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年谱》披露：新中国成立前后邓小平不同寻常的六次北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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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披露：新中国建立前后，即1949年7月至1952年7月的三年期间，邓小平等进军和主政大西南时，他有过不同寻常的六次北京（平）之行。

之行一：1949年6月领导华东地区城市接管工作；7月赴北平向中共中央汇报上海等地区的工作困难，8月返回上海交接华东局工作

邓小平有生以来第一次赴北平的主要背景和主要原因是：1949年6月渡江战役胜利以后，邓小平率领华东局、总前委先后进驻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7月10日，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我已由上海到南京，决于十二日上午由南京北上到中央。同时，又致电李克农同志为他们准备房子，并派人到火车站接他们。7月12日，邓小平从南京乘火车北上，于14日夜里10点到达了北平（今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也叫六国饭店。

从第二天开始，即7月15日至19日，邓小平在北平先后同朱德、周恩来、陈云谈话，同毛泽东谈了两次。17日，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解决目前华东、上海工作中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四条意见。19日，他写信给华东局负责同志，通报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情况。信中说：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对京沪杭特别是上海的困难非常重视，决定从全国范围内予以帮助，从全国范围来解决上海的问题。党中央及毛主席同意我们提出的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

7月16日，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当面商量关于二野等部进军西南的战略部署。决定：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崇禧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刘邓共五十万人，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五十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崇禧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

◆1949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上海。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7月18日，二野前委发出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出：军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应按党内与党外、干部与战士的次序，适时公开地说明继续进军的目的、地区，指明解放西南广大地区和七千万人民，指明西南在国防的地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正确地介绍西南一般地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地向着西南进军。除完成上述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外，还应从军事、政治、后勤运输各方面，加强继续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

为了进一步明确西南局干部配备及其管辖范围、兵力部署等问题，8月1日，中共中央电示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三个军，第一步协助邓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协助四野五个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军（共八个军）入广西打白崇禧的作战中，华南分局有以广东的财力、物力及干部协助解决广西问题的任务。

据此，8月3日，在北京的邓小平和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联名电令二野各兵团首长并报中央军委及华中局，提出关于第三、第五兵团进军的具体行动部署。电报指令：五兵团由现地经长沙、晃县出贵阳，其十八军暂时仍集结永新地区受四野之指挥，参加湘南作战，而后逐步向武冈、会同移集，归还兵团建制。三兵团主力经武汉、岳阳、常德、沅陵、思南出遵义，一个军经宜昌出咸丰、彭水。以湘阴、沅陵、思南为两兵团之行进分界线，线上属三兵团。望准照上述原则速作各方面应有之准备，并预定行进部署诸事宜。

◆六国饭店旧貌。

8月4日下午，邓小平在北平六国饭店（今北京饭店的一部分）向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代表作关于从渡江到占领上海和接管上海后的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一、渡江作战的经过。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1个月零7天，消灭敌人40余万。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二、渡江作战胜利的原因。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第二，群众的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第三，敌人的脆弱。三、各城市接管工作所以顺利的原因。一是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二是各界人民支持，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三是大势所趋。四是我们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四、目前的工作和困难。管好城市比较复杂，特别是上海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的办法才能管好。因为准备不够，接管开始有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许多政策教育不够。帝国主义反动派用各种花样的手法来对付我们，例如对上海的大封锁。封锁、农村工作不够好、开支大，这是我们的困难。五、克服困难的办法。即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进行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一）消灭封锁，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三）初步地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这个报告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题为《从渡江到占领上海》。

