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毛泽民传》《新疆革命史》《百子一条心 集体回延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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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11日，延安城南七里铺，十辆大卡车缓缓驶来。
车上坐着一群面容憔悴的男女老少，他们的衣衫虽然整洁，却遮不住骨瘦如柴的身形。
朱德、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杨尚昆等中央领导早已在此等候，当车队停稳，领导们登上车厢与归来者一一握手。
这129人，刚刚从新疆的牢狱中死里逃生，跋涉三千多公里，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延安。
人群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怀里抱着一个五岁的男孩，她叫朱旦华，是毛泽民的遗孀，怀中的孩子名叫毛远新。
在新疆的监狱里，她熬过了整整四年的黑暗岁月，丈夫毛泽民早已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第二天，伟人在住地设宴招待这批归来的同志们，席间发生了一件让朱旦华记忆终生的事情......
【1】浙江女儿的求学之路
1911年12月26日，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一户普通人家传出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女婴被取名姚秀霞，她就是后来的朱旦华。
庄桥镇位于宁波府慈溪县境内，是浙东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镇上河网密布，石桥横跨，白墙黛瓦的民居沿河而建。
姚家在当地算不上富裕，但也不是赤贫。父亲姚某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纺织作坊，依靠传统的土布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姚秀霞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妇女，勤劳、坚韧、任劳任怨。她一共生育了十个孩子，七男三女，姚秀霞在女儿中排行第二。
在那个年代，一个家庭有这么多孩子并不稀奇，但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姚秀霞的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家里永远在为生计发愁。
父亲的土布作坊规模不大，雇不起太多工人，很多活计都要靠家里人自己动手。母亲白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晚上还要在油灯下纺线织布，常常忙到深夜。
1910年代末期，中国的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
这场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军阀混战、列强侵略、民不聊生，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古老的国度。
对于庄桥镇的普通百姓来说，政权的更迭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变化。
该种地的还是种地，该做生意的还是做生意，该挨饿的还是挨饿。唯一的变化是，洋货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对传统的手工业造成了致命的冲击。
姚家的土布生意首当其冲。洋布质地细密、花色新颖、价格低廉，很快就占领了市场。
传统的土布虽然结实耐穿，但在洋布面前毫无竞争力。姚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却无计可施。
为了寻找新的出路，姚父决定举家迁往上海。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洋务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姚父想着，到了大城市，机会总会多一些。
迁居上海后，姚家的生活并没有好转。上海虽然繁华，但竞争也更加激烈。姚父试图在上海继续经营土布生意，但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
洋布在上海的市场占有率更高，传统土布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无奈之下，姚父只能改行做些零散的小买卖，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姚秀霞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虽然家境贫寒，但她的父母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在那个年代，能够送女儿读书的家庭并不多，姚家虽然困难，但还是咬紧牙关让姚秀霞上了学。
1925年，十四岁的姚秀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务本女子中学。这所学校创办于1902年，是上海最早的女子中学之一，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
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提倡女子教育，反对封建礼教，学风相当开放。
能够考入这样一所名校，对于姚秀霞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学费。
务本女子中学虽然是公立学校，但各种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姚家已经入不敷出，哪里还有钱供女儿读书？
幸运的是，务本女子中学设有师范科，专门培养小学教师。
师范科不收学费，还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条件是毕业后要从事教育工作。姚秀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科，这是她唯一能够继续读书的途径。
在务本女子中学，姚秀霞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们的赏识。除了课堂上的学习，她还广泛阅读各种课外书籍，尤其对历史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19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地方。五四运动的余波尚未平息，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在这里激荡碰撞。
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各种主义各种学说纷纷登场，争夺年轻人的头脑。
姚秀霞虽然还是一个中学生，但她已经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她读鲁迅的小说，读陈独秀的文章，读李大钊的论述。
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她，让她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927年，姚秀霞从务本女子中学师范科毕业。凭借优异的成绩，她被留校在教务处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稳定体面，对于一个贫寒家庭出身的女子来说，已经是很好的出路了。
在学校工作期间，姚秀霞继续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她利用业余时间阅读进步书刊，参加进步人士组织的读书会和讨论会。
