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正在成为国运之战

内容来源：笔记侠(Note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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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385篇深度好文：7993字 | 18 分钟阅读

政经哲思维

笔记君说：

这段时间，你是不是也被各种AI新闻刷屏了？它已经从能和你聊得有来有回的智能助手，到一键生成电影级画面的视频工具，再到写代码、做设计样样精通的“全能选手”。

更要命的是，这种力量不只用来写文章、做图、写代码。它正在以我们看不懂的速度，搅动着国际局势、地区安全、军事对抗这些相当危险的领域。

世界好像突然被拉上了一个陌生而高速的赛道，规则还没定，但比赛已经开始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本叫做《科技共和国》的书，读起来格外扎心。它的作者之一，亚历山大·卡普是“硅谷教父”彼得·蒂尔的密友，也是硅谷核心圈走出来的“叛徒”。他在书里对所有硅谷科技精英阶层发出警告：你们已经迷路了！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技术先进（硬实力）就行，它还必须想清楚“为什么而强大”（软信仰）。美国之所以曾经伟大，是因为它能把造原子弹、送人登月这样的技术壮举，和一个关于国家使命、人类进步的宏大梦想拧成一股绳。

但现在，我们面对AI这个远超我们人类智能的新物种时，尴尬地发现：我们的“硬实力”（技术）跑得飞快，但“软信仰”（我们到底要用它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却严重掉队，甚至一片空白。

《科技共和国》就像一本在岔路口被重新发现的地图。它提醒我们，在焦虑“饭碗”会不会被AI抢走之前，或许更该问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人类，究竟想借由这股力量，把自己带到哪里？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这张地图，看看历史如何指引我们驾驭未来。

一、硬实力和软信仰这对引擎，

是如何驱动黄金时代的？

美国的科技黄金时代，就是造出原子弹、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岁月，绝不是一群天才在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结果。

那是一场“能干的双手”和“敢想的大脑”之间，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目标明确的“双向奔赴”。

1.硬实力：不只是“造出来”，更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让我们先看看“硬实力”这双手。很多人以为，当年的成功只是因为聚集了一堆顶尖的科学家。这只说对了一半。更关键的是，他们被组织起来去干一件具体、宏大、且大家公认至关重要的事。

比如，“曼哈顿计划”。它的目标既简单又残酷：赶在纳粹之前造出原子弹，终结战争。于是，政府、军方、大学、企业拧在一起。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甚至冶金工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荒漠中的秘密基地。

《科技共和国》的作者卡普认为，这种模式不像自由散漫的“集市”，而像建造一座宏伟的“大教堂”。每个工匠都知道自己在建造“大教堂”的哪一部分，并且深信这座“大教堂”是值得奉献的。

他们的协作，不是靠一份详尽的中央指令，而是被一个至高无上的共同目标所牵引。科学家们各自埋头苦干，却又通过共享的目标和紧迫感，神奇地协调一致，爆发出惊人的集体力量。

再看“阿波罗计划”。肯尼迪总统那句“我们选择在这十年间登上月球，并非因为它简单，而恰恰因为它艰难”，就是给整个国家“硬实力”引擎注入的最强燃料。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科技工程，而是一个凝聚全国信念的文化符号。

为了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催生出了数千项技术突破，从集成电路到耐热材料，很多副产品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时的“硬”，硬在组织能力、攻坚决心和使命感。

2.软信仰：给冰冷的机器，注入滚烫的灵魂

光有能干的“双手”还不够。如果方向错了，或者内心充满矛盾，力量越大反而越危险。这就是“软信仰”这个“大脑”出场的时候了。

美国在那个时代的“软信仰”，可以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工程思维”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混合体。

