖了26栋别墅，还帮村里接上了长江水；

在官桥村整村建设中，又投入9300万建油茶基地、水产基地和新村，让1.2万多周边村民共享发展红利。这种先富帮后富的做法，成了全国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

如今的官桥八组，早已不是当年的穷山沟。这里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有家门口的大学，有AAA级旅游景区，还是中联部、外交部指定的外事接待基地，接待过30多个国家的来宾。

官桥八组的成功，从来没有什么秘诀。没有矿产资源，没有特殊政策，靠的是周宝生40年不换岗的坚守，靠的是他“看得远一步”的战略眼光；

靠的是村民们“抱团不拆台”的定力，靠的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智慧。

这个小村子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是靠运气，不是靠政策倾斜，而是靠带头人的担当、集体的团结，以及顺应时代的创新勇气。

它也让我们看到，哪怕是最普通的深山小村，只要找对方向、脚踏实地，就能实现共同富裕，活出令人羡慕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