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徐立清被授中将后，为何主动给党中央写信：请求辞去我的职务

1955年9月27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光通明。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正在进行，台上台下一片肃穆。军号声停，仪式宣读到“徐立清”三字时，会场侧目——许多人原以为他会列入上将序列，结果却成了中将第一名。有人小声感叹：“立清这家伙，真把自己的衔往下压了。”话音并未传远，怀仁堂内外仍保持庄严，但疑问就此种下。

时间往回拨到1929年。那年春天，鄂豫皖交界处的山沟里，21岁的徐立清第一次穿上发白的灰布军装，背上二十几斤弹药跟红三十二师一起转战。枪声、硝烟、冻土，他全赶上了。出身贫寒的他当年念私塾常常是今天有粮就去，明天没粮就停，但那三年零几个月的断断续续，硬是让他读懂“穷人也能掌命运”这几个字。一到部队，他就盯住政治工作，觉得把士气鼓起来，比单纯扛枪更重要。

1936年西路军失利后，徐立清和一千多名伤病员被困祁连山。秦基伟后来回忆那段日子：“狱墙高，立清拿来当讲台。”一群人白天晒太阳，夜里商量突围。徐立清说过一句话——“先把‘怕’丢了，再想怎么走。”用现在的口吻说，就是心理战术。半年之后，一批人被营救出来，他的名声在四方面军里进一步坐实：遇事稳，但心狠，对自己更狠。

抗战爆发后，他到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麾下做组织股股长。太行山雪夜行军，徐向前打趣他：“你的马凶，日行百里。”徐立清回一句：“同志们一人一条腿，也能百里。”几句玩笑背后，他把军政干部队伍收拾得井井有条。1940年去中央党校深造，他主动剃掉半头头发自嘲“学生相”，结果留校任教不到半年就又被拉去陕甘宁留守兵团当政委。

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艰苦无需赘述。敌我十倍兵力差距摆在眼前，部队动摇不可避免。徐立清在窑洞里连开三夜会，端着搪瓷缸喝冷开水，一句话反复强调：“蔑视敌人不是蛮干，重视敌人不是畏战。”第二天，作战计划照常推行，西府陇东几次硬仗把胡宗南气得手抖。罗荣桓后来评价他：“懂军事，更懂人心。”

新中国成立总干部管理部启用，他被任命为副部长，分管全军干部任免。文件堆到半人高，他常趴桌子画圈圈，把不同资历、不同战区干部全拉条线比较。有意思的是，对别人划线时他极严，对自己反而越抹越淡。1955年筹备评衔，中央给的标准是：正兵团级可上将。徐立清符合，罗荣桓亲自点名让秘书把他列入上将目录。谁料档案送上去不到两天，名字被他自己划掉，又塞回中将栏。秘书愣住，他笑着说：“我是搞评衔的，自己还是低点好。”

罗荣桓初次谈话没有结果，彭德怀也劝过。彭老总放低声音：“你这不是矫情吧？”徐立清仍坚持：“干部部管评衔，让群众看到负责人都淡名利，今后工作才好做。”一句话把彭德怀噎住。随后他连写数封信给军委，态度近乎固执。最终，周总理批准中将授衔，并调侃“你又给自己当了一回人事科长”。

然而谜底并未结束。授衔不到四个月，1956年1月，徐立清突然递交辞呈，请求辞去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46岁顶级岗位却说“干不了”，震动不小。罗荣桓派人去他家，没见着；再打电话，才知道人在医院。彭德怀提着包去探视，病房里他的脸色灰白。对话很简短——彭：“身体能行？”徐：“工作强度大，心脏吃不住。”彭摇头：“组织不会同意。”这段对话仅数十字，却是老战友多年情谊的浓缩。

试想一下，若徐立清真退下来，总干部部正值大规模院校扩招、军官改制的关键档口，空出位置不见得有人能立刻顶上。也正因为此，辞呈被搁置，他住院休养。1961年身体好转，罗荣桓又把他请回总政治部，仍旧分管干部。有人说他回去后更拼命，晚上关灯后还在整理花名册。不得不说，这种做事方式对身体确实凶狠。

1983年1月6日凌晨，徐立清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后，中央军委礼堂挤满前来告别的人，徐向前元帅躺在病榻上不能到场，只在悼词里加了一句：“有功不骄，委曲能求全。”不少老兵读到这八个字，默默点头：这就是徐立清。

至于那封1956年的辞职信，档案馆如今仍留着。信不长，结尾一句话——“离崗不离志，身体许可，愿再听召唤。”旁人看完大多沉默。因为知道，这样的笔迹属于那个始终把自己往后挪半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