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燕杰、高雅仪 | 人际关系网络如何孕育正式制度——一个网络制度主义的个案研究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11期（总第402期）

■作者

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雅仪，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人际关系网络向正式制度的转化表现为三种机制：人际信息纽带转化为组织间沟通渠道、人际信任纽带转化为组织资源交换关系、工作任务纽带转化为组织合作框架。这三种转化机制共同构成了正式制度建构的网络化过程，其中人际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信任建立、义务交换三大功能，分别为正式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认同基础、信任前提和推进动力。三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但不存在必然的时序性，也可能呈现并行发展的态势，共同推动正式合作制度的建立。此外，人际关系网络在合作建立的过程中还作为合作对象的筛选机制发挥作用，进一步证明了人际关系网络不仅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必要机制，也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

社会网络；正式制度；信息渠道；信任机制；任务纽带

组织网络已经获得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外研究表明，组织网络是组织之间建立的稳定纽带，对于提升组织的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减少谈判和监督成本、促进组织间的合作都产生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提出了网络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组织网络作为一种制度，比市场更为稳固，比企业的内部科层组织更为柔性，能够有效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

网络制度主义是一个具有重要分析价值的理论概念。首先，该理论全面认同社会网络分析范式，将网络纽带、网络结构、网络资源等机制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构成要素。相关研究表明，该理论可有效解释以下问题：银行决策机制与银行家网络之间的关联性、生物科技产业发展与知识创新网络的互动关系，以及国家财政制度与公职人员网络的关系等组织网络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网络制度主义还是一个具有跨文化分析功能的理论概念，其不仅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得到多方验证，对中国社会情境也具有高度解释力。例如，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中，单位壁垒限制员工流动，而跨单位边界的人际关系网络事实上发挥着组织网络的功能，以非正式的方式协调各单位之间的合作。随着我国社会加速转型，新兴领域持续涌现，交易模式不断创新，劳动力流动性显著提升，亟须系统考察组织间人际关系网络在新情境下的功能演化及其作用机制。例如，在市场理性主义上升的情境下，市场交易要素的更替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都导致了组织合作中的制度不均衡，推动着新的正式制度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人际关系网络能否成为组织间正式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机制？这是一个兼具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议题。

本文以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高校与高中学校的关系为典型案例，探究人际关系网络如何促进正式制度的形成。为避免就事论事，本文首先梳理相关学术文献，进而提出本文的理论立场和观点，然后呈现个案研究结果，最后讨论这一个案分析的广泛应用价值。

一、文献综述

（一）正式制度的来源：制度非均衡论

制度是人类创造的一套规则，用于约束个体行动和社会互动，从而维持社会秩序，道格拉斯·诺斯将之形象地表达为“社会游戏的规则”。所谓正式制度，对于组织机构而言，指经过理性思考、分析论证和组织程序，以文字形式表达的合同、规定、守则等。它用以约束和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互动，从而有效实现组织目标。现代社会中的组织机构均存在于既有制度环境之中。那么，新的制度是怎样诞生的呢？

研究表明，新制度的诞生要有催生制度变革的环境，即制度不均衡，这为人们创造新制度提供了动力。有学者指出，制度不均衡有四种可能的来源，包括制度选择集合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和其他制度安排的改变。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指现有制度集合不再是最优选择，需要引入或创制新制度。技术变迁产生制度变革或创新的需求，以此提升制度的效率。任何制度都以满足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服务需求为目标，当组织内部要素价格或其外部产品价格发生变动时，制度目标随之调整，从而引致制度自身的更新。在整体制度结构中，各类制度安排的实施互为依存，任一或若干制度发生变动，将波及其它制度的构成要素、产品与效率，进而催生对新制度的需求。这些制度非均衡的生成机制已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呈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互依特征。

