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7年，我考上大学，开五金店的大伯李建国一毛不拔，种地的小叔李建军却扭头卖了全家唯一的拖拉机。
十年后，我开着崭新的帕萨特，揣着几十万现金回去报恩，决心让小叔一家扬眉吐气。
可当我推开他家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准备把车钥匙和银行卡塞到他手里时，从里屋冲出来的婶婶却死死抓住了我的胳膊...
1997年的夏天，太阳跟个大火盆似的悬在李家村上空，烤得泥土路都冒着白烟。
村头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好像要把一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完。
我叫李志远，那一年，我十八岁。
邮递员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在村口扯着嗓子喊我名字的时候，我爹李建民正蹲在院子里的水井边，用井水擦洗一把锄头。
他手一哆嗦，锄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那是一封来自省城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红色的外壳，烫金的大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把我们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烫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
我爹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他没读过几年书，但那上面的字，他一个一个看得比谁都清楚。
“上了，真上了……”他嘴唇哆嗦着，眼里泛起一层水光，转身就往院子里跑，见人就抓着胳膊说，“我家志远，考上大学了！省城的大学！”
娘从厨房里跑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她抢过通知书看了一眼，眼泪就串成线往下掉。那不是伤心的泪，是喜疯了。
我们家成了整个李家村的焦点。
但这份喜悦，只持续了不到半天。
晚上，煤油灯那豆大的火苗在桌子上跳着，把我们一家三口的影子拉得老长。桌子中间，摊着通知书和一张学费单。
四千八百块。
这个数字像一座山，压得我爹一晚上没合眼。他坐在炕沿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自己卷的旱烟，呛人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们家一年到头，刨去吃喝，能剩下三百块钱就算老天爷开眼了。四千八百块，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爹就把家里唯一一件没打补丁的蓝色卡其布上衣翻了出来，小心翼翼地穿上。
“志远，跟我去趟镇上。”他说。
我知道他要去哪儿。
大伯李建国，我爹的亲哥，在镇上开了家五金店，是村里人眼中的“能人”，我们李家的“门面”。
我和我爹骑着那辆吱吱呀呀的自行车，颠簸了快一个小时才到镇上。
大伯的“建国五金店”就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店面倒是不大，但货架上堆满了各种钉子、铁丝、水管龙头，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光。
大伯正坐在柜台后面的一张藤椅上，翘着二郎腿，一边喝茶一边听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看到我们进去，他眼皮抬了一下，脸上没什么表情。
“建民来了啊，啥事？”
我爹搓着手，脸上堆着我从未见过的谦卑笑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递过去。
“哥，志远……志远他考上大学了。”
大伯“嗯”了一声，没接烟，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圈，像是在打量一件货品。
“好事啊。”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慢悠悠地说，“考上哪儿了？”
“省城，重点！”我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压抑不住的骄傲。
“哦。”大伯放下茶杯，拿过桌上的算盘，噼里啪啦拨了两下，头也不抬地问，“有事就说吧。”
我爹的脸涨得通红，支吾了半天，才把借学费的事说了出来。
空气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唱着戏。
大伯停下手里的算盘，终于正眼看向我爹。
“建民，不是我说你，你这个脑子就是转不过弯。现在这社会，读那么多书有啥用？我大字不识几个，不也过得比谁都强？你看看我这店，每天迎来送往的，那都是钱。”
他指了指货架，“我这每一分钱，那都是要变成这些铁疙瘩的，货卖出去才能变成钱，我手里哪有闲钱？”
“再说了，”他话锋一转，语气里带上了一丝教训，“志远这大学一读就是四年，这就是个无底洞。毕业了，出来还不是给人打工？一个月挣几个钱？我跟你说，眼光要放长远点，还不如让他早点出来跟我学做生意，两年就能出师。”
我爹的头越埋越低，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哥，就……就先借点，等志远以后工作了，指定第一个还你。”
“不是我不借。”大伯把手一摊，一脸的为难，“是真的手头紧，这生意不好做啊。你们先回吧，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从别处给你们凑点。”
我知道，这是场面话。
我和我爹走出五金店的时候，太阳正毒，晃得人睁不开眼。大伯连口水都没让我们喝，更别提留顿午饭。