此前，邓小平于8月1日人民军队建军节的当天，还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编辑出版的《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一书题词：“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邓小平在北平期间，就得知了上海同济大学虽然已经决定迁东北、但是根据贺诚说东北不一定需要同济的医学院的消息，所以，刚一回到南京，他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西南则医、工两科均缺，该校迁四川较迁东北作用更大。从将来西南建设着眼，建议将同济大学改迁四川，是否有当，请重新考虑。”为了招揽军工方面的人才，他还致信陈修和（当时任人民解放军沈阳兵工总厂厂长、陈毅的弟弟）：曾经“面托物色兵工技术人材事，谅蒙办妥，兹派陈志坚（当时任第2野战军司令部军械处副处长）同志来沪办理此事，请赐接洽。关于安家费用等项，亦请商同处理。费神之处，容候面谢。顺此谨致敬礼！”为建设大西南的求贤若渴之意跃然纸上。

之行二：1949年8月领导加紧进军西南准备工作；9月底赴北平参加开国大典，10月下旬和刘伯承返回前线率部解放大西南

1949年8月10日，回到南京、上海后的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领导加紧进军和建设西南过程中，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一是军事准备工作。为此，他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四野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二野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路经华中地区，关于粮食、柴草供应方面，请格外予以帮助。”与此同时，还提出二野在向西南开进中与四野相互配合的问题。中央军委复电批准：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随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华东局，报告发出的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并具体规定了各部队之行动部署。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加紧军运工作的意见。

二是政治思想动员工作。为此，邓小平根据在北平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指示精神，几次在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提出要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设城市。要迅速地将工作重点转向乡村。还几次在西南服务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分析了面临的严重困难，提出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在二野直属部队党代表会议上讲话，提出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是发扬党内民主、克服不良倾向的好办法。

经过上述各项充分准备，邓小平和张际春致电毛泽东，报告二野七、八两月进行休整、基本完成了进军西南的政治动员工作等情况。电报说：目前部队的政治情绪是较好的，对进军西南已经造成跃跃欲试的状态。9月底，他离开南京到达北平。参加9月21日已经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邓小平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他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留下了这样的历史印记：

——10月1日，邓小平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日题词：“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下午，他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随后，他又出席了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日的题词。

——10月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在北京发布第二野战军命令：“为培养攻占台湾作向导和侦察及地方干部起见，决定将我野战军各部尽量抽调台籍人员或对台熟悉之人员，统于十月底以前送本部集中，介绍至南京二野司令部训练。”10月7日，邓小平为适应华中战场的需要，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令陈锡联、谢富治并告林彪等，请四野直接指挥二野三兵团。10月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华东局，报告首先说明车运前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提出了五点经验。（一）必须有严密组织。（二）建立严格乘车制度。（三）运输过程中必须有主要干部负责。（四）检查人员态度要好。（五）对铁路员工多做工作，和他们密切结合。10月9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林彪、邓子恢及二野三兵团、五兵团：此三、五兵团参加华中作战，请四野统一报道和报告。三、五兵团战况应即时报告四野，顺告我们。

——邓小平专门约全国政协代表云南代表团的代表侯方岳见面，就云南的情况及现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以便在进军大西南时作参考，并希望已经在北京有了单位任职的他回云南工作。侯方岳向他作了认真、详细的汇报。在侯方岳将离京返回云南以前，他又来到了中南海。这时田家英赶来，把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云南日报》报头手迹交给侯方岳，这是邓小平在离开北京以前请毛泽东写的。于是，侯方岳带着毛泽东为《云南日报》题写的报名手迹等文件和部分军费，于11月随刘邓大军一部进军西南。当行至湖南桃源时因车祸，侯方岳身负重伤，住进了沅陵医院，并于27日写信给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了此事。

正在前方指挥部队行进至湘黔边界湖南泸溪的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关切，遂即由邓小平亲笔写联名信进行慰问，表示关怀。信中说：方岳同志：二十七日函悉你此次行车受伤。“此间同志均甚关怀，望好好休养，”如沅陵医治不便，可商同当地负责同志设法转去长沙治疗并持此承请湖南省委予你以帮助。“你的工作问题，或回云南，或留西南局，或到川省某区，均请于伤愈后到西南局面谈决定。”刻湘黔公路线、川湘公路线土匪很多，少数人行走极困难，如你能在一礼拜内痊愈，可随后勤司令部副政委穰明德同志（刻在常德）同来，如须较久治疗，则往返回汉口办事处而后经宜昌巴东到重庆（或经公路，或船运）。你如有困难，可函常德二野后勤办事处穰副政委解决，我们已通知他留意。“我们明后日即继续西进，一切候见面时详谈。祝你早日健康!邓小平 刘伯承 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泸溪”。表现了切切关怀之情。