制度不均衡不能直接产生新的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以文字形式确定的组织目标和行为规范，须经人为的创造过程，通过组织强制手段和监督机制才能得以有效实施。制度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制度变迁理论，即外部移植论和内部转化论。制度移植，顾名思义，是指从组织外部已存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集合中移植相关要素或整个体系到自身所在的制度结构之中，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从西方国家引入政府采购制度。一项正式制度的移植要取得成功，必须考虑是否拥有与之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土壤。如果二者和谐共存，则移植后的正式制度能够获得较高的效率；如果二者发生冲突，则移植后的正式制度将遭到组织成员的强烈抵制而收效甚微。制度的内部转化避免了制度移植成本。来源于内部的正式制度由组织中已经存在的非正式制度转化而来，是对非正式制度主要内容的支持与保护，所以已经获得了内部成员的支持，具有坚实的内部合法性。由于这类正式制度是由部分或全部组织成员自发建立的，至少在正式制度建立后的短时间内，将受到组织成员的自觉拥护，实施成本较低、施行效率较高。

需要注意的是，单纯依靠内源性制度不足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要建立较为完善的制度还需要组织强制力量适时介入，并借鉴外来制度以弥补内源性制度的不足。因此，现实中的制度来源往往是外部植入制度与内部转化制度的融合。但二者中仍然存在主导的一方，而以内源转化制度为主导的正式制度安排，由于与原有的非正式制度契合度较高，往往能收到理想成效。此外，若将时空尺度充分延展，追溯一切外来正式制度之源头，或可发现其最初皆源于非正式制度。既往文献在讨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关联时，主要关注两种制度的冲突、替代与融合，相互转化的条件与转化后的成效，而对转化的具体过程缺乏理论认识。因此，为了解人类社会中制度的诞生与变革，我们应当更多地聚焦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的阶段性特征与一般性特征，在具体过程中探究其转化机制。

（二）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关系作用空间论

虽然都是约束社会行为的规则，与正式制度相区别的是，非正式制度没有文字形式，是非成文的“潜规则”。因此，非正式制度具有默会性质，内化于个体心中，并通过广袤的社会空间规制行动者互动，其形式包括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价值信念、社会网络等，是正式制度产生的重要源泉。本文探讨人际关系网络如何成为正式制度的转化机制。

无论学术话语还是生活空间，“关系”一词均指人类个体之间的纽带，而多个互动个体的纽带联结一起，就形成了人际关系网络，具有信息传递与资源交换两种基本功能。对于锁定的行动目标而言，行动者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能否获得及时、有用、充分、非重复性的信息？能否完成信息和资源交换以达成行动目标？中外研究提出三类异质性框架。一是交换可及性异质性。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指出，该异质性取决于个体所处社会位置的差异。个体的地位高、权力大、资源多，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获得信息和资源交换的可及性就高，反之就低。二是纽带强度异质性。中外实证研究表明，亲密度、信任度较低的弱关系分布广泛，具有跨结构边界的信息传递功能；但是亲密度、信任度较高的强关系有助于获得隐秘信息，特别是实现人情交换的作用尤为显著。三是网络结构异质性。研究证明，在绝大多数成员之间都存在关系纽带的致密网络中，信息和资源的流通速度与保真程度，高于部分成员之间缺乏关系纽带的稀疏网络。然而，此种条件下的信息和资源具有高度的同质性，降低了目标达成的有效性，而稀疏网络中部分成员的关系纽带空缺形成了“结构洞”，对于“结构洞”占有者产生了信息和控制优势，是社会资本的源泉，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尤为重要。

中外研究证明，在正式制度欠缺、失效、变化、调整的条件下，人际关系网络的非正式制度约束作用不但是必要的，对新制度的孕育来说更是不可或缺和无可替代的。这意味着，组织机构内外存在着“关系作用空间”，它的规模和影响与正式制度空间成反比：正式制度强大有效，关系作用空间就缩小，反之则扩大。从关系作用空间的理念出发，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在不断完善、市场竞争强度加大，人际关系网络的可作用空间呈扩大趋势。其间诸多不确定性主要指正式制度规范的模糊和不透明，以及众多规范之间的互不兼容，由此衍生出信息不对称、制度信任降低、违规行为制裁弱化等问题。尽管此类不确定性为市场主体松解了传统再分配制度的束缚，但也催生了诸多经济失序现象。与此同时，市场竞争强度的持续提升，要求以非正式制度之力抵消体制不确定性所衍生的负面效应。在此情境下，体制不确定性与市场竞争的叠加，都要求人际关系网络提供非正式制度约束，以利于信息传递与资源交换，由此转型经济中的关系作用空间随之扩大。

