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内蒙古区情网、人民文摘等史料
注：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将一份特殊的内部情况简报印制完成，准备呈送给最高层。
这份题为《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文件，记录着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
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此时正在香港过着困顿的生活，竟然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
这个消息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58年10月。
那时，正值中国大陆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各地建设热火朝天。
而在遥远的香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人物，却在为基本生活犯愁。
从创党元老到叛党投敌，从统帅数万红军到流落异乡，张国焘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二十年前，1938年4月，他还是那个敢于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张国焘，最终选择了背叛革命的道路。
二十年后，昔日的对手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领袖，而他却在异乡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低下头颅。
从北京大学的意气风发到香港陋巷的穷困潦倒，从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到美国情报部门的线人，张国焘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起伏跌宕。
此时此刻，这个61岁的老人面临着人生最后的重大选择……
【一】世家子弟求学路，投身革命展才华
张国焘的人生起点颇为优越。
1897年11月26日，他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县）一个官绅世家。
父亲张鹏霄是晚清贡生，曾担任过象山知事，还经营着钱庄生意，在当地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张家既有官场背景又有商业头脑，是萍乡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在乡里享有很高声望。
作为家中的长子，张国焘从小就被寄予厚望。
父亲张鹏霄是个有见识的人，深知教育对子女前途的重要性，为张国焘聘请了当地最好的私塾先生，让他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
张国焘天资聪颖，记忆力极佳，在私塾中的表现一直很出色，深得先生的赞赏。
除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张国焘还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
张鹏霄虽然是传统的读书人，但也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他鼓励儿子接触新知识，为将来的发展做好准备。
1916年秋天，19岁的张国焘怀着济世报国的理想，告别了江西老家，来到北京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
经过激烈的竞争，他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学理工预科。
这一年，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离开了安逸的家乡生活，踏上了追求真理的求学道路。
此时的北大正值黄金时期。
校长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让这所古老的学府焕发出新的活力。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师培等众多思想家汇聚于此，各种新思潮在这里激烈碰撞。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想流派都在北大找到了传播的土壤。
年轻的张国焘很快被这种充满活力的学术氛围所吸引。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籍，《新青年》杂志更是他的必读刊物。
在他的《我的回忆》中写道：
"1917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北大校园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学生们围绕新旧文学、传统与现代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逐渐分化为保守派、中间派和激进派三大阵营。
张国焘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激进派一边，成为新思潮的积极拥护者。
在北大的几年求学时光中，张国焘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进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从一个传统家庭出身的青年，逐渐成长为接受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这种转变为他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8年5月7日，几名留日学生来到北大串联，发起了一场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签署屈辱条约的学生运动。
虽然这次运动的规模不大，但却为后来更大规模的五四运动做了预演。
张国焘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开始在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
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参与创建了《国民》杂志社。
这个由北京学生救国会发起的刊物，以宣传爱国思想、启发民众觉悟为宗旨，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舆论基础。
张国焘在杂志社中负责编辑工作，这段经历锻炼了他的组织协调能力，也扩大了他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二】五四风暴展身手，成为运动核心人物
1919年5月4日，一场影响深远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这场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5月3日晚，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内灯火通明，来自北京13所学校的代表聚集在这里，商讨对策。
面对激愤的同学们，张国焘第一个站起来发表演说。
他用带着浓重萍乡口音的普通话，慷慨激昂地抨击了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挽救民族危亡。
由于他说"群众运动"时的萍乡口音与标准普通话差异很大，给他带来了一个"群众运动"的绰号。
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目标是"内除国贼，外争国权"，具体要求包括"收回青岛""惩办卖国贼"等。
张国焘被推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组织者之一。
这个职位让他负责组织各种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进行宣传发动工作。
5月4日下午，三千多名学生从天安门出发，浩浩荡荡地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队伍中飘扬着各种标语横幅，其中最醒目的是"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
张国焘作为主要组织者之一，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
当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时，发现军警密布，无法通过。
学生们只好派代表向各国使馆递交抗议书，表达示威的意图。
随后，队伍按照预定计划转向赵家楼，寻找卖国贼曹汝霖。
在赵家楼曹汝霖的私宅前，愤怒的学生们情绪激动。
北大学生钟巍事先组织了十几个同学翻越围墙，打开了大门。
学生们一拥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虽然曹汝霖不在家中，但恰好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在那里作客。
愤怒的学生们将章宗祥痛打了一顿，同时捣毁了曹宅的家具什物，并放火焚烧了一些物品。
张国焘作为现场指挥之一，在火势蔓延时意识到目的已经达到，立即组织学生们撤离现场。
他和其他几位负责人分头通知混乱中的同学们，要求大家迅速整队回校。
然而，就在队伍刚刚离开不久，大批军警赶到现场，扑灭了火势，并开始抓捕来不及撤离的学生。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捕。
