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张伯伯，我后悔了……”
我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夜风吹过安置小区的广场，带着远处大妈们广场舞的音乐。
张伯伯坐在我对面，沉默了很久，浑浊的眼睛看向旁边那栋楼的三楼，那里的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
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块巨石砸进我心里。
01
那一年，老家的风里，开始夹杂着推土机的铁锈味。
村口的大槐树下，贴上了一张巨大的红纸公告，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在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
拆迁。
两个字，像投进平静池塘的炸弹，把整个村子都炸得沸腾起来。
人们三五成群，聚在田埂上，蹲在墙角下，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的，无非是两个选择。
要么，楼换楼，在几公里外新建的安置小区里，分一套崭新的楼房。
要么，拿钱，一笔足以让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后半辈子都数不清的现金。
我叫李浩，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省城公司的会议室里，对着几十个同事，唾沫横飞地讲着我的项目规划。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遇到大事时的慌乱。
我当机立断，请了假，开着我的黑色帕萨特，从平整的城市柏油路，一路驶回了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
车轮碾过泥泞，溅起的泥点子，像是在嘲笑这辆属于城市的车的不合时宜。
我看着车窗外掠过的破旧老屋，闻着空气中那股熟悉的、混杂着泥土和牲畜粪便的味道，心里那个念头，前所未有的坚定。
必须走。
必须离开这里。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父亲正蹲在院子里，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母亲迎上来，接过我的包，欲言又止。
屋子里，坐着几个邻居叔伯，大家七嘴八舌，见我回来，声音更高了。
“浩子回来了！文化人，你给拿个主意！”
“是啊浩子，你说这楼房好，还是钱好？”
我笑了笑，没说话，径直走进我的房间，从公文包里拿出了我的笔记本电脑。
那天晚上，我家的堂屋里，第一次亮起了投影仪的光。
我做了一份PPT，标题是《关于家庭未来最优发展路径的分析》。
我把笔记本电脑连上投影，白色的墙壁上，出现了清晰的图表和数据。
“爸，妈，你们看。”
我指着第一页。
“选择一：安置房。面积90平米，位置在城郊，周边配套几乎为零，学校、医院、商场，什么都没有。最关键的是，产权不完整，五年内不能交易，升值空间可以忽略不计。”
“选择二：现金补偿。”
我按了下一页，一个巨大的数字跳了出来。
“三百八十五万。”
我能听到旁边几个叔伯倒吸凉气的声音。
我继续说，声音里充满了自信。
“用这笔钱，我们可以在省城，我公司附近的小区，全款买一套120平的精装三居室。楼下就是地铁口，对面就是省重点小学的分校，开车十分钟，能到三家三甲医院。”
“你们二老搬过去，告别这种潮湿阴冷的老房子，住进有暖气、有电梯的新楼。医疗条件好了，我随时能照顾你们，这叫享福。”
“而且，这更是为了下一代。以后我的孩子，出生就能享受到全省最好的教育资源，他的起跑线，就和别人不一样了。”
我讲得慷慨激昂，仿佛一个将军，在为他的士兵描绘一场必胜的战役。
我说完，关掉投影，屋子里一片寂静。
父亲的旱烟已经抽完了，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始终没看我，眼睛一直盯着窗外那棵他亲手种的石榴树。
母亲拉着我的手，手心冰凉。
她小声说：“我们都走了，你张伯伯、王叔他们……就都见不着了。这院子，这地……”
我打断了她。
“妈，都什么年代了，人要往前看。那些邻里关系，能当饭吃吗？能换来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吗？”
“再说了，现在有手机，想谁了打个视频电话不就行了？”
我的语气有些不耐烦，我觉得他们思想太陈旧，跟不上时代。
母亲看着我笃定的眼神，把后半句话，连同那些不舍和担忧，一起咽了回去。
她低下头，轻轻说了一句：“我们听你的，都听你的。”
父亲从头到尾，没有说一个字。
只是在我收拾东西准备回省城签约时，他默默地走到院里的石榴树下，伸手抚摸着粗糙的树干，站了很久很久。
我当时觉得，那不过是一点老年人对旧事物的无谓留恋。
一个星期后，我带着父母，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我选择了现金补偿。
当手机收到那条银行发来的入账短信时，那一长串的零，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国王，终于掌控了自己和整个家庭的命运。
离开村子的那天，很多邻居都来送。
他们站在村口，眼神复杂。
有羡慕，有嫉妒，也有几位老人，眼神里带着一丝我读不懂的惋惜。
张伯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他拍了拍我爸的肩膀，叹了口气，说：“老李，想我们了，就常回来看看。”
我爸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摇下车窗，意气风发地对他们挥了挥手。
再见了，贫穷。
再见了，落后。
我开着车，载着父母，也载着那三百八十五万带来的巨大希望，朝着省城的方向，一骑绝尘。
我以为，我为他们选择了一条通往天堂的路。
02
省城的生活，就像我PPT里规划的那样，精准而高效地展开了。
我在二环内一个著名的高档小区，全款买下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的精装三居室。
十九楼，巨大的落地窗，推开窗，能看到半个城市的繁华。
我把父母接了过来。
我给他们买了最昂贵的床垫，说这样对腰好。
我给他们装了全屋智能家居，告诉他们可以用语音控制一切。
我带他们去最高档的商场，买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名牌衣服。
我指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对他们说：“爸，妈，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晚年，这才是好日子。”
我以为他们会很高兴。
但他们没有。
他们在新家里，显得手足无措，像两只被困在华丽笼子里的鸟。
父亲第一次用智能马桶，被冲水功能吓了一跳，之后再也不肯用，宁愿去小区的公共厕所。
母亲搞不懂那需要刷卡的复杂电梯，好几次被关在里面，急得满头大汗。