——10月10日，邓小平等参加中共中央会议。会议决定：在二野进军西南同时，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由陕南入川北。成立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会后，毛泽东发电报向西北前线的彭德怀通报了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商谈的上述部署。

——10月19日，邓小平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任命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邓小平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由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邓小平和刘伯承虽然指挥西南战役军情紧急，但是，离京赴前线的时间也是几次更改：10月1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北京接到张际春、李达从南京发来的电报：你们何日返回南京？请告。二野直属机关15日以后开始由南京车运。于是，遂和刘伯承复电张际春、李达：我们因要等候参加中央政府工作会议，必须于16日才能动身回来，你们可推迟20日由南京动身去武汉，但直属队机关的某些部门亦可于15日开始出发。

14日上午，邓小平和刘伯承又电告张际春、李达确定，因为中央人民政府组建等问题，我们必须推迟至20日左右才能离京。我们决定不再返南京而直接去汉口。因此，你们可于19日、20日由南京动身，汪荣华、卓琳等同行。我们派人于明15日回南京整理行李，苏联朋友处望代我们告辞。

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接到张际春、李达的电报：我们20日登车。确定进驻黄陂，请你们到黄陂站下车并先告行动。于是，遂起草和刘伯承给张、李的复电：我们决定于20日上午1时由北京动身，预计21日上午可到徐州。如你们尚未通过徐州，我们即在徐州等你们。你们何时由南京动身，望明19日内电告。19日，张、李复电：我们决于20日晚由南京出发，预计于21日12时抵达徐州。我们如早到即在徐州北站等你们，你们如果到的早则请你们等我们，并先到徐州北站二野联络站寻找我们。

20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电告张、李：我们改于21日上午10时由京动身，你们不必等了，到湖北黄陂车站见面。“必须于16日”、“必须推迟至20日左右”、“决定于20日上午1时”、“改于21日上午10时”。关于行程的4次改变，特别是20日凌晨1点改为21日上午10点，秘密的变成了公开的行动，这都是为了军事行动的效果，为了最后的胜利。10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粟裕、苏联顾问等乘火车离开北京南下，22日到达徐州，同离开南京北上的张际春、李达率领的二野机关会合。在火车站合影后，辞别离京南下同行的陈毅、粟裕等，率领二野机关西进，于23日到达郑州。

◆1949年10月，刘伯承、邓小平参加开国大典后，踏上进军西南的征途。这是邓小平（左二）、粟裕（左六）、陈毅（左三）、刘伯承（左五）、李达（左一）、张际春（右一）等在徐州车站。

10月23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在郑州公开露面，参加群众庆祝大会，佯示沿陇海路西进。实际上，同一天，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就秘密下达了向川黔进军的补充命令，强调野战军主力（缺四兵团），决仍准照八月十九日所下达之基本命令的方向与时间实施，向川黔进军作战。

10月2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到达汉口，见到了四野首长林彪等，并一起研究了作战部署。27日，邓小平在长沙为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作报告，阐述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他在报告中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党今后的工作重心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11月8日，邓小平起草和刘伯承致中共中央并贺龙的电报：“我们完全同意中央十一月七日关于川西北军政委员会问题复贺龙同志的各项处置。”后成立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主任，王维舟、李井泉为副主任。

◆1950年初，刘伯承、邓小平同率部解放成都的贺龙、王维舟在重庆相会。

11月11日，邓小平起草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五兵团及各军首长并报中央军委告四野及四兵团电，强调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敌军向云南退却的道路。11月23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率二野司令部进驻湖南沅陵以东马底驿镇。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正式成立。

