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8岁，已经绝经了，再婚后第一夜，我躲到后山不敢回家

我五十三了，李建国是我第二任丈夫。

婚礼简单得很，就两桌亲戚朋友，在县城的小饭馆吃了顿午饭。下午送走客人，建国说去澡堂子洗个澡，让我先回“咱们家”。他说“咱们家”三个字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我却莫名慌了起来。

新家是建国单位的老房子，六十平米，他重新刷了墙，买了新床单被罩。我坐在贴着大红“囍”字的卧室里，听见楼道里邻居上下楼的脚步声，突然觉得这红色刺眼得很。

衣柜镜子映出我的脸。眼角皱纹像地图上的河流，头发去年开始大把大把地掉，不得不剪短。最让我难以启齿的是，我已经绝经两年了。这些事，建国知道，介绍人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不介意，说就是想找个伴儿过日子。

可我心里那关，过不去。

傍晚六点，建国该回来了。我听见楼下有人说话，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突然就站起身，抓起外套，轻手轻脚地打开门，溜了出去。

县城北边有座小山，当地人叫它后山。小时候常来这儿采蘑菇，后来嫁了人，忙工作忙孩子，再没来过。我沿着熟悉又陌生的小路往上走，高跟鞋在石子路上走得歪歪扭扭，索性脱了鞋拎在手里。

半山腰有块大石头，我爬上去坐下，这才发现浑身都在抖。

山下的县城灯火次第亮起，那片橘黄色灯光里，有我的新家，有一个等我的男人。而我像个逃兵一样躲在这里，五十三岁的人，活得还不如个孩子。

“王秀梅，你真出息。”我对自己说，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掉。

我和前夫赵志刚是二十五岁结的婚，相亲认识的。那时候觉得他老实，在机械厂上班，铁饭碗。我们过了二十六年，女儿上大学那年，他查出肝癌，从确诊到走，不到半年。

那段时间我瘦了二十斤，白天在医院伺候，晚上回家对着空屋子发呆。他最后几天疼得受不了，抓着我的手说：“秀梅，我对不住你，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说你别胡说，眼泪滴在他手背上。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过了四年。女儿在省城工作结婚，让我过去住，我不愿意。不是婆媳关系的问题，是总觉得哪儿都不是自己的家。

去年冬天，水管冻裂了，客厅淹了一片。我蹲在地上擦水，擦着擦着就坐水里哭了。那会儿真觉得，人老了，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

后来居委会张大姐给我介绍建国，说他老婆乳腺癌走了五年，儿子在北京，也是一个人。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公园长椅上，他带了两瓶矿泉水，拧开一瓶递给我。我们聊了半个下午，都是些家常话。他说他会修水管、换灯泡，我说我会做他前妻拿手的酸菜鱼。临走时，他说：“王秀梅同志，我觉得咱们挺合适。”

同志。这称呼老派得让人想笑，又莫名踏实。

交往大半年，他对我挺好。知道我膝盖不好，每次走路都放慢脚步；知道我怕冷，总提醒我加衣服。可越是临近结婚，我越害怕。

我怕什么？怕晚上同床共枕时，他发现我松弛的皮肤和不再年轻的身体。怕他发现我半夜会醒好几次，身上一阵阵燥热出汗——那是更年期还没完全过去的症状。怕他期待一个仍然有月经的女人能有的温存，而我给不了。

这些念头像石头压在心上，我谁也不能说。跟女儿说过一点，她说：“妈，你想太多了，李叔是好人。”可女儿才三十岁，她不懂。

天完全黑了，月亮升起来，清清冷冷的。我抱着膝盖，想起母亲说过的话。她说女人过了五十，就是秋后的蚂蚱了。那会儿我不懂，现在懂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建国。

我盯着屏幕上的“李建国”三个字，手指悬在接听键上，却按不下去。震动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响起来。这次我接了，但没说话。

“秀梅？”他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有点急，“你在哪儿呢？我买了你爱吃的糖炒栗子，回来发现你不在家。”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秀梅？你没事吧？说话呀。”他声音里的着急是真的。

“我...我在后山。”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后山？大晚上的你去那儿干啥？等着，我这就过来。”

“别...”我想说别来，但他已经挂了电话。

大约二十分钟，我看见一束手电筒的光在山路上摇晃。建国穿着我们结婚时那件灰色夹克，走得气喘吁吁。他找到我时，额头上都是汗。

“你这人，吓死我了。”他在我旁边坐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栗子还热着，趁热吃。”