什么是“工程思维”？它很接地气：

盯着问题，别盯着论文：目标不是发表一篇完美的理论，而是解决一个实际难题。墙倒了？那就研究怎么造一堵更坚固的。火箭飞不稳？那就一遍遍测试、修改，直到它能飞。

别光听权威的，用事实说话：在工程现场，一个年轻技术员基于测试数据提出的反对意见，可能比资深教授的理论推演更有分量。这种“建设性不服从”是创新的源泉。

而“实用主义哲学”，则是这种思维在思想层面的升华。

它的核心很简单：甭管你概念多漂亮，理论多高深，最后都得看实际效果。能解决问题、创造美好生活的，才是好东西。这种哲学让美国社会对新技术有一种天然的开放和乐观，因为它不问“这符合规定吗？”，而是问“这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好吗？”

更关键的是，这种“软信仰”不仅仅是口号，它实实在在地塑造了“硬实力”发展的轨迹和边界。

科学家们知道，自己辛苦研制的终极武器，是为了“以战止战”，保卫他们珍视的自由价值。这种道德上的自洽，是他们能全力以赴的心理基础。

尽管有冷战对抗，但美苏之间依然能达成一些核军控协议，背后就有对“相互确保毁灭”这一恐怖现实的共同认知，这是一种基于后果评估的、粗糙但实用的伦理界限。

登陆月球、探索深海……这些需要耗费巨资且没有直接经济回报的壮举，之所以能获得公众支持，是因为它们契合了那个时代“开拓边疆、挑战未知”的美国精神叙事。

所以，黄金时代的秘密，就在于“硬实力”与“软信仰”这对引擎，转速匹配、方向一致。

那时的人们，手里握着改变世界的力量，眼里看着星辰大海的远方，心里相信自己在从事一项光荣的事业。这种身、眼、心的统一，造就了一个至今让人怀念的科技英雄时代。

然而，当冷战结束后，技术发展的浪潮转到了新的方向，这对黄金搭档之间，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所以，我们有了今天在AI时代感到的诸多迷茫和焦虑。

二、AI时代，最可怕的是闭着眼狂奔

站在AI爆发临界点的今天，我们却更像是一场华丽而失控的“闭眼狂奔”。

科技硬实力这双“能干的手”在算法的加持下变得前所未有的灵巧和强大，但软信仰这个“敢想的大脑”却好像留在了上一个时代，甚至主动闭上了眼睛。这种失衡，非常危险。

1.硬实力的“歧路”

现在我们拥有的计算能力，已经超越了“曼哈顿计划”时期全人类算力总和的亿万倍。但回头看看，这些算力大部分去了哪里？

答案可能就在你的手机里。世界上最复杂的人工神经网络，可能正在为你计算“下一个应该刷到什么视频，才能让你多停留8秒钟”；最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可能在帮营销号生成一千条“震惊体”标题；背后支撑这一切的服务器集群，可能消耗了一个小城镇的电力。

硅谷掌握了堪比登月的技术力量（AI、大数据、全球网络），但其中大部分精英的雄心，却收缩到了“如何更好地卖货、送外卖”这个狭窄的赛道上。

我们正在把最聪明的大脑和最强大的技术，锁在“让人上瘾”的消费主义循环里，这意味着它们一定会从那些真正艰难但重要的领域撤出。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模拟气候变化、发现新材料、攻克核聚变控制……这些关乎人类长远命运的“大问题”，需要长期、耐心且未必有直接回报的AI投入，它们在与“下季度营收增长”的PK中，常常败下阵来。

如何用AI优化城市交通、提升电网效率、预测公共安全风险？这些项目牵涉复杂的公共部门协作和数据开放，其“商业魅力”远不如开发一款新的社交软件。

这种“歧路”的本质，是科技硬实力的发展，与国家及人类社会的脱钩。它不再是建造“大教堂”的合力，而是变成了无数个自娱自乐、争夺流量的“精致小摊”。

2.软信仰的“真空”

更深的危机还不止硬科技跑错了方向，更因为我们的哲学与价值观不仅没有纠正它，反而在给它加油鼓劲，就像拆掉了一辆车上的方向盘。

在今天的硅谷及全球科技圈，一种被称为“有效加速主义”的思想，拥有大批信徒。

它的口号听起来很极客、很带感：“加速！不顾一切地加速技术发展！”他们认为，技术尤其是AI的进步是一种如同自然规律般的必然趋势，任何试图规范、约束它的行为都是徒劳甚至反动的。

