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危机，不是缺钱！而是没人敢承认"东西已经够多了"？

中国真正迈入工业化，不过短短40年左右。

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熏陶下，从上到下，整个社会对“经济危机”“产能过剩”等工业时代的典型问题，普遍缺乏清醒认知。

自秦朝公元前221年建立至今，历史不过见证了麦子熟了2246回，而其中大部分岁月，中国人是在饥荒、战乱与物资极度匮乏中挣扎求生。真正意义上“吃饱饭”，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的事。

正因如此，当面对当前的经济调整，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仍是“多生产、快生产”，仿佛只要供给足够，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种思维惯性，深刻影响着政策制定与公众舆论。

2025年11月25日，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央行等六个重量级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这是自2022年中央提出“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以来，首份具备实操性的政策文件，标志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文件提出要打造3个万亿级消费领域和10个千亿级消费热点，并列出六大方向、19条具体措施。表面看，这是一份以“促消费”为核心的方案：推动绿色产品、农村消费品、休闲运动用品、健康产品、历史经典名品及新兴多元消费品的发展；并明确将供给聚焦于四类人群——婴幼儿、学生、时尚人士与老年人。

乍看之下，落脚点似乎是“扩大内需”。但若细读字里行间，便会发现其真正核心并非刺激居民消费力，而是——扩大产能、优化供给。换句话说，这仍是一场典型的“供给侧改革”：通过提升供给质量与结构适配性，来“倒逼”或“引导”消费需求。

为何不直接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而是继续强调扩大产能？要理解这一逻辑，必须回到经济危机的本质。

在工业文明体系下，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是生产过剩——即社会生产能力远超大众消费能力，导致商品无法被有效消化，企业现金流断裂，进而引发连锁性衰退。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最直接表现就是：劳动者的购买力远远跟不上生产力的扩张速度。

历史上，欧美曾通过殖民扩张为过剩产能寻找外部市场；二战后，美国则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先以黄金、后以国债为杠杆，向全球输出购买力。中国正是在这套体系下，借2001年加入WTO之机，承接全球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欧美去工业化，中国大生产；美国印钞买货，中国出口创汇——这套模式运行了二十余年，看似完美。

然而，如今这套体系已走到极限。美国国债突破38万亿美元，财政不可持续，再也无力单方面承担全球购买力输出的角色。全球贸易秩序正在重构，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于是，“双循环”战略应运而生——以内需为主，构建统一大市场。

但现实是，尽管中央频频发文促消费，地方却始终热情不高。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我国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且按“生产地原则”分配税收。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本地企业生产，而非本地居民消费。因此，与其费力补贴消费，不如继续鼓励投资、扩大产能——既能稳增长，又能保税收。

于是我们看到，无论经济工作会议如何强调“扩大内需”，最终落地的仍是“补产能”：补芯片、补大飞机、补高端电动车……仿佛只要生产不停，危机就不会来。

这种执念，实则是五千年农业文明的深层心理投射。在农业社会，最大的恐惧永远是“不够吃”“不够用”。易子而食、饿殍遍野，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即便今天已进入工业时代，物质极大丰富，但“匮乏焦虑”仍刻在民族基因里，具有最高优先级。

可工业文明的问题恰恰相反——不是“不够”，而是“太多”。机器大生产效率极高，若无匹配的消费力，过剩便是必然。真正的解法，应是像上世纪欧美那样：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大幅减税，向底层民众直接注入购买力。

但在中国，这类提议常被斥为“境外势力渗透”或“公知糟粕”。普通民众也缺乏对经济周期的切身体验——毕竟，本世纪以来全球未爆发过全面性大萧条，中国人从未真正见识过“生产出来却卖不出去”的系统性崩溃。

于是，所有政策工具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继续优化供给侧。优化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社保缴费、延迟退休、罚没收入……一切皆为“稳产能、化债务”服务。

说到底，这不是简单的政策选择，而是一种文明惯性的延续。当一个民族穷了五千年，突然富了四十年，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生产”当作万能解药，却忘了工业时代的真正敌人，从来不是“匮乏”，而是“过剩”。

若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仅靠扩大产能，恐怕难以走出周期性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