回去的路上，我爹一声不吭，只是把自行车蹬得飞快，链条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我坐在后座上，看着他被汗水浸透的后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我暗暗发誓，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踏进大伯家门槛一步。
回到家，我娘一看我们的脸色，就什么都明白了。她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我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抽泣声。
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比死还沉寂。
傍晚，小叔李建军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了。
小叔比我爹小五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平时话不多，见到人就是憨憨一笑。他和我大伯是两个极端，大伯有多精明，他就有多木讷。
他一进院子，就看到桌上那张扎眼的录取通知书。
“哥，去镇上了？”他问我爹。
我爹没吭声，只是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小叔也没再问，他蹲在门槛上，从腰里摸出烟叶和纸，卷了一根旱烟，默默地抽着。
他的目光在我和录取通知书之间来回扫了扫，眼神很复杂，有羡慕，有欣慰，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沉重。
那一晚，他坐了很久才走。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院子里就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
我被吵醒，趴到窗户上一看，是我小叔。
他正发动家里那台“东方红”手扶拖拉机。
那台拖拉机是他家的命根子，是他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卖了粮食又借了钱才买回来的。无论是春耕秋收，还是农闲时去镇上拉点货挣个零花钱，全指望它。
我以为他要下地，也没多想，翻个身又睡了。
直到下午，小叔才回来。
他没开拖拉机，是走回来的，满身的灰尘，一脸的疲惫。
他径直走进我家堂屋，我爹我娘都愣住了。
小叔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被汗浸得有些潮湿的、皱巴巴的钞票。有大团结，也有五十的，二十的，乱七八糟凑在一起。
他把钱一把塞到我爹手里，声音沙哑但异常坚定。
“哥，给志远上学。”
我爹捧着那沓钱，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愣愣地问：“建军，你……你这钱哪来的？拖拉机呢？”
小叔的眼神躲闪了一下，看向别处，语气却很执拗。
“卖了。地，没拖拉机用手也能刨，人耽误了，一辈子就耽误了。”
说完，他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转身就大步走出了院子，留下我们一家三口，对着那沓还带着他体温的钱，目瞪口呆。
那沓钱，是四千九百五十块。
我揣着这笔卖拖拉机的钱，离开了李家村。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我怕看到爹娘不舍的眼神，更怕看到送我到车站的小叔那张黝黑而沉默的脸。
他的恩情，太重了。重得让我不敢回头。
大学四年，我过得像个苦行僧。
我申请了最高的助学金，课余时间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拿来做兼职。发
传单，做家教，去食堂帮工，周末就跑到电脑城给老板当免费的学徒，帮人装机、扛货，只为能多学点东西，顺便混一顿饱饭。
我选了当时最热门的计算机专业，不是因为我有多喜欢，而是因为我听说这个专业毕业后挣钱快。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一股火。那台“东方红”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时常在我梦里响起。
它提醒我，我欠着小叔一家的，不是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
毕业后，我幸运地赶上了2000年初那波互联网浪潮，进了一家总部在上海的科技公司。
我像一头不要命的黄牛，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干起。
别人朝九晚五，我把公司当家。别人谈恋爱看电影，我抱着一本本英文原版的技术书籍死磕。
十年时间，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做到了公司的部门总监。我在上海买了房，买了车，成了别人口中“从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这十年，我很少回家。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总觉得，自己还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风风光光地回报小叔。
家里的消息，都是通过电话断断续续得知的。
大伯李建国的好日子，没过几年。
随着时代发展，镇上开了好几家大型的连锁超市和建材城，他那个守着一亩三分地的五金店，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
他不懂得变通，脾气还越来越大。
后来听人说炒股能一夜暴富，就把开店攒下的积蓄一股脑全投了进去。结果，那点钱在股市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就被套得死死的。
为了回本，他开始从店里挪用货款去补仓，拆东墙补西墙。
最后，店倒闭了，老婆也跟他离了婚，人也变得落魄潦倒，整天在村里抱怨天道不公。
而小叔家，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没了拖拉机，小叔就像个没了枪的士兵。