通过这些活动，她接触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也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1930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这些事件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
姚秀霞和她的朋友们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组织募捐、宣传抗日、声援前线将士。
在这个过程中，姚秀霞的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她开始认识到，要想救国救民，光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有组织的力量。
1935年，姚秀霞开始向进步刊物投稿。她写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妇女解放和抗日救亡的内容，文笔流畅，观点鲜明。
她投给《解放周刊》的一篇文章被采用发表，这极大地鼓舞了她的信心。
《解放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刊物，专门刊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和革命评论。姚秀霞的文章能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说明她的思想已经相当进步了。
通过写作和参加进步活动，姚秀霞结识了更多的革命者。
她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对这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她在心里默默地下定决心：总有一天，她也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这一事件让姚秀霞看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希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军进攻上海。
姚秀霞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炮火连天、硝烟弥漫、难民流离、尸横遍野。她工作的务本女子中学被迫停办，师生们四散逃难。
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二十五岁的姚秀霞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从上海到延安，路途遥远，关山阻隔，要穿越敌占区和国统区，危险重重。
更重要的是，路费是一个大问题。姚秀霞虽然工作了几年，但收入微薄，积蓄有限，根本不够支付这一路的开销。
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好友李万新伸出了援手。李万新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李延禄的女儿，两人在上海的进步活动中相识，志同道合，情谊深厚。
李万新慷慨解囊，资助了七十元钱，帮助姚秀霞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
1937年11月，姚秀霞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上海。她绕道浙江宁波、金华，经江西、湖北、河南，一路向西。
沿途她亲眼看到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城镇被炸成废墟、农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这些景象更加坚定了她投身革命的决心。
经过艰难的跋涉，姚秀霞终于抵达了陕西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领取了前往延安的通行证。临行前，她给自己改了一个新名字——朱旦华。
"朱"是革命的颜色，象征着共产主义的理想；"旦"是黎明的意思，代表着光明和希望；"华"指中华民族，寄托着她对祖国的深情。这个名字，承载着她献身革命、报效祖国的决心。
1937年冬天，朱旦华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最后一段路程。当她看到宝塔山的轮廓时，不禁热泪盈眶。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的人生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2】新疆岁月与革命伴侣
延安，这座位于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在1930年代末期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圣地。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这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旦华就是其中的一员。
抵达延安后，朱旦华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创办于1937年9月，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干部的重要学校。
学校的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归国华侨。
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课程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国革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军事常识等。
除了课堂学习，学员们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和野菜，但大家的精神状态却非常饱满。
朱旦华如鱼得水。她在上海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为她在陕北公学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她勤奋刻苦，虚心求教，很快就成为班里的学习标兵。她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1938年2月，朱旦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她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心中充满了神圣感和使命感。
从此，她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她的一切都要服从党的安排，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1938年春天，朱旦华从陕北公学毕业。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派她和其他二十八名毕业生一起前往新疆工作。
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边陲，面积辽阔，民族众多，战略地位重要。当时的新疆由军阀盛世才统治。
盛世才是辽宁开原人，1892年出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3年，他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手段掌控了新疆，成为实际上的"土皇帝"。
盛世才是一个投机分子。他见苏联势力强大，就与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接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他也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允许中共在新疆开展活动，派遣干部到新疆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旦形势变化，他随时可能翻脸。