12月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率二野司令部到达重庆。

1950年2月4日，邓小平又和刘伯承、张际春等率西南党政军各机关负责人迎接从成都来重庆的贺龙一行。5日，在西南局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和刘伯承等陪同贺龙与西南各级干部见面。

之行三：1950年3月领导西南地区进行城市接管和管理；总结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西藏问题等工作赴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4月返回后落实中央指示精神

1950年3月邓小平的北京之行，除了是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西南大部分地区解放以来的主要情况以外，重要的问题是当面向党中央报告和平进军解放西藏准备工作，请示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关于西藏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两个月前就决定主要由西南局代替西北局承担领导进军西藏的任务，刘邓贺也及时作了准备。并和西北局也进行了协调。

3月10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致中共中央并转西北局电：“闻你们（西北局）和塔尔寺之当才活佛（是现达赖二哥）已有联系，是否照中央指示，使其秘密回藏说服达赖回到人民方面来，如有去藏情况可告我处。”20日，西北局致电中共中央并转西南局：据青海省报告，他们经初步调查确有达赖之兄在塔尔寺，但“本人顾虑很大，认为达赖年幼无实权，四大噶伦等上层分子亦无知，自己关系恐难成功。其顾虑尚属实情。我们最近又去电问最近情况，并要他们继续物色有条件的人物”。

3月26日，已经离开重庆到了北京的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中共中央并转西北局：“志清（法师）思想是反帝欲汉藏两族和睦而爱国佛教者，他已于三月十二日返成都，三月底启程经甘孜密赴拉萨，他将以僧人地位从旁说服索康父子与陈三全等以西藏归还祖国。如被藏兵阻止时，则即在德格和格达（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夏格刀登（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进行此项工作。”“此行之主要目的至少可以宣传解放军政策，以削弱其抵抗。”电报提出：鉴于西藏人民大众生活非常贫苦，解放军在慎重处理政权、宗教问题时，应考虑如何发展人民大众的生产，照顾其生活。同时，解放军到康藏时的衣食，特别是粮柴困难，甚至因此可以引起藏民反抗。只要一面就地发展粮食和燃料的生产，以求自给，另方面也须发展后方交通，以资接济。康藏大地方都爱收听广播，拟请北京广播藏语的新闻和政策。在广播时要说慢些，重复两次，这样可以揭破英美和国特之欺骗宣传，特别对藏民的宣传教育收效必大。

这次北京之行也是他第一次乘飞机来到首都，参加3月27日至4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和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队整编问题。28日，邓小平在会上报告了西南军事、财经及西藏情况。根据邓小平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了解了西南解放3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特别注意到：鉴于云南情况既较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加上一个党内问题，故告诉省委，在加速土改中必须由条件具备与否出发，量力而行，不可勉强从事，将来更难收拾。在提出整理组织后，很可能又产生小资产阶级的“左”倾盲干情绪，坏分子也可以“左”的方式来破坏群众运动，这点也是要预为防止的。中共中央对于西南局过去工作的估计及今后工作方针表示完全同意。“望督促全党全军努力付之实施。”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关于四月中旬进军西藏问题的建议给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电报（节录）。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汇报了西藏问题的处理办法。原来，自从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之后，8日，邓小平起草了和刘伯承致中共中央转毛泽东并贺龙电，提出西南局对进军西藏的意见：（一）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根据敌情，尤其交通经济条件说来，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给予加强之。（二）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受领任务，解决进军西藏中的运输诸问题。（三）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之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10日，毛泽东复电中共中央并请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及西北局，表示完全同意刘邓关于进军西藏的计划，并指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1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一）初步确定西南军政委员会人员名单。（二）对私人资本采取积极态度。（三）要加强干部组织性和纪律性，选印此类文件供干部学习。（四）所有外来干部在本单位未实行薪金制前一律实行供给制。