5月4日的游行示威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只是五四运动的开始。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张国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不仅参与制定运动策略，还亲自到街头进行讲演，发动民众参与抗议活动。
5月中旬，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5月18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布罢课，抗议政府的镇压政策。
张国焘参与组织了这次大规模的罢课行动，他负责协调各校之间的行动，确保罢课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这次罢课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6月3日和4日，运动达到了高潮。
面对政府的继续镇压，学生们决定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6月3日，大批学生再次走上街头进行讲演，当天就有170多人被捕。
6月4日，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抓。张国焘也在这一天被捕，关押在北大法科楼内。
被捕期间，张国焘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
尽管面临严酷的审讯，但他始终没有透露组织的机密，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屈服。
这种坚定不屈的精神，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也为他在学生中的威望加分不少。
学生的大量被捕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怒。
上海、天津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商人举行罢市，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浪潮。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6月8日，包括张国焘在内的所有被捕学生获得释放。
出狱那天，北大的师生们都来迎接这些"英雄"。
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的最前排，享受着同学们热烈的欢呼。
这一幕成为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之一，也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四运动持续了近两个月，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
这场运动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的出色表现，让他在学生中声名鹊起，也引起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注意。
李大钊对这个积极投身爱国运动的青年学生颇为欣赏，开始有意识地对他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
【三】追随李大钊建党，成为创始人之一
五四运动结束后，张国焘成为了军阀当局的重点监视对象。
在李大钊的建议下，他离开北京南下避难。
1920年夏天，张国焘来到上海，在渔阳里找到了陈独秀。这次会面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昔日的学生，安排他住在楼下的一间空屋内。
在上海期间，张国焘转达了李大钊的口信，陈独秀听后非常兴奋。
他告诉张国焘，中国现在已经不是研究理论的时候了，而是应该成立一个类似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的时候了。
陈独秀详细介绍了他在上海的工作。
早在1920年5月，他就和李汉俊、李达等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筹备建党工作。
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
这是中国境内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为全国建党工作开创了先例。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张国焘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也有了清醒的认识。
8月底，当他准备返回北京时，陈独秀委托他转告李大钊，希望在北方也建立起党的组织。
陈独秀表示，他将负责南方各省的建党工作，希望李大钊负责北方的工作。
1920年9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向李大钊详细汇报了在上海的见闻和陈独秀的意见。
李大钊听后表示完全赞同，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来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都已经具备。
10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成为最早的成员。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张国焘被分工负责组织工作。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他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中。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就曾随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长辛店演讲，对那里的工人比较熟悉。
现在，他经常往返于北京和长辛店之间，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12月，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
这所学校既可以教工人学习文化，又可以宣传革命道理，还能作为组织工人运动的基地。
为了筹集办学经费，张国焘在《劳动音》周刊上发表文章，公布募捐启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传播了革命思想。
许多工人通过在学校的学习，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这为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开始启动。
由于李大钊在北京工作繁忙，无法抽身前往上海参会，北京党组织决定派遣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代表出席会议。
这对于年轻的张国焘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
7月下旬，张国焘来到上海，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汇合。
这次会议共有13名代表出席，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党的纲领、党的章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会议期间，张国焘主动要求担任大会主持人。
考虑到他在学生运动中的声望和在党内的资历，其他代表对此没有异议。
于是，张国焘成为了中共一大的主持人，这个角色让他在党的历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会议讨论是热烈而深入的。
代表们围绕党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张国焘在主持会议时表现出了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妥善处理各种分歧，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
7月30日晚，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突然遭到法国巡捕的干扰。
代表们迅速转移到嘉兴南湖，在一条画舫上继续举行会议。
在这里，张国焘主持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最后，张国焘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而张国焘作为大会主持人，成为了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
【四】早期党务显才能，但埋下分歧隐患
中共一大后，张国焘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局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
在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中，24岁的张国焘已经成为了核心领导层成员。
党成立初期，张国焘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中。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专门机构，张国焘担任首任主任。