在关系作用空间增长的情况下，组织间的合作将更多地采用非正式社会网络机制，较少采用正式合作制度，因为后者所要求组织监督机制和保障都在弱化，需要前者提供的个人信誉作为替代性担保机制。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人际关系能够在多种场景中替代组织间正式制度发挥作用，且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当组织间正式合作制度缺失时，人际关系网络的作用空间较大，组织成员为满足组织任务需求，自发地通过个人社会网络与其他组织的成员取得联系，以个人信誉为担保获取信息和资源，与对方协作完成任务。组织间正式制度越缺乏，人际关系的作用空间也就越大，例如在新兴领域中，人际关系往往是组织合作的主要纽带。随着组织所在领域逐步成熟，组织间正式制度逐渐建立与完善，人际纽带逐步被正式制度所代替，人际关系网络的作用空间就十分有限了，多数时候仅仅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而存在。

二、分析框架：正式制度的网络转化论

制度非均衡论提示了新制度产生的组织内部结构条件，但是没有关注组织外部的非正式制度要素。与此同时，关系作用空间论阐述了人际关系网络与正式制度之间的此消彼长态势，但是忽略了前者对于后者的孕育、催生、助产的机制作用。从网络制度主义视角来看，人际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组织间正式制度的重要来源。如前文所述，在任何一个领域内，正式制度都不可能大量凭空涌现，而是由非正式制度一点点转化而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组织间人际关系网络与正式制度此消彼长的过程，实际上是人际关系网络不断转化为正式合作制度的过程。

由此，本文提出正式制度的网络转化论。我们认为，人际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孕育、催生和助产力量，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关系纽带转化机制。

（一）人际信息纽带转化为组织沟通渠道

人际关系纽带承担着众多功能。当它主要承担信息传递功能时，我们称之为人际信息纽带。人际互动以语音、文字、图像等方式传递各类信息，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外部结构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这是一种非正式的信息传递方式，不受正式规则限制，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但缺乏稳定性。在组织间合作的初期，组织往往借助成员间已有的人际信息纽带进行初步沟通，双方在人际交往中了解彼此需要的信息，就哪些信息可以交换达成一致，并在随后的沟通中以此为模板交换组织所需要的信息。随着信息交换次数不断累积，双方组织成员的接触增加，新的人际信息纽带随之产生，形成组织间的非正式信息网络。这种非正式协同网络能够为正式条文中信息交换的相关规定打好认同基础，在新的制度建立后转化为互通特定信息的组织间沟通渠道。组织成员间已有的关系越强，则事先达成的协同越深入，信息网络规模越大，所转变形成的组织间沟通渠道也就越能触及关键信息，越有利于组织间的长期稳定紧密合作。

（二）人际信任纽带转化为组织资源交换

当人际关系纽带具有较高的关系强度与稳定程度时，它将承担信任建立、增强、传导、扩张的作用，为此我们称之为人际信任纽带。特殊信任是人际信任纽带的重要内容，它主要来源于对过去互动历史的评价、对未来互动可能的预期和所处网络之中的声誉。经过初步接触，基于了解的特殊信任在双方组织成员之间建立起来；信息交换的良好历史记录、未来合作的积极预期以及在初期接触中形成的网络声誉机制都促进了组织间信任网络的形成。随着履约次数的增加，双方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加深，交换内容在信息基础上增加了组织资源，并逐渐涉及核心资源，为通过正式条文和组织力保障延迟的核心资源交换制造信任前提。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网络规模越大，则信用积累越多、未来预期越积极、网络声誉机制作用越明显，信任程度越高，则所建立的正式制度越能触及组织核心资源与利益，为组织目的达成提供更多的助力。