关于进藏部队的补给供应问题，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向西藏进军部队之补给问题必须给予完满的解决。除我们尽量组织车辆、畜力担任输送外，拟请提早派机到渝、蓉两地交通站，进行有关诸设立工作，以免临时发生困难。”1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聂荣臻，告之进军西藏的物质准备及供应等支援问题，决动员全军可能的力量，正各方努力筹办中。并提出“进军西藏路线如可能时，最好由青海、新疆各派骑兵迂回黑河、阿里相配合”。

关于进军西藏的部署和成立中共西藏工委问题，邓小平于18日起草西南局致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告贺龙、李井泉电：我们大体上确定十八军于2月底完成准备，3月出动，3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4月底集结德格地区，5月间占领昌都。6月份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从军事上基本解决西藏问题。关于西藏党组织，拟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军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政协代表）等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2月4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20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复电贺龙、王维舟、李井泉、周士第并报中央军委：“我们完全同意川西、川北、西康三军区干部配备。必须直接推动西藏之经营，协力巩固国防，重心宜建在康西，为此，将康西划为一两个分区，指定干部与部队负责经营”。“决定十八军于二月底即开始向西藏进军，目前急须加强这一进军的准备，请考虑提早以工兵先去赶修甘孜及昌都的公路，并以不少四百辆汽车的辎重汽车部队准备向甘孜运送粮食和部队。”2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调查了解到的西藏政治、军事、自然地理以及从西康、青海、云南、新疆进军西藏道路等情况。提出：“根据藏兵配置情况，尤其是根据粮食困难，征之军用会引起藏民反感，故进军西藏宜由四省路线作向心迂回，尤其照顾补给与经济困难，亦以多路向心进攻为有利。”

2月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进军西藏各项工作，除车运、空运两事外，都照我们预定计划分别进行中。已组织专责的支援司令部。而最感到困难的为车运、空运问题，空运则请军委速派专人来重庆、成都，先行办理通讯、气象、地勤诸设备，我们亦尽量就近收集有关人员、器材，办理可能办到的一切事宜，并决派人随工兵二团先到甘孜修理机场。

2月6日，邓小平在《解放西藏进军纪念》册上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24日，他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拟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现在成都的志清法师（汉籍）曾居康藏二十余年，深知佛法，与西藏政教首要相友善。我党与他谈解放西藏问题，他愿从旁效力。我们拟找他密赴西藏去说服达赖集团索康扎萨父子等脱离英帝，回到祖国，实行民族自治团结互助，以使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办法，或在进军中进行谈判，防止达赖为英帝国主义挟持逃往印度。是否可以，望中央指示机宜以便遵行。”25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邓小平1950年3月留影。

4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物价稳定，解决了历史性问题，是一个大成绩。物价稳定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必须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来想办法，不能动摇这个原则。牺牲这个原则去拉拢资产阶级是不对的。银根紧，将来是有利的，但在当前是一个难关。照顾私人资本，今后主要方式是国家订货。4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军队减人应是确定的方针，毛主席提出的保留四百万是合理的。整编应与将来的国防建设联系起来。此前，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制委员会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确定西南区各大单位编制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西南局编制委员会分会正式成立后，邓小平任主任，李达、刘岱峰任副主任。

4月11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了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根据邓小平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们进一步了解了西南解放3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基本情况是：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正展开全面反抗革命的斗争，其形式是到处土匪蜂起。所以，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各地土匪起来之快，一是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为此，对征粮政策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力求负担面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坚决实行中央所定各阶层的负担比例。只有我们做得入情入理，反动派才会无计可施，我们也才可能在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反动武装和反对我们的恶霸分子的策略基础上，便于剿匪和完成征粮任务。农村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春耕已届，我们提出农村中心工作的口号是剿匪生产。反霸的口号，我们考虑以暂时不提为好，因为在策略上目前不宜普遍地去反霸，而应集中力量打击现在反抗我们的人，这样实际上也会打到主要的恶霸身上。西南的斗争，内容最复杂的还是对付封建阶级，我们考虑西南宜于争取明冬后春开始分配土地。