书记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人运动。
在张国焘的领导下，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分部，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他亲自深入各地工厂车间，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帮助他们组织工会，领导他们开展斗争。
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的组织程度和觉悟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
1922年1月，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接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状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土地关系、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等情况。
这次莫斯科之行对张国焘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不仅直接接受了列宁主义的教育，还见到了列宁本人。
虽然列宁当时已经病重，但仍然接见了中国代表团，这让年轻的张国焘深受鼓舞。
回国后，他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
这次大会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
然而，张国焘对这个方针从一开始就持保留态度。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围绕国共合作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张国焘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影响党的独立性。
他担心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党会被国民党所吞并，失去自己的政治特色。
尽管张国焘的反对意见没有被采纳，大会还是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但他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在政治判断上的某些特点。
他习惯于从本党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对于妥协和合作始终持谨慎态度。
这种思维方式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复显现。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张国焘作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合作方针，但他内心深处的疑虑从未消除。
这一时期，张国焘还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波折。
1924年5月21日，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在北京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
这次被捕对张国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他的意志出现了动摇。
据解密档案显示，张国焘在被捕期间写下了供词，其中涉及了一些组织情况，包括李大钊的身份信息。
这个供词虽然在当时没有造成太大损失，但为1927年李大钊的被害埋下了隐患。
这件事在建国后档案解密时才真相大白，成为张国焘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甲子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在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下，张国焘夫妇获得释放，重新投入革命工作。
然而，这次被捕的经历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也让他对个人安全问题有了更多的考虑。
1925年到1927年，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也是中国革命的高潮期。
张国焘在这一时期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工农部主任、湖北区委书记等。
他积极参与了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在发动工农群众支持北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面对这种局面，共产党必须重新制定战略方针。
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内围绕如何应对反革命政变发生了争论。
一部分同志主张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以武力对抗反革命。
但张国焘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贸然举行起义可能会遭受更大损失。
1927年7月，在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时，张国焘甚至明确表示反对。
他认为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成功的把握不大。
这种态度与当时党中央的主张形成了分歧，也反映了他在革命策略上的保守倾向。
尽管张国焘的反对意见没有阻止南昌起义的举行，但这次分歧暴露了他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问题。
他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缺乏革命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思维模式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多次显现。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然而，张国焘在这个历史关头的态度却令人失望。
作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他不仅没有积极支持起义，反而在最后关头试图阻止行动。
这种做法虽然没有成功，但暴露了他在关键时刻的动摇和保守。
此后，张国焘被派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在莫斯科期间，他与王明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这种政治联盟对他后来在党内地位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0年回国后，他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开始了独当一面的政治生涯。
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红四方面军在他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
但是，权力的增长也使他的野心开始膨胀，特别是在推行"左"倾路线过程中犯下了严重错误。
他大搞"肃反"运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杀害了数千名红军指战员，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这本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然而，张国焘看到自己统率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占据优势，野心再次膨胀。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企图以武力胁迫改变既定政策。
最终，他甚至公然分裂党和红军，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这一行为震惊了整个党。
1937年，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了严肃批判，但他拒不认错，反而怀恨在心。
1938年4月，他终于选择了背叛革命的道路，投靠国民党成为叛徒。
然而，他在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信任和重用，反而处处受到排挤。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张国焘又跟着国民党败退，先到台湾后转香港，开始了他20多年的海外漂泊生涯。
在香港，张国焘的生活日渐困顿。
从最初的写稿维生到后来的投机失败，从妻子摔伤到自己年老体衰，各种困难接踵而来。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他开始动摇，想与中共恢复联系。
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58年10月，他终于下定决心向中央提出了申请。
而当那份关于他的情况简报送到最高层案头时，伟人即将做出的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