他们想去楼下散步，却发现邻居们关门闭户，走廊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整天，都见不到一个能说话的人。
母亲怀念她在老家院子里那片自己开垦的小菜地，看着光秃秃的阳台，几次想让我弄点土来，种点葱，种点蒜。
我笑着拒绝了。
“妈，这多破坏小区的格调。想吃什么，楼下超市都有，最新鲜的有机蔬菜，比自己种的好多了。”
她便不再提了。
之后，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搬两个小板凳，并排坐在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
不看电视，也不看风景，只是朝着老家的方向，一坐就是一下午。
那样子，像两尊沉默的雕塑。
我的工作越来越忙，升了职，加了薪，代价就是无休止的加班和出差。
我没有时间陪他们，于是我就给他们更多的钱。
我给母亲的卡里打了二十万，让她随便花。
她一次也没动过。
电话里，她开始越来越多地提起老家的人和事。
“浩子，你张伯伯家，搬进安置小区了，就在你王叔家对门，热闹得很。”
“今天你刘婶打电话说，她做了你最爱吃的韭菜盒子，可惜你吃不到了。”
“他们那些老伙计，现在天天凑在一起打牌，下棋，谁家做了好吃的，一嗓子就能送过去，跟以前在村里没啥两样。”
我听了，心里有些烦躁。
我觉得他们“不知足”，总惦记着那些早已被时代淘汰的过去。
我给他们报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和太极拳班，想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他们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
父亲说，那些城里老头老太，说话调调他听不惯。
母亲说，她学不会，跟不上，怕给老师添麻烦。
终于，在我把他们接到省城的第六个月，一个周末的早上，父亲郑重地把我叫到客厅。
他掐灭了手里的烟，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浩子，我们想回去了。”
我愣住了：“回哪儿去？老家已经拆了。”
“回老家那边，”父亲说，“我们在安置小区旁边，租个小平房住。这里……住不惯，空气不好，憋得慌。”
我几乎是吼了出来：“住不惯？这里什么都是最好的，你们还想怎么样？租房子？你们有这么好的房子不住，去租那种破地方？传出去我的脸往哪儿搁！”
那是我第一次对父亲发火。
父亲没有跟我吵，他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疲惫和落寞。
他说：“浩子，爸没本事，一辈子待在土里。你把我拔出来了，可我的根，还留在那儿。再待下去，我就要枯死了。”
那一刻，我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母亲眼角的泪光，所有反驳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我最终还是妥协了。
我以为这只是暂时的，他们住不惯，自然会回来。
我开车把他们送回去，在安置小区附近，租了一个月租八百块钱的小平房。
房子很旧，墙壁上还有霉点。
可他们放下行李的那一刻，我却在他们脸上看到了久违的、如释重负的笑容。
我每个月给他们打钱，每隔一两个月，开车回去看他们一次。
每次去，都看到他们和一群老邻居坐在门口的树荫下聊天，他们的笑容，是我在省城那套昂贵的房子里，从未见过的。
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更多的是一种解脱。
我觉得，我尽了我的责任。我给了他们选择，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差”的那个。
我依然坚信，我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
我把省城的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准备结婚，准备迎接我光明的、没有牵绊的未来。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继续下去。
第一次重击，来得毫无征兆。
那天我正在公司开一个极其重要的项目启动会，手机在会议桌上疯狂震动。
是母亲打来的，我随手按了静音。
可电话锲而不舍地一次又一次打来。
我心里一沉，有种不祥的预感，跟领导告了假，走到走廊里回了过去。
电话刚一接通，就传来母亲带着哭腔的、语无伦次的声音。
“浩子……你快回来……你爸……你爸他不行了！”
我的大脑嗡地一声，一片空白。
父亲突发脑溢血，正在县医院抢救。
我疯了一样冲出公司，一路超速，闯了好几个红灯，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一个小时就开到了。
当我冲进抢救室外的走廊时，我看到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
走廊里，挤满了人。
张伯伯，王叔，刘婶……所有我熟悉的、老家的邻居，全都来了。
他们从安置小区自发地赶过来，把母亲围在中间，有人给她递水，有人帮她擦眼泪，有人在轻声安慰她。
那一刻，我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这群穿着朴素、满脸焦急的乡亲们中间，像个格格不入的外人。
我走过去，他们纷纷给我让开一条路。
我看到母亲，她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抢救室的灯灭了。
医生出来说，命是保住了，但情况不乐观，半身不遂，以后都离不开床了。
我在医院陪护的日子里，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
全都是那些老邻居。
他们今天提着一篮土鸡蛋，明天送来一锅自己熬的鸡汤。
他们不会说什么“节哀顺变”的客套话，只是默默地坐在病床边，或者帮着我母亲给父亲擦身子，喂口水。
张伯伯更是天天来，一来就是大半天，就坐在床边，陪着已经说不出话的父亲，絮絮叨叨地讲着安置小区里的新鲜事。
“老李啊，你还别说，这楼房住着是敞亮。前两天，老赵家的孙子考上大学了，大家伙儿凑钱给他摆了一桌，热闹得很。”
“你那棵石榴树，我给你移栽到小区的绿化带里了，活了，今年还结果子了呢。”
父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有泪滑下来。
那些天，我听着他们的谈话，第一次像个旁观者一样，看到了父母真正的世界。
那个世界，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鸡毛蒜皮的温暖。
那个世界，有共同的回忆，有彼此的牵挂。
而我，用三百八十五万，亲手把他们从那个世界里，连根拔起。
我以为我给了他们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却没想过，他们想要的，只是那个能互相取暖的、热闹的茅草屋。
父亲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
一个深夜，他并发了感染，各项指标直线下降。
临终前，他已经无法说话了，只是用尽全身力气，死死地拉着我的手。
