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37年1月，甘肃临泽县城外的黄土路上，寒风呼啸，卷起漫天沙尘。
天色已晚，地主王学文骑着毛驴从县城往家赶。临泽这地方，冬天来得格外早，格外冷。
他裹紧了身上的羊皮袄，催促着毛驴加快脚步。
这一趟进城是去给保长们开会，国民党的人又在催着收粮收税，还叮嘱他们要盯紧地方，别让红军在这一带扎根。
王学文心里明白，红军已经来了。
就在两个多月前，1936年10月底，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进入了河西走廊。
临泽这个小县城，夹在张掖和高台之间，成了红军和马家军交战的前沿。
城里城外，到处能听到枪炮声，百姓们人心惶惶，地主富户更是吓得不轻。
毛驴突然停下了脚步，任凭王学文怎么催促都不肯往前走。王学文心里一惊，定睛往前看，路边土坎下躺着个黑影。
王学文迟疑了片刻，还是翻身下了驴，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借着暮色，他看清了那是个女人，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脸色惨白，身子蜷缩成一团。
王学文蹲下身，伸手探了探鼻息——还有气。
那女人突然睁开了眼睛，眼睛里满是恐惧和哀求，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她的手紧紧护着胸口，似乎在保护着什么。
王学文看出了异样。这女人不像是普通的逃难者，她身上那套军装，虽然破旧不堪，却依稀能看出是红军的制服。
可红军的大部队早就转移了，怎么还会有人留在这里。
女人艰难地抬起手，想要解开胸前的衣襟，却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王学文犹豫了一下，还是帮她解开了扣子。
衣襟敞开的瞬间，王学文整个人都怔住了。
女人怀里，紧紧贴着一个婴儿。那孩子裹在破布里，小脸冻得发青，身子瘦得像根柴火棍，但胸口还在微弱地起伏着。
寒风中，一个奄奄一息的女红军，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这画面深深刻进了王学文的心里。他知道，自己遇上了一件天大的事。
那一刻，王学文没有多想，弯腰抱起了这对母子。
毛驴背上，女人虚弱地靠在他身后，怀里的孩子发出微弱的啼哭。王学文打了个激灵，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他不知道，这一次的善举，会彻底改变三个家庭的命运轨迹。
【一】湖南宜章走出的革命夫妇
这个怀抱婴儿的女红军，名叫吴仲廉。
1908年12月6日，吴仲廉出生在湖南宜章县一个普通人家。宜章是湘南的小县城，民风淳朴。
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能读书识字已经算是难得，吴仲廉的父母却舍得送女儿进学堂。
吴仲廉从小聪慧好学，先在县城的女子学校读书，后来考入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那是1920年代，正是新思想在全国蔓延的时候。五四运动的风潮刮到了湖南，刮进了衡阳三师的校园。
在学校里，吴仲廉接触到了进步思想，那些关于自由、平等、革命的理论，像火种一样在她心中燃烧。
1927年，19岁的吴仲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就在同一年，宜章县城发生了震动全县的大事——湘南起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攻占了宜章，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吴仲廉积极参与其中，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后勤工作，烧水送饭，照顾伤员。她的表现得到了朱德和陈毅的赞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仲廉遇到了曾日三。
曾日三也是宜章人，1904年出生在县城曾家湾，家里世代书香，算得上是读书人家庭。
他从小性格温和，老实本分，按照父亲的安排，读完书后在县里当了教员，后来又做了县署的督学。
曾日三本来可以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可宜章暴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吴仲廉看中了这个斯文的读书人，觉得他正直可靠，便介绍他参加了革命。
1928年2月，曾日三参加了中国工农革命军，任第三师秘书。
4月，他随着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吴仲廉也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两个年轻人在革命队伍里相知相守，感情日渐深厚。
1930年，两人在井冈山上结为夫妻，主婚人正是朱德。
那时候条件艰苦，没有什么像样的婚礼，只是简单举行了个仪式，算是定下了名分。
婚后，两人并没有多少相处的时间。
曾日三很快就展现出了军事和管理才能，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保卫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苏区的多次战斗。
吴仲廉则在部队里做宣传和组织工作，两人常常分在不同的部队，数月难见一面。
1931年起，曾日三升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屡建功勋。