最好的做法就是全力踩下油门，加速冲过当前的社会结构，抵达技术“奇点”后的新世界。

为什么说这很危险？它把技术本身当作了目的和新的“上帝”，但拒绝回答下面这些根本问题：

我们加速，是为了奔向哪里？这个过程中，谁会被甩下车？抵达的“新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这就好比说，“只要引擎够猛，车开向悬崖也没关系，说不定我们能飞起来呢！”这非常危险。

在“有效加速主义”的影响下，科技行业形成了一种“技术中立”的傲慢和“为多元而多元”的虚无主义。

工程师们常说“我的代码只是一把锤子，别人用它砸窗户还是造房子，不关我事”。但设计算法时嵌入的价值观偏见（比如哪些内容更优先），早就决定了“锤子”会挥向何方。

而且为了避免争议，一些科技公司往往在表面议题上追求“政治正确”，但在核心的“公司权力是否过大”、“算法是否在操纵社会”这些实质性问题上却避而不谈。

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荒诞的境地：一边，我们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制造着智力上可能很快超越全人类的AI；另一边，我们却在用“加速主义”这块布蒙住眼睛，拒绝为它设计引导绳和监管红线。

这种手脑分离的失衡，让AI的崛起不仅是一次技术变革，更可能变成一场社会风险极高的“裸奔”。

三、AI时代，人类还有价值吗？

前面我们说，现在的状况是“手脑分离”：硬实力瞎跑，软信仰睡觉。

但当AI这股力量真正站起来时，它带来的冲击，远不止是“跑偏了”那么简单。它直接转过身，对着我们人类“创造性”和“掌控力”这两块基石发起了直接挑战。早晚有一天，AI会问我们：“你凭什么当主人？”

1.创造性危机

长久以来，人类面对机器的优越感，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机器负责重复，人类负责创造。但AI正在把这个信念砸得粉碎。

一个苦练了十年绘画的画师，一个熬夜改了七八稿文案的策划，一个花了半年谱出一段旋律的音乐人，他们都曾经相信，自己倾注心血、带有个性和灵感的作品，是机器无法复制的“灵魂”。

但现在，一个普通人，输入几行描述，点点鼠标，就能在几秒钟内生成数十张画作、几十个文案、好几段风格各异的音乐。虽然顶尖人类大师的作品目前仍有温度和不可替代性，但对于行业中下游的广大从业者来说，他们曾经安身立命的“手艺”，正在快速贬值。

这个过程，可以分三步来看：

①从“辅助工具”到“创作伙伴”

早期的PS帮我们修图，Word帮我们写文档，它们是听话的工具。但今天的AI，能帮你做选题、给你做市场报告、甚至给你输出思维模型。

它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了一个能提供想法的“合作伙伴”。

②再到“潜在竞争者”

当AI产出的设计稿、法律文件草稿、营销方案达到了“能用”甚至“好用”水平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伙伴。

老板和客户会想：我是否还需要为一个良好的人类作品，支付远高于良好AI作品的成本？这直接动摇了大量知识型、创意型职业的经济基础。

③最终是“存在性挑战”

这引出了一个更哲学也更致命的问题：如果创作不再困难，那创造本身的价值是什么？当人人都能“创作”时，“创作者”这个身份还意味着什么？

人类曾用“创造性”来定义自己区别于动物的高贵，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不会被机器轻易复制的“人性内核”。这种自我认知的动摇，是比失业更深的焦虑。

2.秩序颠覆者

上面说的创造性危机是在冲击个人的价值和行业。但更让人忧虑的是AI对全球秩序的挑战，这是在动摇国家之间博弈的棋盘，而且把棋盘从明面挪到了暗处，规则全改了。

过去，大国竞争的硬指标很直观：你有多少航母，多少核弹头，GDP多少。这些是“明牌的实力”。但AI带来的，是一手“暗牌的破坏力”，它让攻击变得极其廉价、隐蔽且不可预知。