（三）工作任务纽带转化为组织合作构架

在社会生活领域，人际信息纽带和人际信任纽带都需要事件依托，因为只有通过具体事件中的人际互动，才能发生信息沟通和信任鉴别的关联性，从而重复确认两种人际纽带的有效性。在组织间的合作中，事件依托有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行动者受组织委派而要完成的任务，为此我们将相关的人际关系纽带称之为工作任务纽带。组织间的合作具有特定的工作目标，在建立正式合作制度之前都是通过人际的工作任务纽带来实现的，而关系双方由于工作需求都会采取恰当行动来维护工作任务纽带。这种维护最初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当工作任务纽带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质变：大量组织成员的工作任务纽带需要得到正式文件和组织强制力的保护。例如用正式文件说明合作内容、建立明确的互动行为约束条款和提供关系维护的费用等。这种需求为建立起正式的组织间合作架构提供了推进动力。工作任务纽带数量越多，则维护纽带的需求越迫切，推动非正式任务纽带转化为正式组织合作架构的动力也就越强劲。

以上三种转化机制描述了正式制度建构的网络过程，网络的信息传递、信任建立与任务纽带分别为正式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认同基础、信任前提和推进动力。它们之间具有递进关系，但并不一定在时间上前后接续，而是在多个并行进程中相继进行。作为多个社会成员的集合，组织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组织间正式制度的建立并非单一线程，而是内部与外部因素共同推进、克服多重困难的结果。以下将以高考志愿填报与录取领域中的高校与高中学校关系发展过程为典型案例，对具体的转化机制及其前提条件进行说明。

三、组织间关系发展的阶段特征及其筛选机制

（一）案例简介

2003年，湖南省率先开始平行志愿改革，在同一志愿序号中设置若干个不存在级差的志愿选择，奉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投档原则。许多省份随后跟进，平行志愿填报与录取方式被逐渐推广到全国绝大多数省、市与自治区。相比以往“志愿优先”的填报与录取方式，平行志愿更强调分数在录取中的作用，也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更能够适应考生与高校双向选择的需求。此外，1999年以来的高等教育扩招也大幅增加了湖南省的录取指标，高考考生人数随之增加，2013年拥有有效成绩的考生超过33万人。大量考生与高校的双向选择要求高中学校和高校之间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进而将密切联系转化为一套保障升学率和生源质量的组织制度。

高考志愿填报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案例分析意义：虽然改革在理论上要求高校与高中学校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但在实践中，高校与高中学校如何维系这种密切联系，又如何将其转化为组织制度以实现各自的组织目标，是没有成例可循的。对这一案例进行系统考察，厘清组织制度由人际关系网络脱生的过程及其阶段特征，可为理解、解释招生制度改革及其他领域之组织制度改革提供关键分析工具。笔者之一（以下简称X高校的G同学）从2017年到2024年连续8年参与所在高校在湖南省的招生工作，在所负责的地级市（以下简称Y市）与多所高中学校长期保持联系，并最终建立了多处优秀生源基地，为案例研究收集了长时间跨度下的大量相关资料。

（二）组织间合作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

连续8年的实地考察表明，高校与不同高中学校之间的联系经历了四个阶段：松散合作阶段、非正式单一纽带阶段、非正式纽带网络阶段、正式组织合作阶段。

1.松散合作阶段

所谓松散合作，指的是高校与高中学校存在“一对多”的一般化联系，尚未形成“一对一”稳定的人际和校际关系纽带，招生工作双方的合作处于一种松散状态。这是X高校在Y市重点高中学校招生的实际经历，也是大多数高校与高中学校在招生中的合作状态。