他的眼睛浑浊不堪，却一直看着我，一眨不眨。
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是原谅我？
是埋怨我？
还是……只是对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最后的留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握着我的那只手，冰冷，却重若千斤。
父亲的葬礼，是张伯伯他们一手操办的。
那些我早已生疏的乡俗礼节，他们都替我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像个木偶，穿着孝服，跪在那里，脑子里一片混沌。
父亲走后，母亲的精神，彻底垮了。
我把她接到省城那套空旷的大房子里，想好好照顾她。
可她就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影子。
她不哭，也不闹，整日整日地不说话，坐在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发呆。
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仿佛生命正在从她的身体里一点点流逝。
医生说，这是心病，药石无医。
在省城住了不到一个月，她对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她想回老家那个租来的小平房。
她说：“浩子，让我回去吧。我想离你爸近一点。”
我无力反驳。
我只好请了长假，陪她回到了那个简陋的出租屋。
在那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她的孤独。
她每天唯一的“活动”，就是搬个小板凳，去安置小区的门口坐着。
她不进去，也不跟人说话，就只是远远地看着。
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买菜回来，散步回来，接孙子放学回来。
一看，就是一整天。
有一次，我陪她坐着，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
她说：“浩子，你知道吗？你爸走之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后悔了’。”
我的心猛地一抽。
母亲继续说：“他后悔当初没要安置房。他说，要是住在里面，他就能天天看到张伯伯他们，就算躺在床上，也能听听外面的动静。他说，他不想死在一个冷冰冰的地方。”
这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那份精心计算的、自以为是的“孝心”，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03
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春天，也走了。
她走得很安详，在一个午后，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睡着了，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一个人，处理完了她所有的后事。
没有了父母，我仿佛成了一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半空中，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省城那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大得像一个冰冷的洞穴，我不敢回去。
我鬼使神差地，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县城里转。
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车子不知不觉，就开到了那个我曾经“不屑一顾”的安置小区门口。
我把车停在路边，走了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这个小区。
傍晚时分，这里是全天最热闹的时候。
小区的中心广场上，大妈们的广场舞音乐开得震天响，充满了生命力。
另一边，一群孩子在追逐嬉闹，笑声清脆。
旁边的石桌旁，几群老人围在一起，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牌，有的就那么坐着，摇着蒲扇聊天。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安逸而满足的神情。
我站在人群边缘，看着这片人间烟火，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孤单。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张伯伯。
他比我上次见时，又苍老了一些，背也更驼了，正坐在一个石凳上，饶有兴致地看着别人下棋。
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看到了我。
他愣了一下，然后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个复杂的表情。
他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坐。
我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我们之间，隔着广场舞嘈杂的音乐，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看着眼前这片热闹的景象，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最终，我还是没能忍住，声音沙哑地开了口。
“张伯伯，我……我后悔了。”
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涌了上来。
“我真后悔了。要是我当初没那么自私，让他们选了安置房，住在这里，有你们这些老邻居陪着，他们也许……也许就不会走得这么快……”
我说得语无伦次，像个在大人面前承认了错误的孩子。
张伯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一声叹息，仿佛用尽了他一生的力气。
他伸出那只干瘦的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膝盖。
他没有安慰我，也没有责备我。
他只是抬起头，浑浊的眼睛，越过吵闹的人群，看向我们旁边那栋楼的三楼。
那里有两扇窗户，紧紧挨着，此刻都透出温暖的、橘黄色的灯光。
他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近乎怜悯的语气，对我说：
“浩子，你以为……你爸妈当初放弃的，只是一套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