①全民皆可“搞破坏”的降维打击

以前，发动一场瘫痪城市电网的网络攻击，可能需要一个国家级的专业黑客团队。现在，一个技术团伙甚至个人，利用公开的AI工具辅助，就可能找到并利用系统的漏洞。

AI极大地降低了进行复杂网络攻击的技术门槛。它就像把导弹按钮，分发给了无数看不见的手。

②让社会“自我怀疑”的信息瘟疫

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在AI的帮助下已经真假难辨。它可以凭空制造一场政治人物的演讲，一段能够引发市场恐慌的CEO言论，或是一段发生在别国的“暴行”视频。

当我们没办法相信任何看到的东西，社会共同的“事实基础”就会崩塌。这种攻击不直接摧毁建筑，却能在更短时间内，摧毁一个社会赖以运行的信任纽带，对手甚至不用派一兵一卒。

③无法预测的“自主幽灵”

想象一下，一个搭载AI的无人机群，被传达“摧毁所有雷达站”的命令后，自行规划路线、识别目标、发动攻击，并在过程中自主应对突发情况。而且一旦部署，人类操作员可能无法实时干预。

如果多个国家的自主系统发生意外对抗，它们可能会以人类无法理解的速度和逻辑，将世界拖入冲突。这不再是武器，而是被赋予了杀戮权力的自主幽灵。

总结来说，这些威胁之所以“颠覆”，是因为它们让传统的防御和威慑体系（如军队、边界、核威慑）部分失效。一个普通人在自己的家里，可能就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一段假视频的破坏力，可能超过一次真实的武装冲突。

AI的崛起，让人类个体的“创造性”失效了，又让国家间“硬实力”对抗的擂台，变成了一个规则模糊、暗器横行的黑暗森林。

我们面临的，不再是如何使用一个好工具的问题，而是如何与一个能力上可能超越我们，而且行动逻辑不完全受控的“新物种”共处的问题。

于是，我们被逼到了墙角，必须开始思考重建秩序的道路。

四、软硬结合，重建“科技共和国”

面对AI，恐慌和抱怨没有用，简单地喊“停下”更不现实。这就像我们不可能因为汽车可能出车祸，就回到马车时代一样。问题的关键，不是丢掉引擎，而是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为它装上我们丢掉的伦理与规则，还有目标与使命。

重建“科技共和国”，就是要让狂奔的硬实力，重新听命于一个更新、更智慧的“大脑”。

1.硬实力的转向

我们不能指望追逐利润的市场，自发地把资源投向那些最重要但不赚钱的领域。这时，就需要找回一些“黄金时代”的组织智慧：由国家和社会凝聚共识，发起“使命导向”的超级项目。

比如，集中顶尖AI算力与生物学家，目标是在10年内，建立能模拟所有已知病毒变异、并实时设计对应疫苗和药物的预测系统。

又比如，利用AI超强模拟能力，整合全球大气、海洋、地质数据，目标不仅是预测气候，更是精密模拟各类干预方案的全球连锁效应，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决策依据。

这些计划的核心，是重新定义“科技硬实力”的赛场。攻克它们带来的意义，远胜于在“让人上瘾”的消费应用里内卷。

政府的作用，是成为最初的“出题人”和“天使投资人”，引导社会与市场的巨量资源转向。

2.软信仰的重塑

光有项目不够，我们必须同时回答：这些强大的力量，应该在什么样的规则下运行？我们需要一场给AI时代订立一份粗糙但必须有的初始社会契约。这份契约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

①AI是什么？

我们必须超越“工具论”和“物种论”的争吵，达成一个务实的共识：AI是“具有自主性的新型行动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像规范驾驶员、医生或公司法人一样，给它的行为建立可追溯、可问责的责任框架。

比如，一个AI医疗诊断系统出错，责任是开发者、运营商、审核医生，还是算法本身？法律必须清晰。

②什么是绝对禁止的

有些底线需要全球性的“技术禁忌”，就像禁止生化武器一样。例如，“自动化致命武器系统”是否应被全面禁止？能否把深度伪造技术用于政治、司法领域？这些红线需要公开辩论，并尽可能形成国际条约。它可能不完美，但划了红线，才有博弈的规则。