纸袋递过来，热乎乎的。我接过来，眼泪掉在纸袋上，洇出深色的圆点。

“哭啥？”他的声音软下来，“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好？”

我摇头，剥了一颗栗子，塞进嘴里，甜糯的，却尝不出滋味。

“建国，我老了。”我终于说出这句话，“真的老了。”

他愣了下，然后笑了：“谁不是呢？我也五十五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血压还有点高。”

“不是这个意思。”我擦掉眼泪，“我是说...女人的那种老。我已经...绝经了，身体也不像年轻时候了。我们结婚，对你...不公平。”

夜色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

“秀梅啊。”他说，“你觉得我图你啥呢？图你年轻漂亮？那我找年轻姑娘去好了。可我图的是晚上回家有盏灯，图的是生病了有人递杯水，图的是老了有个说话的人。”

他顿了顿，继续说：“我前妻走之前，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给她擦身子、喂饭，她拉着我的手说，下辈子还嫁我。那会儿我就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到最后图的就是个伴儿。”

山风吹过来，有点凉。建国把夹克脱下来披在我身上，衣服还带着他的体温。

“你是不是怕...那件事？”他问得直白，我脸一下子烧起来。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我语无伦次。

“咱们都是过来人了。”他的声音在夜色里很温和，“不着急，慢慢来。就算以后就像兄妹一样相处，我也认了。我就是不想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过剩下的日子。”

我抬头看他，月光下他的脸棱角分明，眼神清澈。这个比我大两岁的男人，当过兵，做过工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书法。他写得一手好字，上次给我写了“岁月静好”四个字。

“我以前也没想过再婚。”我轻声说，“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可去年住院做个小手术，签字的时候，家属栏空着，护士看了我好几眼。那时候真觉得，人不能太孤单。”

“是啊。”建国接过话头，“我去年冬天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想喝口水都得自己爬起来倒。那滋味，不想再尝了。”

我们并排坐着，看着山下的灯火。这个小县城，我们都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经历了各自的悲欢，如今走到一起，像两条分开很久的河流，又汇到了一处。

“回去吧，山上凉。”建国站起身，伸出手拉我。

他的手很大，很暖，手心有常年干活留下的茧子。我握住了，借力站起来。

下山的路不好走，建国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拉我一把。到了山脚，看见我们家那栋楼，三单元四楼，窗户黑着——我走时没开灯。

“以后晚上出门，记得开盏灯。”建国说，“让我知道家里有人等我。”

我心里一暖，点了点头。

开门进屋，客厅的餐桌上果然放着一袋糖炒栗子，还有两个苹果。建国去厨房烧水，我站在卧室门口，看着那张铺着大红床单的床，心跳又开始加速。

“秀梅。”建国在厨房叫我，“水开了，喝点热水暖和暖和。”

我应了一声，去厨房。他递给我一杯水，自己也端了一杯。我们站在厨房里喝水，谁也没说话。

喝完水，他说：“你先洗还是我先洗？”

我说你先吧。他拿了睡衣去卫生间，我坐在客厅，听着哗哗的水声，突然不那么慌了。

等他洗完出来，头发湿漉漉的，穿着蓝色的条纹睡衣，看着有些陌生，又有些亲切。轮到我洗，热水冲在身上，我才发现自己手脚冰凉。

洗完澡出来，客厅灯已经关了，只留了卧室一盏小夜灯。建国靠在床头看书，是老版的《三国演义》。

我磨蹭着走到床边，他往里挪了挪，给我让出位置。我躺下，僵硬得像块木板。

“睡吧，不早了。”他放下书，关了灯。

黑暗里，我们并排躺着，中间隔着一点距离。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平缓而绵长。过了很久，我轻声说：“建国，谢谢你来找我。”

他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那一夜，我们就这样握着手，各自睡了。没有年轻夫妻的激情，却有一种更深的踏实。半夜我醒来，发现他的手还握着我的，暖暖的。

早晨醒来时，建国已经起了，在厨房做早饭。我走到厨房门口，看见他系着围裙煎鸡蛋，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白发上。

“醒了？早饭马上好。”他回头冲我笑笑。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婚姻。不是年轻时的干柴烈火，而是老了以后的互相搀扶；不是没完没了的激情，而是清晨的一顿简单早餐。

我五十三岁，绝经了，有过失去，有过孤独，如今有了新的开始。这开始不完美，却真实；不浪漫，却温暖。

日子还长，我们一起慢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