会后，邓小平乘飞机离开北京返回重庆。

◆1950年，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

4月1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传达了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4月27日，邓小平就部队缩编问题，和刘伯承、贺龙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我们已遵照中央意图确定了将所有干部缩减到八十万的初步实施方案，并决心贯彻执行。估计是不会出大乱子的。现已决定于四月底开全区的军事会议（各军区负责者都到）讨论上述问题，详情后报。”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军区党委电，转发了这个电报给各地参考。 5月2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主要讲现阶段西南党组织的三项主要工作：（一）关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二）关于土改。土改是一个大的战略问题。（三）关于整训干部。整训干部是为了执行政策，因为政策执行得不好，党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害。

之行四：1950年10月初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我国出兵援朝问题，并受毛泽东委托接彭德怀谈出兵朝鲜问题。10月中旬返回西南落实中央会议的指示精神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这个喜庆之日，邓小平在重庆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开国一年在西南》，并于本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刘伯承、贺龙的题词也同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邓小平的文章简述了西南地区解放以来在军事、剿匪、接管城市、调整工商业、税收、减租减息、整风运动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发动与组织群众、减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消灭残余土匪武装、镇压特务等。“总之，西南九个月来的若干工作成绩，只是获得一个前进的基础。如果我们发生错觉，如果我们对于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匪特活动仍然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和发动这些基本情况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骄傲疏忽起来，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一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不能不鼓舞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不能不加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斗争的胜利。对于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来说，也是一个伟大的援助。社论提出：今后西南人民的任务，就是巩固已经得到的胜利，解放西藏，捍卫祖国的边疆，建设我们的国家。同一天，邓小平等在重庆和各界民众隆重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庆的喜悦之中。

首都北京的夜晚，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讨论出兵问题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一直到天亮。

原来，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他已命令美国驻远东部队对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公然入侵朝鲜。又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中国的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的台湾。9月30日，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密切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然而，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不可能出兵援朝与美军作战。10月1日，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并于当夜命令南朝鲜军队首先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攻。金日成首相派人向毛泽东紧急提出：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电召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来北京面商朝鲜局势，并下令边防军随时待命出动。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电报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

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由于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这时，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称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邓小平等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应召进京的。时间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前。

10月4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鉴于美军已经开始越过“三八线”，会议主要讨论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等。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

从大家的发言中，邓小平才知道对支援朝鲜有不同意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由于彭德怀4日到达北京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召开，他又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就未发言。毛泽东非常想单独听听他的意见，于是，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专门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同车来中南海。彭德怀表示赞成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并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挂帅出征。毛泽东则要他在下午继续召开的会议上摆摆自己的看法。

10月5日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发言中仍有两种意见，彭德怀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彭德怀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从10月2日到5日，党中央关于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开了3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还是决定了。”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是，由于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苏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所以，10月13日，毛泽东就是否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等再次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而斯大林这样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10月18日，在当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根据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对毛泽东等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邓小平于10月在北京期间，耳闻目睹并积极参与了这个重大战略决策作出的历史过程，在邓小平看来：美帝国主义不单是侵略朝鲜，还想侵略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还想侵略正在谋求解放中的亚洲人民。我们要站立起来不倒下去，就要加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有了强大的国防建设，有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任何帝国主义想来侵略我们都是做梦。失败的一定是帝国主义，不是我们。

10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战士》报上发表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换得的。追念我们的先烈，不但要我们珍贵这个事业，巩固这个胜利，更重要的是发扬他们的艰苦卓绝、英勇奋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继承他们的遗志，为达成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后地、最彻底地解放而奋斗。” 之后，邓小平乘飞机赶回了西南。

◆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军区英模大会上讲话。

10月22日，赶回西南的邓小平出席西南军区欢迎参加全国英模代表会议代表归来的晚会。他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致词时，谴责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10月23日至3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第四次全体会议。传达了10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关于即刻出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鲜参战的决定。后来，他在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关于目前形势特别是抗美援朝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应从战争作准备，对于朝鲜问题不能置之不理，积极支援是必要的。关于扩建地方武装问题，我们确定立即开始扩大二十万人的地方武装，才能巩固后方秩序，并为将来补充前线之需。