1938年7月，朱旦华和同志们抵达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迪化位于天山北麓，是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延安相比，这里的物质条件要好得多，但政治环境却更加复杂。
朱旦华被分配到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担任教导主任。这所学校是新疆最好的女子中学，学生来自各族家庭，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为主。
朱旦华的任务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宣传进步思想，培养革命接班人。
朱旦华对这份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她亲自制定了学校的校训："诚毅团结、勤肃紧张、敏活健壮、精勇创造"。
这十六个字既体现了革命者的品格，又适合学校的教育特点。她还亲自创作了《迪化女子中学校歌》，号召学生们"站到斗争的最前线"。
在迪化女中工作期间，朱旦华组织师生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她编排话剧、组织募捐、举办演讲比赛，把学校办成了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
她邀请新疆文艺界的名流来学校辅导话剧团演出《雷雨》《屈原》等进步剧目，通过演出募集资金，购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日前线。
除了学校工作，朱旦华还担任了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以及省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她编辑发行《妇声半月刊》《新疆妇女》等刊物，积极推动新疆的妇女解放运动。
就在朱旦华忙于工作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毛泽民。
毛泽民，字咏莲，后改为润莲，1896年4月3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他是伟人的胞弟，比大哥小三岁。在伟人的影响下，毛泽民很早就投身革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民一生都与金融和经济工作打交道。他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是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在中央苏区，他负责管理红军的财政，筹集资金，发行货币，为革命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毛泽民担任长征途中的财政部长和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整个中央红军的筹粮、筹款和后勤供给工作。
他组织十五大队，护送党中央和红军的全部财产，历经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期间，毛泽民积劳成疾，胃病严重，身体十分虚弱。1937年底，党中央决定让他取道新疆前往苏联治病。1938年2月，毛泽民与陈潭秋等人抵达迪化，化名"周彬"。
由于中苏边境地区发生鼠疫，交通断绝，毛泽民一时无法前往苏联。
恰逢盛世才希望中共派干部协助新疆的建设工作，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便安排毛泽民留在新疆，担任省财政厅代理厅长。
当时的新疆，由于连年战乱和军阀统治，经济衰败，财政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毛泽民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他整顿税收制度，堵塞税收漏洞；改革币制，稳定货币；发行建设公债，筹集建设资金；在财政上开源节流，厉行节约。
毛泽民的工作卓有成效。仅用三年时间，新疆的财政状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
物价稳定了，货币坚挺了，政府的收入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盛世才对毛泽民的能力十分欣赏，后来又任命他为民政厅厅长。
在迪化，朱旦华多次听取毛泽民的报告和演讲。毛泽民的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经验，给朱旦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这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革命前辈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邓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注意到毛泽民和朱旦华都是单身，便想撮合他们。
邓发找朱旦华谈话，说毛泽民同志身体不好，还没日没夜地忙于工作，身边很需要一位可靠的助手。他建议朱旦华认真考虑一下个人问题。
朱旦华当时二十七岁，正是婚嫁的年龄。她在上海工作时曾经有过一个原则：不结婚，怕结婚后被家庭羁绊，影响革命工作。但邓发的话让她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毛泽民当时四十三岁，已经有过两段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淑兰是老家的结发妻子，生有一女毛远志。
第二任妻子钱希均是长征途中的战友，两人在到达新疆后因性格不合而分手。毛泽民虽然是伟人的弟弟，但为人低调谦和，从不以此自居。
1939年，在邓发的撮合下，毛泽民与朱旦华订婚。同年6月，毛泽民前往苏联治病。
在苏联期间，他除了养病，还撰写了大量的报告和文章，包括《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等近十万字的材料。
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离开苏联莫斯科返回新疆。
1940年5月，他与朱旦华在新疆省政府大礼堂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礼没有铺张浪费，只是以茶水招待来宾，没有花公家一分钱。
迪化女中的歌咏队前来演唱贺喜歌曲，歌词是："贺新郎，贺新娘，你俩在同一条战线；为民族的生存，拼搏向前；为大众的解放，奋勇争先......"
新房设在财政厅的一间简陋房间里，所有陈设只是两人的简单行李：毛泽民有一个旧皮箱和一个旧藤条包，里面装的除了几件旧衣服、一双旧毡筒和一顶旧皮帽外，就是一堆书本；朱旦华只有一个从延安带来的背包和一台手摇缝纫机。
1941年2月14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毛泽民按照毛氏族谱"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排行，给儿子取名"远新"——既合族谱中的"远"字辈，又含有生于遥远新疆的意思。
中年得子的毛泽民欣喜若狂，对这个孩子疼爱有加。
1941年2月，毛泽民调任新疆省民政厅厅长。在任期间，他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章程》，推行民主选举；整顿和扩建了十七座救济院；
举办医药医疗训练班，为新疆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他的工作得到了各族人民的好评。
这一时期，是毛泽民和朱旦华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虽然工作繁忙，但夫妻恩爱，儿子可爱，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他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吃着粗茶淡饭，但精神上却十分充实。毛泽民经常对朱旦华说，革命成功之后，要带她和儿子回湖南老家看看。
可惜，幸福的日子太过短暂。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悄悄逼近。
【3】盛世才翻脸与牢狱之灾