每年高考结束后，各高校的招生部门进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期，招生办开始组织本校教师接受培训，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一线招生宣传。2017年，G同学作为招生地Y市的本地人加入X校的招生工作。行前培训时了解到，她所负责的地级市虽有多所重点高中学校，但是只有一所高中学校与X校有联系方式，且只能在该高中学校提供的场地内与其他高校一同开展招生宣传。8年的连续性无干预观察显示，这种松散合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中学校提供开阔场地和桌椅板凳，在高中学校志愿咨询会的指定时间段内供有意到本校招生的高校使用；第二，高校招生组需要自己向高中学校相关负责人确认志愿咨询会的时间，自备宣传物料，自行前往规定地点等待考生与家长问询；第三，高校招生宣传通过官方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发布宣传稿件，也会向具有松散合作的各地级市派出招生组，参与重点高中学校的志愿咨询会。

在松散合作阶段，高中学校与高校之间并没有建立一对一的正式联系，仅仅存在松散的合作，双方组织成员之间也未建立个人层面的非正式联系。造成松散合作的前提条件是，招生高校缺乏渠道了解招生地高中学校的生源情况，高中学校也并不了解每个具体高校的招生意向和政策。这是一种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高校与高中学校之间缺乏信息渠道与信任依托，不存在特定信息与相关资源的交换。无论是高中学校的录取效果还是高校的招生效果都不稳定，各自组织目标的达成都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

2.非正式单一纽带阶段

为改变这一状况，G同学尝试在个人关系网络中寻找可能提供帮助的联系人。作为本地人和Y市第一中学的校友，G同学联络了自己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恰好教授毕业班，她帮助G同学在高三考生群内发送了招生信息与联系方式，以作为线下宣传的补充。除此之外，G同学求助于在本地工作的父母，通过父母关系网络增加信息纽带，以获取间接关系资源。例如，G同学母亲的一位同事担任一所重点高中毕业年级的家长委员会主席，他帮助G同学联系了该校毕业班班主任，获得了该校线下志愿咨询会的时间。由于两所高中学校的线下咨询会的时间冲突，G同学无法同时参与，这位家长委员会主席经班主任老师同意后，又在该校高三考生群组内帮助G同学转发了X高校的招生宣传资料。由于湖南全省分数公布时间与志愿填报截止时间统一，各高中学校的线下志愿咨询会在时间上基本重合，G同学分身乏术，只能请曾就职于本地师范学校的父亲帮助联系Y市所属各区县的第一中学，并通过校长、教导主任、年级组长等发送线上宣传资料。一旦获得这些“守门人”的协助进入相应组织内部，招生宣传信息传播速度迅速上升，并被目标群体按照需求接收。由于线上宣传资料的广泛传播，2017年G同学在该地级市接收的咨询量超过100人次，其中一半左右都来自于首次接收宣传的高中学校。

上述努力使得G同学与Y市部分重点高中学校建立了“非正式单一纽带关系”。所谓非正式，指的是通过既有私人关系，基于口头承诺而非文字契约谋求合作；而所谓单一纽带关系，指的是G同学与各位联系人建立的一对一的单一纽带关系。随后两年的努力显示，单一纽带关系首先是一种人际信息纽带，往往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发挥作用。例如，A县某重点高中的副校长曾是G同学父亲的学生，他与G同学建立联系后，每年询问录取分数范围与招生政策变动，并在经过考生同意后提供X高校分数范围内的考生信息。如果只是传递一般性的笼统信息，较弱的关系也能发挥作用，但是交换关键信息则须仰赖中间人与高中学校接洽人的强关系，因为高中学校不可能将特定考生信息交给没有担保、不受信任的校外人士。该县重点高中每年都有数十位X高校所在分数段的考生，如果没有上述人际关系渠道的信息沟通，则这些考生将缺乏双向信息，无从考虑X高校的报考意向。这说明，关系强度和共同利益是人际信息纽带建立所需的重要结构条件。