他虽然出身文人，却在战场上显露出过人的勇气和谋略，深受战友们的敬重。
可好景不长。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那年10月，曾日三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率部担任全军后卫。
这是最危险的任务——既要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又要阻击紧追不舍的敌军。
吴仲廉也在长征队伍里。她是中央苏区主力部队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
长征路上，吴仲廉走得格外艰难，出发不久她就患上了疟疾，身体很快被拖垮。
她常常落在队伍后面，背着干粮袋和文件袋，举着火把，一个人在夜路上追赶大部队。
到了宿营地，她来不及休息，就坐在油灯下抄写命令、绘制行军路线图，再送到各个部队去。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不久，队伍内部出现了分歧。
曾日三坚定地支持北上方针，公开反对南下的主张。他甚至在干部会议上拍桌子，抵制错误的命令。
这让他受到了打击报复，被调到红九军担任政治部主任。虽然职务降了，但曾日三毫无怨言，继续尽心尽力地工作。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可对曾日三和吴仲廉来说，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会师后不久，曾日三所在的红九军接到命令，要西渡黄河，打通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
1936年10月底，包括曾日三在内的两万多红军将士，渡过黄河，进入了甘肃河西走廊。
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西路军。吴仲廉也在西路军里，担任红九军政治部的工作。
【二】临泽城下的生死悲歌
河西走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西路军渡过黄河后，立即遭到了马家军的阻击。
马家军是盘踞在西北的地方武装，骑兵众多，作战凶悍。
1936年11月，西路军攻占了古浪。随后，他们继续西进，占领了永昌、山丹。
可就在此时，上级传来命令，要求西路军暂停西进，在当地建立根据地。这个命令让西路军陷入了被动。
河西走廊地广人稀，百姓贫困，难以提供充足的补给。更要命的是，马家军集结了优势兵力，对西路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1937年1月，西路军退守到临泽、高台一带。临泽城不大，却成了西路军的重要据点。
曾日三所在的红九军就驻扎在临泽附近。就在这个时候，吴仲廉发现自己怀孕了。
其实早在长征路上，她就有了身孕，只是一直瞒着没说。可到了临泽，她的肚子已经藏不住了。
那时候，西路军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马家军的骑兵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战斗几乎天天都在打。
粮食弹药越来越少，伤亡越来越重。在这种情况下，吴仲廉生孩子，无疑是雪上加霜。
1937年1月的某一天，吴仲廉在临泽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生下了儿子。
接生的是当地的一位老婆婆，条件极其简陋。孩子瘦得皮包骨头，哭声也弱得可怜。
吴仲廉没有奶水，只能用米汤和糊糊喂孩子。可米粮本来就不够，孩子饿得直哭，吴仲廉心疼得要命，却束手无策。
更糟糕的是，吴仲廉生完孩子才三天，部队就接到了紧急转移的命令。
马家军又发起了新一轮进攻，西路军必须立即撤离临泽。
曾日三匆匆赶来看望妻儿，看到吴仲廉虚弱的样子，看到孩子瘦小的身躯，他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可他没有时间悲伤，作为红九军的领导，他必须马上赶回部队，指挥战斗。那一次告别，成了两人的永诀。
曾日三回到部队后，战斗愈发激烈。1937年3月，西路军在祁连山下遭遇惨败，部队被打散，伤亡惨重。
曾日三临危受命，担任西路军第三支队政委，率领200余人突围，在祁连山区艰苦转战。
那时候，天寒地冻，粮食断绝，弹药耗尽。
1937年4月27日，曾日三率部转移到红柳园子时，遭到了马家军骑兵的包围。
敌人的骑兵从四面八方涌来，把第一、二支队分隔开了。
曾日三立即命令一部分队伍掩护伤病员和妇女沿着电线杆子往西北方向突围，自己则带领一部分队伍担负阻击任务。
他们利用残墙断垣作掩护，向蜂拥而来的马家军骑兵射击。
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阵地上布满了尸体。最后，弹药打光了，曾日三和百余名红军指战员弹尽粮绝，落入了敌手。
巍巍祁连山，白雪皑皑，寒风呼啸。敌人架起机枪，对着被俘的红军战士吼叫，要红军里当官的站出来。
曾日三把身边的战友推到后面，自己站了出来，告诉敌人只有他一个人是长官。
敌人把曾日三押下了山。不久，这位33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
而此时，吴仲廉还不知道丈夫已经牺牲。她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在临泽城外的村子里，面临着一个痛苦到极点的抉择。
【三】风雪夜的生死托付
吴仲廉产后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好。临泽的冬天格外寒冷，她住的那间破屋子四面漏风，根本挡不住寒气。