关于抽调部队赴朝作战一事，邓小平和贺龙等反复研究后认为：由于西南区所有部队都还在分散剿匪，调集需要时间。同时，还由于西南交通条件限制，抽出来组织也需要时间。所以，“经考虑，第一批调出之三个军，拟以一切努力按下列步骤办理：（一）三个军都由四川抽组。（二）以上各军由野战兵团即分别抽集，为不误时机，拟先以三个师于十二月初出动，争取年底到达徐州、济南。其余六个师则随即陆续出动，争取于明年一月底到徐州、济南。（三）为便于使用计，各军所属之师都大部均调原有建制部队为原则。（四）军级干部待商定后随即电呈。” 邓小平和贺龙于27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上述准备情况。

11月2日，邓小平在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作形势报告。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台湾，是走日本军国主义老路，妄想奴役朝鲜、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美国占领平壤不表示他们的胜利，只能说越陷越深，朝鲜人民最后还是要胜利的。战争一定会以美帝国主义失败而告终。同学们对国内隐蔽的敌人，眼睛要亮，耳朵要明，鼻子嗅觉要灵。要好好学习，学会同敌人斗争的本领，回到工作岗位上把工作搞好，用实际行动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

之行五：1951年2月中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要点决定了8个问题。邓小平作西南区主要工作报告，于2月下旬返回西南落实中央指示精神

这次北京之行前邓小平的重要活动是：1951年1月25日，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作了关于1951年工作任务的报告。30日，主持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关于会议，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会议历时五天，“开得很好，党外人士对西南半年来的工作，多表示赞扬，对提前土改一致赞成，在发言中多人说到抗美援朝，对我国国际地位之提高，甚感兴奋。这次党外人士在大会上发言的较上次会议多一倍，且较有内容。从这次会议得出经验，应该对这批人多做工作，特别是吸引他们到农村去参加土改运动，这不但可以教育他们，而且能够减少运动的阻力”。

带着这次会议的报告和其他情况，邓小平来到北京，于2月14日至16日和18日，出席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就以下八个问题作出决定：（一）二十二个月的准备工作。《要点》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三）土改。（四）镇压反革命。（五）城市工作。（六）整党及建党。（七）统一战线工作。（八）整风。

邓小平是有备而来的。他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了西南局1951年应该着重做好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使反帝爱国运动深入到每个角落。（二）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巩固西南国防。（三）加强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经实行，将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开展新的大生产确立稳固的基础，这是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应成为一九五一年全年全力贯彻的中心。（四）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工商业和农业。尤须继续贯彻一年来已具成效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政策。农村改革的具体政策都必须符合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基本要求。（五）继续镇压反革命，保守国家机密。必须坚决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做法。（六）加强文教工作，组织学习运动。要结合抗美援朝运动，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继续开展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七）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他强调：农村土地改革的实现给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今年经济建设必须首先服从国防要求，必须有计划地稳步前进。其次，今年不论国营及私营企业均须继续进行改革。城乡贸易必须进一步开展，要用各种方法解决可能出现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问题。讲话号召：今年应更加努力，更多熟悉情况，更有计划地办事。

2月20日，邓小平又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作了关于过去的1950年西南区主要工作的报告。他说：西南区完成了征粮工作后，在十一月份先后转入减租退押运动，运动的发展一般尚属正常，但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群众运动，我们的干部多为青年学生，骨干很少，故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不少的乱子。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等退押浪潮过去，大部分退了的时候，要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上做文章；对于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以求早点结束这一步，转到分配土地或生产的下一步。这次退押，大地主拿出东西太少，有些地区提议找些题目使大地主拿出更多东西；因中农得利很多，有些地区提议在中农自愿的条件下把富裕中农得到的果实分一部分给贫雇农。西南局发出指示批驳了这两种意见。

◆1951年4月：邓小平和各界群众欢迎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途经重庆前往北京。