人际信息纽带建立后，随着信息交换次数的增加，双方的信任程度也逐渐提升，人际信任纽带随之建立，双方的信息交换逐渐涉及组织资源。对于高校而言，与招生相关的组织资源包括各专业录取名额、自主招生（或类似项目）名额、少年班招考名额等；对于高中学校而言，与志愿填报有关的组织资源则主要是优质生源。例如，B区第一中学的一位校长将排名在年级前二十名的考生集中起来，为G同学所在的高校举办了专场宣讲会，而G同学征询招生组的意见后，代表X高校进行了公开宣讲，并提供了针对每位考生分数和偏好的答疑解惑。至此，X高校与Y市多所重点高中的非正式纽带初步建立起来，双方形成了稳定信任与共同利益认同，并通过G同学和接洽人的非正式纽带交换信息与资源。组织资源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因此组织资源交换对组织间合作及共同目标的达成具有关键意义。

在非正式单一纽带阶段，所有非正式的关系纽带均由G同学一人维系，由G同学及其父母的个人信誉担保。这就意味着这一联系深受联络人个人特征的影响，不能称之为稳定的联系。为改变这一状况，双方都需要引入更多的组织成员，来形成更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

3.非正式纽带网络阶段

2020年，X高校招生组了解到一位其他部门的教授（以下简称H教授）也是Y市的本地人，因此邀请她加入招生工作。H教授重复了G同学从自身社会网络中寻求帮助的过程，作为Y市C县第一中学的校友，她通过当年的同班同学、高三重点班班主任间接与该高中学校的校长、年级组长以及其他高三班主任建立了联系。在这一年的招生工作中，C县第一中学经过考生同意，提供了X高校所在分数段的考生信息，并为H教授和G同学提供了专用宣传场地。为了方便未来的合作，招生组成员与高中学校相关负责人都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

同年，X高校动员本校校友加入招生宣传工作，一位出生于Y市D县的校友通过校友办加入了Y市招生小组，担任编外人员。他向G同学提供了D县第一中学一位重点班班主任的联系方式。这位班主任P老师十分热情，表示对X高校仰慕已久，非常希望他的学生们能被X高校录取，欣然答应在毕业生线上群组内转发X高校的宣传资料和G同学的联系方式。与此同时，H教授通过个人社会网络联系上了D县第一中学的L副校长。X高校与D县第一中学之间在此刻形成了一端分离而另一端交汇的两条非正式通路，即G—P与H—L—P，P老师占据重点班班主任这一关键节点，两条通路在此交汇。分离的通路端点极易造成信息传播失真，导致意向误会和行为冲突。当G同学与L副校长同时向P老师布置X高校的宣传任务时，P老师感到十分困惑。为了加强协调、消除误会，需要将两条非正式通路联结起来，在各个重要节点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形成双方组织之间的非正式纽带网络。于是G同学和H教授一起打电话向P老师解释了事情缘由，误会解开，双方坦诚且愉快地商定了专场宣讲安排的时间。

事实证明，由直接联系纽带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发挥了协调作用，相比多条独立的人际关系通路更有利于信息和资源的传递，从而促进组织间的合作与共同目标的达成。同时，成员之间联系紧密的纽带网络也有利于声誉机制的形成，从而加强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为未来的组织间核心资源交换制造信任前提。

4.正式组织合作阶段

自此，X高校招生组每年都在Y市这两所高中学校举办专场宣讲会，与分数达到一定范围且有意向的考生单独面谈，提供定制化的解答，并为包括Y市第一中学在内的三所学校提供强基计划、少年班等自主招生计划的咨询服务。新组织成员的加入促进了组织间纽带网络的形成，丰富了招生工作的形式。例如各高中学校在同一时间举办线下咨询会时，Y市招生小组的成员能够分头行动，同时为多所市级和县级高校提供现场咨询；又如H教授作为理工科前沿学者，能够提供更多的理工科专业信息，帮助考生解答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与之对应的是，两所高中学校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参与到合作之中，为X高校的宣传工作提供各种便利，并帮助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寻求招生组的咨询服务。由多位组织成员构成的事件网络在X高校与三所高中学校之间逐渐形成，这种由任务纽带构成的网络仍然是非正式的，由同事、同学、师生、校友等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纽带促成，为双方组织达成优质生源和高升学率等组织目的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和资源通路。随着双方组织成员的工作需求被不断满足，任务纽带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个人通过人际交互而对任务纽带的维护不再能够满足组织要求，任务纽带网络得到正式文件和组织强制力保护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截至2021年，三所高中学校每年都有考生被X高校录取，双方组织目标的达成通过建立正式合作关系和维护任务纽带网络来得到保证。