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热水，更没有药品。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奶水早就断了，孩子饿得整日整夜地哭。
部队转移后，留下几个伤病员和她一起。可没过几天，那几个伤病员也不得不跟着撤离了。
村子里只剩下吴仲廉和她的孩子。当地的老百姓倒是善良，会偷偷送点吃的过来。
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能给的实在有限。吴仲廉靠着野菜和玉米糊糊活命，把仅有的一点口粮都省给孩子。
可孩子太小了，根本咽不下那些粗糙的东西。他饿得直哭，小脸蜡黄，身子瘦得吓人。
吴仲廉看着孩子受罪，心如刀绞。
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不仅她会死，孩子也活不成。
接生的那位老婆婆又来看她，看到她和孩子的状况，叹了口气。老婆婆给吴仲廉出了个主意——把孩子送给别人养。
吴仲廉听了，整个人都僵住了。可老婆婆说得没错，继续留着孩子，只会是死路一条。
把孩子送出去，虽然痛苦，但至少孩子能活下来。吴仲廉抱着孩子，整整哭了一夜。
第二天，老婆婆帮忙打听，看看附近有没有合适的人家愿意收养这个孩子。
老婆婆走访了好几户人家，可没有一户愿意接手。那时候，红军在临泽一带打仗，国民党和马家军到处抓人。
谁敢收养红军的孩子，一旦被发现，全家都得遭殃。更何况，临泽本来就穷，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余力再养别人的孩子。
就在吴仲廉绝望的时候，老婆婆突然想起了一个人——王学文。
王学文是临泽当地的地主，有几十亩地，家里算得上富裕。
更重要的是，王学文在当地口碑不错，人们都叫他"王菩萨"，说他心肠好，乐善好施。
而且，王学文的妻子刚生了孩子，家里有奶水，有条件养育婴儿。
吴仲廉听了，心里却犹豫起来。王学文是地主，还是保长，按理说是革命的对象。
可转念一想，现在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能保住孩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老婆婆劝她说，王学文虽然是地主，但确实是个好人，不会亏待孩子的。
而且王家的女人刚生了孩子，对外就说是双胞胎，也好掩人耳目。吴仲廉咬咬牙，做出了决定。
那天夜里，天下着小雪，寒风刺骨。
吴仲廉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在老婆婆的搀扶下，一步一步挪到了王学文家门口。她敲响了王家的大门。
王学文开门的时候，吴仲廉几乎站不住了。
她靠在门框上，怀里紧紧抱着用破布裹着的婴儿，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冻得发紫。
那一刻，王学文的心猛地一颤。他认出了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几天前他在路边救起的那个女红军。
当时他把人带回家，让妻子照料了几天，女人身体稍有好转，就执意要离开。
王学文知道她的身份敏感，也不敢强留，只能让她走了。可没想到，她竟然又回来了，是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
吴仲廉没有说话，只是用尽全身力气，缓缓跪了下去。这一跪，震得王学文浑身一颤。
他赶紧去扶她，可吴仲廉摇摇头，拒绝了。她就那样跪在雪地里，把怀里的孩子递了上去。
寒风中，婴儿发出微弱的啼哭。那哭声细得像猫叫，却字字句句敲打在王学文的心上。
王学文明白了她的意思——这个女红军，是要把孩子托付给他。
王学文的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收下这个孩子，意味着窝藏红军的后代，意味着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国民党和马家军正在到处搜捕红军，一旦被发现王家收养了红军的孩子，全家老小都得遭殃。
他的妻子站在屋里，看到这一幕，吓得脸都白了。她拉着丈夫的衣角，示意他不要答应。
屋子里，他们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也在哭，那哭声和外面孩子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在寒夜里显得格外凄凉。
可王学文看着吴仲廉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满是绝望、哀求，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
他知道，如果自己拒绝了，这个孩子必死无疑。
王学文的手颤抖着，慢慢接过了那个用破布裹着的婴儿。孩子很轻，轻得让人心疼。
透过破布，能看到孩子瘦得皮包骨头的小脸，能感受到那微弱却倔强的生命力。
吴仲廉看到王学文接过了孩子，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哆嗦着从怀里掏出一块红布，那是她自己绣的，上面有一颗五角星。
她把红布塞进襁褓里，算是留给孩子的唯一纪念。她想说些什么，可喉咙里却发不出声音。
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磕头，在雪地里磕得额头都破了皮，鲜血混着雪水流下来。
王学文想要扶她起来，可吴仲廉摇摇头，挣扎着站起身，转身就走。
她走得很快，仿佛生怕自己会后悔。她不敢回头，因为她知道，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脚了。