③AI发展的终点是“超人”，还是“超人化的人类”？

这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科技加速主义的终点是模糊的“奇点”，但我们需要知道：AI发展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增强而不是取代人类。

它应该让人类医生在AI辅助下成为“超级诊断专家”，而不是用AI淘汰医生；让每个孩子拥有AI导师因材施教，而不是用标准化教学AI制造教育流水线。这个目标听起来不酷，但它确保技术发展的尽头，依然是人。

这份“契约”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重建“软信仰”的过程。它需要工程师、哲学家、律师、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的共同参与，是一场全球社会的技术理性大启蒙。

3.新人类的培养

最终的改变，要落在“人”身上。未来的劳动者，尤其是决策者，必须具备一种全新的素养。

第一，要成为“提问者”和“批判者”，而不是“答题者”

AI最擅长回答清晰定义的问题。因此，人类的优势将在于发现和定义真问题。未来的教育，应大幅减少死记硬背和标准答案，转而训练学生如何从复杂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问题，并判断哪些问题值得交给AI去解决。

同时，必须培养对AI输出的健康质疑能力：这个结果背后的数据有没有偏见？逻辑有没有漏洞？

第二，要成为“指挥官”和“翻译官”。

未来最稀缺的人才，是那些能站在人类需求与AI能力交界处的人。

他们既懂医疗、法律、教育等领域的真实痛点，又懂AI的能力与局限，能准确地将人类模糊的需求“翻译”成AI可以执行的任务。他们不亲手写代码，但他们是AI团队的指挥官。

第三，要坚守“价值判断”的终极权力

AI能告诉你哪条路最快、最省钱，但它无法告诉你“我们应该去哪”。

当AI给你10个最优的商业方案时，你最终选择哪一个，应该依据“它是否促进社会公平”、“是否环境友好”、“是否符合公司长期价值观”等人类的价值准则。让人类保持最终的价值判断权，是我们防止被技术反噬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重建之路总结起来，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用国家级“大项目”重塑硬实力的方向；用全球性“大辩论”和“新契约”重塑软信仰的共识；再用面向未来的“新教育”重塑人类的自身能力。

这条路并不容易走，充满了利益博弈和观念冲突，但这是唯一的路。这是为了开创一个全人类都能参与定义、并在AI赋能下共同繁荣的“新科技文明”。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为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尽可能多地埋下确定性的、向善的种子。

结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站在AI时代的岔路口，我们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万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必须想清楚：是让技术成为放大分歧、制造失控的利刃，还是把它锻造成拓展文明边界的基石？

在这场挑战里，主角不是只有美国，中国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且无可替代。

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应用场景、最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技术攻关能力，更拥有“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深厚的治理哲学与文化理念。

这为中国在AI时代探索一条发展与治理并重、效率与公平兼顾、技术向善与安全可控相结合的新路，提供了独特可能。

中国的责任与实践，将不仅是发展自己的AI，更是与世界各国一起，为这个尚未定型的新世界，共同注入包容、负责、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或许正是在未来重建一个真正属于全人类的、可持续的“科技共和国”最需要的关键拼图。

未来决定现在。看清未来将发生什么，才能真正明白当下应该做什么。

我们认为，未来由四个关键领域塑造：哲学、AI科技、经济与政治。

为什么是这四个？

哲学是元起点，是意义与方向的锚点，为一切行动提供终极燃料；

科技（尤其是AI）是文明进步的底座，是驱动世界向前的“发动机”；

经济是转化器，它把科技力量转化为真实的财富与市场机会；

政治是适配性结构，它给哲学、科技与经济提供运行框架与秩序。

哲学为根，科技为器，经济为用，政治为治。这四者环环相扣，层层支撑，相互交织，在动态的演进中共同推动现实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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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著，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出版

2.《美科技界加速主义新思潮》，《瞭望》2025年第7期

3.《硅谷反思：以工程思维重塑科技使命》，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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