2022年7月，D县第一中学校领导向H教授与G同学表示，希望本校能被X高校设立为优秀生源基地，与X高校建立长期稳定的正式合作关系。随后，Y市第一中学和C县第一中学表达了相同的意愿。经过一年左右的协商，X高校招生组组长S教授、H教授与G同学于2023年12月赴Y市与三所高中学校的校领导沟通优秀生源基地建设事宜。在会谈中，S教授代表X高校提供强基计划和少年班等自主招生录取相关的优惠政策，承诺不定期派出专家为高中学校师生举办专题讲座和科普知识报告，并及时反馈录取考生的学习状况；三所高中学校的校领导则承诺每年高考分数公布后向X高校提供生源情况信息，帮助举行专场宣讲会（提供场地并帮助召集在校学生），引荐一定数量的高分段考生报考X高校，并指定专人负责此事。在确认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后，双方分别签订了“优秀生源基地备忘录”并举行了挂牌仪式。“优秀生源基地备忘录”中所提及的绝大多数信息与资源交换都曾在人际关系网络所支撑的非正式合作中预演过，少部分则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所签订的正式文件既是对已有合作事项及任务纽带网络的保护，也是对组织间合作范围和方式更完整、更丰富的规定。至此，X高校与Y市的三所重点高中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制度。随后两年，X高校在Y市的招生情况趋于稳定，每年约有10位考生通过高考被X高校录取，超过除省城外地级市的平均水平，足以证明正式合作制度对组织目标达成具有稳定促进作用。

这一组织间的正式合作制度由非正式社会网络转化而来，通过签订正式文本与举行宣告仪式而建立，人际信息纽带、信任纽带与任务纽带由此转化为组织间的沟通渠道、资源交换和合作架构。正式制度一旦建立，组织间的合作就不再依赖于联系人的个人特征与非正式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即使H教授离职、G同学毕业、高中学校相关负责人更替，X高校与Y市三所高中学校的合作也能一直持续。但非正式社会网络的使命并未中止，它仍然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而存在。一方面，人际关系网络能够以更灵活和更柔和的方式补足正式条款的未尽之处，并有助于在适用情境变化时对正式制度进行修正。例如，“优秀生源基地备忘录”中并未对专场宣讲的场地与方式有具体规定，每年志愿填报时期都需要双方根据考生的具体情况来共同商定，如果X高校所在分数段考生人数较多，则以公开统一宣传为主；如果该分数段考生人数较少，则更侧重一对一定制咨询服务。又如，当考生有特殊需求，如希望报考特定专业，或需要学费、生活费资助时，就需要双方共同商定可能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人际关系网络也是组织成员之间的润滑剂，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促进双方的坦诚交流与精诚合作，从而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达成共同的组织目标。例如，在D县第一中学举行挂牌仪式时，P老师由于有课未能抵达仪式现场，于是招生组特意多留了半小时，等P老师下课后当面表达感谢。事实上，X高校每年也会向有良好合作关系的高中学校相关负责人邮寄本校文创纪念品，以感谢对方对招生工作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正式制度建立的过程中，线上与线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有所不同。线下社会资本有利于人际信任纽带的建立，这解释了为何招生组需要到生源地线下开展工作，因为只有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建立起信任与稳固的人际联系。而依托互联网技术及平台的线上社会网络则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维系各类人际纽带与组织间长期、广泛的合作，这是高校与生源地存在地理间隔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三）正式制度建立过程中的筛选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组织间非正式纽带都能转化为正式合作制度，组织间的关系既可能向前推进，也可能向后倒退。成功的转化需要可供交换的核心信息与资源作为前提。在G同学进入Y市招生工作场域的早期，曾经与A县第一中学和B区第一中学建立过较为稳定的信息甚至资源交换渠道，但由于B区第一中学连续多年几乎没有考生达到X高校所在区间的高考分数，而A县第一中学达到相应分数的考生多数选择与X高校同分数段的另一高校，因此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没有更进一步，因而这两所中学并不在此次优秀生源基地的名单中。组织资源拥有多个维度，是不断变化的，在合作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对的，因此组织间的合作也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建立正式的合作制度需要组织强制力的保障，为避免资源的浪费，在建立合作的过程中，双方需要反复确认信息与资源等合作基础。人际关系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筛选作用，即在交换信息与资源的同时，也通过人际沟通了解对方组织能够提供的信息与资源，衡量其是否会对己方组织目标的实现产生促进作用，并观察对方组织的合作意向，最终综合各方面因素作出是否需要进一步推进组织间合作的判断。譬如，X高校建立优秀生源基地，需要对方高中学校连续三年均有较多考生被录取，同时需要招生组成员对该高中学校的合作诚意和生源潜力作出个人判断。当然，这种筛选是相互的，任何组织都有多个潜在的合作对象，但只有少部分会进入最终正式合作。在建立优秀生源基地这类不产生互斥的组织合作中，未通过筛选也并不意味着合作就终止了，双方仍然会以非正式的方式保持合作，且随着组织资源的发展，未来仍然有机会发展为正式合作。