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王学文抱着别人的孩子，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女红军的背影消失在漫天风雪中。
他不知道，那个女人还能不能活下去，更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会把全家人带向何方。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王学文转身回到屋里，把孩子递给妻子。妻子哭着接过孩子，解开衣襟，让这个陌生的婴儿吃奶。
孩子饿坏了，贪婪地吸吮着，小手紧紧抓着衣襟，仿佛生怕这来之不易的温暖会突然消失。
王学文坐在炕边，看着妻子怀里的两个孩子——一个是自己的亲骨肉，一个是红军的后代。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孩子紧紧绑在了一起。
收养这个孩子没几天，村里就开始有了风言风语。有人说王家的孩子不对劲，明明只生了一个，怎么突然就有两个了。
还有人说，那个孩子长得不像王家人，肯定有问题。王学文听到这些议论，心里一阵阵发紧。他知道，迟早会有人来查的。
果然，没过多久，保安团的人就找上门来了。他们进屋就要看孩子，要查户口。
王学文强装镇定，说是双胞胎，因为当初担心养不活，所以没声张。
保安团的人将信将疑，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还是走了。可王学文知道，这只是暂时逃过一劫，他们迟早还会回来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王学文常常睡不着觉。
他想起那个风雪夜，想起那个女红军绝望的眼神，想起那个瘦弱的婴儿。
他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可他也不知道，这条路还要走多久，会走向何方。
更让王学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收养这个孩子的两个月后，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突然夭折了。
那个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孩子，得了急病，没熬过去，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夫妻俩抱着死去的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可哭过之后，他们看着怀里还活着的那个孩子——那个红军的后代，突然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却留下了别人的孩子。
王学文给这个孩子取名王继曾。曾，是孩子生父的姓。
虽然王学文不知道那个女红军丈夫的名字，但从她临走前的只言片语中，他猜到了这个"曾"字的含义。
从此，王继曾成了王家唯一的孩子，独自享用着养母的奶水，在养父母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
可谁也没有想到，在那座西宁的监狱里，吴仲廉历经折磨，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她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死是活，不知道那个地主有没有善待他，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牺牲在祁连山下。
她唯一知道的是，只要还活着，就还有希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各方斡旋下，被关押在西宁监狱里的部分红军战士获释，吴仲廉也在其中。
她被送回了延安，重新投入了革命工作。
可她的心里，始终有一块永远的伤疤——那个她亲手托付出去的孩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而在临泽，王学文一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随着战局的变化，国民党的人开始挨家挨户搜查，要找出所有和红军有关联的人。
王学文家多了个孩子的事，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更让他担心的是，孩子渐渐长大，总有一天会问起自己的身世。
而就在几百公里外的西宁监狱里，那个曾经跪在王家门口的女红军，在被关押期间，经历了另一番煎熬。
当王学文听到有人从西宁回来，说起监狱里关着一批红军俘虏，其中有个女的，好像是临泽一带被抓的，他整夜睡不着觉。
他想起那个风雪夜，想起孩子的母亲，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情绪。那个女人把孩子托付给他，自己却生死未卜。
现在既然还活着，他觉得，怎么也得让她见见孩子。
他知道这趟去西宁很危险，西宁离临泽有几百里路，而且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
可当王学文花了不少钱，托人疏通关系，带上妻子和孩子，雇了辆马车，历经数日颠簸，终于在那座阴森的监狱里，把两个多月大的王继曾抱到吴仲廉面前。
而当看守粗暴地将吴仲廉拖回牢房，她最后回望的那一眼定格在孩子脸上时，谁也不会料到，十三年后的母子重逢，会将三个家庭一同拖入一场长达十年的生死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