1941年6月22日，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日子。这一天，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三百多万大军，分三路向苏联发起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苏军措手不及，节节败退。德军以闪电战的速度向苏联腹地推进，短短几个月就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俘虏了几百万苏军官兵。一时间，苏联的前途命运岌岌可危。
远在新疆的盛世才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变化。他是一个极端的投机分子，没有任何政治信仰，只信奉实力和利益。
过去几年，他之所以与苏联和中共保持合作，完全是因为苏联势力强大，能够给他提供支持。现在苏联自身难保，他开始重新盘算自己的政治前途。
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前往迪化，对盛世才进行拉拢。盛世才见风使舵，当即表态投靠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他决定对新疆的共产党人下手。
早在1942年上半年，盛世才就已经开始为翻脸做准备了。他指使手下制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称共产党人企图发动武装暴动，推翻新疆政府。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栽赃陷害，但盛世才需要一个借口来对付共产党。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秘密软禁于迪化满城邱公馆。
朱旦华带着一岁半的毛远新也在被软禁之列。当天，几个便衣特务突然来到她的住处，说督办有请，让她带着孩子跟他们走。
朱旦华预感到情况不妙，但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只能匆匆收拾了几件衣物，抱着孩子上了汽车。
邱公馆是一座旧式的大院，平时用于接待客人。现在，这里成了软禁共产党人的地方。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及其家属被关在这里，不许外出，不许与外界联系。
被软禁期间，毛泽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对朱旦华说，现在晚了，如果早听他的话，不至于如此。他让朱旦华做好最坏的准备，可能要坐牢，甚至可能被杀头。
毛泽民还组织被软禁的同志们进行学习和讨论。他强调，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坚守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引用方志敏烈士的事迹来鼓励大家，说方志敏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被俘后写下了传颂千古的《正气歌》；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难道还不如一个方志敏吗？
陈潭秋也指导大家开展斗争。他说，盛世才要么叫你们去做苦役，要么软化你们去做他的官，你们不要上当，要坚定斗志，争取集体回延安。
1943年2月，盛世才撕下最后一层伪装，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正式投入监狱。毛泽民被关进了新疆第二监狱，与陈潭秋、林基路关在一起。
1943年4月，朱旦华和儿子毛远新也被关进了新疆第四监狱。这是一座专门关押女犯的监狱，条件十分恶劣。狭小的牢房里阴暗潮湿，臭虫、跳蚤横行，伙食粗劣，饮水不洁。
对于朱旦华来说，最难熬的不是物质条件的艰苦，而是精神上的煎熬。她最牵挂的是毛泽民的安危。
监狱方面不告诉她丈夫关在哪里，也不允许他们通信。她只能通过秘密渠道，托人把一双高筒皮鞋、一条捆绑带和一顶帽子送给丈夫，以示关心。
以前送东西给毛泽民，总会收到回条。这一次，她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她的心里隐隐感到不安，但还是强迫自己相信，丈夫一定平安。
敌人对朱旦华进行了多次审讯。他们想从她口中撬出党的机密，想让她在伪造的"供词"上签字，承认共产党人企图暴动。
朱旦华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她知道，一旦松口，就会给党组织和同志们带来灾难。
审讯人员采取了各种手段：威胁、利诱、疲劳轰炸，甚至以她的孩子相要挟。朱旦华始终不为所动。她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的生命已经属于党，任何时候都不能背叛。
在狱中，毛泽民表现得更加坚强。敌人对他施以严刑拷打，想逼他"自首"。盛世才指使手下伪造了一份所谓的"供词"，模仿毛泽民的笔迹，企图在他精神疲惫时诱使他签字。
敌人采取了连续七天七夜不让毛泽民合眼的车轮战术。他们轮流审讯，不停地骚扰，想要瓦解他的意志。
但毛泽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说，共产党员的气节不是用这种手段可以摧毁的。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下达了杀人的密令。
当夜，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人被从牢房里提出来，押往迪化小南门。在那里，他们被用绳索秘密绞杀。为了向蒋介石邀功，盛世才还命人拍下了遗体的照片。
毛泽民牺牲时，年仅四十七岁。陈潭秋四十七岁，林基路二十七岁。三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就这样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
朱旦华对此毫不知情。在女狱里，她一直心存希望，相信丈夫还活着。她不断地向狱方打听毛泽民的下落，但没有人给她明确的答复。
有的同志为了安慰她，甚至说在医院看到过毛泽民的背影。她宁愿相信这些话是真的。
直到1945年2月，朱旦华才得知了丈夫牺牲的噩耗。那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虽然不是官方证实的，但她心里已经明白，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朱旦华悲痛欲绝。她把自己关在牢房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
她想起了和毛泽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他们在新疆的相识相知，他们简朴的婚礼，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他对儿子的疼爱......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回忆。
悲痛之后，朱旦华擦干眼泪，重新振作起来。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因为还有儿子需要照顾，还有同志们需要她。她要带着毛泽民的遗志活下去，总有一天要回到延安，向党组织汇报一切。
在狱中，朱旦华写下了悼念亡夫的长诗。她用诗句倾诉对丈夫的思念，表达继续革命的决心。这些诗作成为她狱中岁月的精神支柱。
四年的牢狱生涯，朱旦华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组织女牢的难友们团结斗争，教孩子们识字唱歌，用头发丝传递纸条，用敲墙声交流信息。
狱中党组织提出"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口号，她作为女牢负责人，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
1946年6月，事情终于出现转机。在党中央的多方交涉下，张治中同意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
6月10日，131人乘坐10辆大卡车踏上归途。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跋涉，他们终于在7月11日抵达延安。途中有2人病故，最终129人回到了革命圣地。
朱旦华抱着五岁的毛远新走下卡车，双腿发软，泪流满面。第二天，伟人设宴招待归来的同志们。席间，一个身影走到朱旦华面前，仔细端详着她的面容，盯着看了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