组织间非正式合作的建立同样需要经历人际关系网络的筛选。这种筛选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即招生组成员们能够从自身人际关系网络中找到哪些高中学校的联系人，哪些高中学校就有可能与X高校进入非正式合作阶段，并进入后续的筛选过程。这也是X高校选择驻地本地人作为招生组工作人员的原因。此外，与联系人的关系强度也会对能否形成组织间的非正式合作产生影响。Y市拥有包括市内重点和各区县第一中学在内的十余所重点中学，Y市招生小组的每位成员都曾多次试图联系市内与下属区县的其他高中学校，但一些高中学校由于没有找到关系强度足够的中间人而并未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渠道，最终未能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两种筛选作用进一步说明了人际关系网络在正式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即人际关系网络不仅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必要机制，也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

四、结论与讨论

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与正式合作制度是组织间合作的两种主要方式，前者具备更大的灵活性，而后者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不同组织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合作方式。当前，新兴领域大量涌现，劳动力流动性逐步提升，组织成员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不再是一种可靠的组织联结方式，需要向稳定的正式合作制度转化。由此，本文提出正式制度的网络转化论，即社会网络是正式制度的重要来源，组织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转化为组织间正式合作制度。

本文提出三种人际关系网络转化为组织间正式制度的机制，即人际信息纽带转化为组织沟通渠道、人际信任纽带转化为组织资源交换、工作任务纽带转化为组织合作构架。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组织间非正式纽带都能转化为正式合作制度。除了转化为正式制度，社会网络在合作建立的过程中还作为筛选机制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在组织场域之外，社会网络是否仍然对正式制度的建立有促进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在组织之间，社会网络是需要转化的非正式制度本身；而对于其他活跃的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同样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塑造正式制度。人际信息渠道和信任机制能够以更易接受的方式协调多方利益，形成正式条款，同时向制度制定者表达需求，为正式制度的建立提供动力。在社会网络与制度的关系方面，正式制度的网络转化论是对关系作用空间论的重要补充。社会网络与制度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相反，社会网络是正式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市场竞争程度一度产生了较大的关系作用空间。在降低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社会网络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正式制度建立后仍然作为其补充持续发挥作用。制度完善过程并非社会网络逐渐被压制的过程，而是通过社会网络生成的非正式机制被正式文件和组织强制力确认、保护并发展的过程，社会网络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应该得到恰当的评价。

本文的研究发现也说明，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社会网络在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以社会网络为基础，探究新的社会制度形成机制，进而保障制度的有效性与适应性，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以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