农忙时节，别人家都是机器轰鸣，一天能干完的活，他家得靠着人力，再租用邻居家的老牛，吭哧吭哧干上一个星期。
收成自然也比别人家差一大截。
每次我往家里寄钱，都特意分成两份，一份给我爹娘，一份让爹娘转交给小叔。可每次我爹在电话里都说，小叔死活不要。
我给小叔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总是嘿嘿地笑，话说得颠三倒四。
“志远啊，叔挺好的，家里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你在外头好好干，别累着自己。”
他从不叫苦，也从不提任何要求。他越是这样，我心里的愧疚就越深。
这笔债，在我心里压了十年。
2007年国庆节，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家。
我开着一辆新买的黑色帕萨特，在高速上飞驰。副驾驶座上，放着一把全新的皮卡车钥匙，还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存有五十万的银行卡。
我想了无数次这个场面。
我要把车钥匙塞到小叔手里，告诉他，以后拉货、赶集，再也不用两条腿跑了。我要把银行卡给他，让他把房子翻新一下，让婶婶和堂弟过上好日子。
我要告诉他，十年前他卖掉的拖拉机，我今天加倍还给他。
车子开进李家村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村里的路已经修成了水泥路，但依然很窄。孩子们跟在我的车屁股后面跑，大人们则站在自家门口，好奇又羡慕地张望着。
在村口一棵老槐树下，我看到了大伯李建国。
十年不见，他老了很多。头发花白，背也驼了，脸上刻满了皱纹。他蹲在一个已经倒闭的店铺门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神情落寞，身上那件褪色的旧夹克，在秋风里显得格外单薄。
他听见汽车引擎声，抬起头，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认出了我。
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站起身，有些手足无措地朝我走来。
“志远啊……是志远回来了啊，出息了，真出息了。”他搓着手，想跟我搭话。
我摇下车窗，隔着一层玻璃看着他。
“大伯。”我点了点头，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然后，我没再多说一个字，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子从他身边疾驰而过。
后视镜里，他尴尬地僵在原地，讨好的笑容凝固在脸上，身影越来越小。
我没有丝毫的快感，只觉得一阵索然无味。
车子停在我家新盖的二层小楼前。这两年我陆续寄钱回来，爹娘把老房子推倒重建了。
爹娘看到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了。我从后备箱里搬出给他们买的液晶电视、全自动洗衣机，又拿出一张存有二十万的银行卡塞到我娘手里。
娘摸着那张卡，眼泪又下来了，“儿啊，你挣钱不容易，别老往家里花……”
在家里安顿好，吃过一顿热热闹闹的团圆饭，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爹，娘，我小叔呢？他家怎么样了？”
提到小叔，爹娘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淡了许多，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我爹叹了口气，“志远啊，你……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你小叔他……唉，他日子过得不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
我没再多问，抓起副驾驶座上的车钥匙和那个装钱的信封，就快步朝小叔家走去。
小叔家在村子的最西头，还是那座全村最破旧的土坯房，和周围邻居家的新砖瓦房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
院墙是用烂泥和碎石糊的，已经塌了一半。院子里坑坑洼洼，积着前几天下雨留下的污水。
我到的时候，婶婶正佝偻着腰在院子里喂鸡。
她看到我，先是惊愕地愣住了，随即浑浊的眼睛里一下子涌出泪水，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是抬起布满老茧的手，朝堂屋指了指。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慌乱，脸上挤出一个笑容，一手拿着亮闪闪的车钥匙，一手紧紧攥着那个厚实的信封，大步走进那间昏暗的堂屋。
屋里光线很差，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大声喊道：“小叔！我回来了！”
没有人回应。
借着从门口射入的光线，我看见屋子最里面的角落，摆着一张小方桌。一个人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板凳上，望着斑驳的土墙。
是小叔李建军。
他的背影像一座被风霜侵蚀了千百年的石雕，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头发乱糟糟的，充满了无尽的萧瑟和孤寂。
我心头一酸，所有的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里。
我放轻脚步走上前，准备从背后拍拍他的肩膀，把我准备好的一切，我这十年的奋斗成果，都交到他手里。
我要告诉他，苦日子到头了。
我的手高高扬起，正要落在他那瘦削的肩膀上。
“志远，别……别碰他！”
一声凄厉的尖叫从里屋传来，婶婶像疯了一样冲出来，一把死死抓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冰冷，抖得像筛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