邓小平认为，对守法的大地主（对犯法地主又当别论）不宜节外生枝，因为这样会使是非不明，政策模糊，容易在政治上引起混乱，而在经济上所得也不会多。至于把富裕中农应得押金分一部分给贫雇农的办法，更属原则错误，其结果将是在政治上破坏农民的团结，经济上大大地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贫雇农的困难也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多大的解决。关于城市工作，我们已召集了一次专门的城工会议。会议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对此，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他告诉邓小平：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5月1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四中全会准备在5月开，请按此部署工作。会后，邓小平离开北京返回重庆。

随后，邓小平起草了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关于西南局工作综合报告，着重报告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报告说：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规模较大，斗争异常剧烈。运动后期，明确了发动贫雇农方针，从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适当满足了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在“淮海战役”的基础上，我们又完成了第一期分配土地的工作。报告还汇报了抗美援朝运动、扩兵、整风春耕生产等问题。毛泽东对报告作了多处批注。肯定“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并要求“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16日，毛泽东在向全国各地批转这个报告的电报中指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我的意见附注在报告各段里面，并供你们参考。”

之行六：1951年9月底至10月下旬，在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会议以及国庆两周活动等会议，邓小平汇报了西南区主要工作，于10月下旬和贺龙离开北京经武汉返回西南

1951年9月底至10月中旬，邓小平在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一系列庆祝活动，并向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汇报工作。

◆195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宴请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0月3日晚，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财政问题的汇报。

——10月5日晚，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作财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精简节约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

——10月8日，邓小平关于入藏部队驻地问题，和贺龙致电张国华、谭冠三并告张经武、王其梅：“经我们请示军委，规定你们进去的六千部队应以三分之一约两千人开赴日喀则、江孜、亚东地区及日喀则与拉萨的中间地区，部队进驻不要经过拉萨，直接或绕一点路开赴驻地。另以三分之一约两千人驻扎拉萨及其附近。其余三分之一则驻于拉萨、太昭之线。这样分布既照顾了拉萨当局的情绪，又利于我们进行农业生产。请接到电报后拟出分布具体计划，报告军委及我们批准实行为要。”

——10月17日，邓小平起草和贺龙致张际春、李达、王新亭及陈希云（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段君毅、刘岱峰电，就精简节约问题提出意见。电报说：明年财政非常困难，中央会议决定实行大规模的精简节约，同时尽可能地增加收入。在此方针下，西南应即着手准备实行下列工作：一、军队由现有的七十万人减至四十万人。其方法是：（一）大大地缩小机关。大军区最多保持一万至三万人，省级军区除云南外均可缩小至千人以下，军分区缩得很小，省专两级实际上成为政府的军事部。有些军分区名义亦应取消。（二）在完成土改及社会秩序安定的县，只保持武装百人左右。（三）正规军只保持十三、十四、十八等三个军，人数亦求紧凑。请你们立即本此原则，利用现在的训练会议，讨论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等我们回去后核定。同时请你们拟出减少十万县区武装的办法，以便节省几月开支。二、党政系统亦要精简，并开展全面性的增产节约、反浪费的大运动。三、明年农业税不能增加，工商业税要增收到四万亿以上，盐税在外，即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四、明年工业投资可能还要减少。地方工业则要求大量发展。五、今年节余要全部上缴。某些部门的底财还要借用一些。六、以上各项请你们预先收集材料，等我们回来研究。

10月下旬，邓小平和贺龙离开北京经武汉回到重庆。

以上就是新中国诞生前后，邓小平的六次北京之行。

◆1952年，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在颐和园留影。

1952年7月下旬，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调政务院工作。和家人离开重庆到达北京。7月31日晚十时，邓小平和贺龙应约同毛泽东谈话。晚十一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8月10日晚，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同一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拟扩大原有政务院党组的范围，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邓小平增为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成员，并任第二副书记。十三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该报告。从此，邓小平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4年后，他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26年后，他又成为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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