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讨饭，再炮轰：前明星安保负责人讲述前线最卑劣的行径。

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可能会说是死亡。但你错了。代号 “媒婆” 的作战人员，曾是一位专业安保人员、国际巨星的贴身保镖，他向我们讲述了前线真正最可怕的经历，以及敌人究竟在庇护哪些人。

谢尔盖・斯米尔诺夫，代号 “媒婆”，在安保领域的管理岗位上任职 20 年，曾负责国内外明星的随行护卫、演唱会及大型活动的安保工作。2023 年，他自愿奔赴特别军事行动前线，最终身负重伤撤离战场。

“媒婆” 有 20 年安保管理工作经验，2023 年自愿投身特别军事行动。

谢尔盖身形魁梧：身高近两米，体重达 130 公斤。他在娱乐圈圈子里曾十分有名，名气大到演唱会开始前，台下观众高喊的往往不是明星的名字，而是 “谢廖沙！谢廖沙！”。

退伍之后，他机缘巧合进入了安保行业。他回忆说，当年初到圣彼得堡时，路上正放着美国摇滚乐队伊凡塞斯主唱艾米・李的歌，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14 年后自己会和艾米・李同乘一辆车，对方还会称他为朋友。

他的职业生涯是从各大场馆、夜店的演唱会安保工作起步的。

“想象一下：三个舞池里挤着几千人，斗殴事件此起彼伏。灯光骤亮、音乐骤停，闹事者被架出场外 —— 这是常有的事。”

“媒婆” 上岗仅一个月，场馆内的斗殴事件就绝迹了。原来，上岗第一周他就发现，部分冲突竟是安保人员故意挑起的，这些人里不少是格斗爱好者。通常的套路是：安保人员先故意挑衅观众，对方一旦不服软，就动手打人。摸清情况后，“媒婆” 当即开除了自己手下的十名安保人员。

但在他看来，狂热的人群本身也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我记得曾告诫过一个新人，他后来还拿了 M1 格斗冠军。我再三叮嘱他，千万不要站在安检门的金属探测框和铁栅栏之间。因为一旦被狂热的粉丝推搡裹挟，根本没法脱身。他却满不在乎地回我：‘我一发力就能顶开 180 公斤的东西’。结果才两分钟，他就被一群 12 到 13 岁的小姑娘踩在脚下，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媒婆” 曾经的 “战场”。

“媒婆” 在安保管理岗位上干了 20 年，见识过形形色色的名流艺人。他说，这些人里不少都极度贪婪。

“你陪着他忙活 18 个小时，到头来人家连杯茶、块饼干都不会请你吃。”

谢尔盖苦笑着说道。

在他看来，如今 “明星” 这个头衔早就名不副实了。随便拉个人来，用修音软件调调嗓音，再加点电子合成音效包装一下，一个 “明星” 就出炉了。

“现在哪还有科伊、塔尔科夫那样的真正音乐人？拜金主义早就冲昏了人们的头脑。上世纪 90 年代从西方传入的那套东西，不仅扭曲了明星的价值观，也让很多普通人迷失了本心。”

谢尔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与信念。也正因为如此，这位前安保负责人在 2023 年毅然奔赴特别军事行动前线。

2023 年夏天，他跨过战线抵达前线，同年 11 月就被派往了赫尔松州大名鼎鼎的昆卡地区：

“我们连里有达吉斯坦人、卡尔梅克人、楚瓦什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 —— 大家不分彼此，团结一心。每当危急关头，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扛起枪奔赴战场。”

昆卡对面是孔卡河最狭窄、水最浅的河段 —— 这里是第聂伯河的支流。敌人甚至不用船，就能从三角洲的岛屿直接涉水冲到左岸。我们的炮兵对着渡河的敌人狂轰滥炸，把那里的房子炸得一间不剩，但敌人躲进了地下室，双方围绕地下室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我们的步兵刚把乌军登陆部队赶出昆卡，敌军就立刻从对岸的高地用炮火覆盖整个区域。不管是我们还是乌军，都没法在昆卡站稳脚跟 —— 这场战斗就像一场家喻户晓的 “国王山” 游戏，谁占上头谁就挨打。

“简直是人间炼狱，他们像驱赶牲口一样驱赶百姓”：一名俄军无人机操作员在昆卡的战地自白

2024 年 2 月，黑海舰队第 810 海军陆战旅官兵在昆卡升起旗帜。

前线后方的营地，起初还算平静安逸。我们驻军的不少民宅里都配有发电机，大家用它给电台、手机和蓄电池充电，还能看电视。

“从前线战壕下来，洗把脸，往床上一躺，舒舒服服地看电视。附近村子的村民还会提着自家产的肉、猪油、鸡到营地来卖。我们连军队配发的罐头和方便面都懒得碰，直接用买来的肉烤羊肉串吃。”

“媒婆” 回忆道。

可没过多久，天空中的无人机越来越多。这些无人机四处侦察，锁定俄军驻扎的房屋，随后引导炮火进行精准打击。后来，敌军无人机又装上了热成像仪，专挑有发电机的房子轰炸。

起初，乌军还不会袭击平民，可后来他们丧心病狂到用火箭炮轰炸集市。从此，再也没有村民敢来营地卖东西了。

2024 年 1 月起，前线的天空彻底被无人机 “遮蔽”—— 后方的安逸日子一去不复返。人们连出门去井边打水都不敢，只能指望后勤送来瓶装水续命。补给车每周才来一次，送来的洋葱、罐头、鳕鱼干、面包和水总是供不应求。

“我们单位里没有一个懦夫，不少人都是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的老兵，个个都是硬汉。但即便是他们，也没做好打这种战争的心理准备 —— 你甚至看不见敌人的影子，就可能丢了性命或身负重伤。而操控无人机的，可能只是个两公里外、满脸青春痘的 18 岁毛头小子。”

谢尔盖说道。

赫尔松州。远处是第聂伯河、三角洲岛屿和乌军盘踞的右岸高地。2023 年时，人们还能这样自由地走在路上。

最惨烈的那场炮击持续了近 6 个小时。当时 “媒婆” 和战友们正驻守在孔卡河畔的一栋两层小楼里。一架自爆无人机突然撞进厨房的窗户。紧接着，敌人又朝屋顶投掷燃烧弹，大家好不容易才把火扑灭。随后，敌军坦克开始炮轰楼房，一发发炮弹直接轰穿整间屋子。无奈之下，他们四人轻装突围，没带防弹衣，只揣着证件、步枪和睡袋，冲到了另一栋两层小楼里，躲进了地下室。

但他们的行踪还是被侦察无人机盯上了。坦克和迫击炮随即调转炮口，对准了他们的新藏身处。

“地下室的天花板开始出现裂缝，而且裂缝越来越大。所有人都想不顾一切地冲出去，哪怕是死在外面也好。但我们心里清楚：首先，无人机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就算迫击炮没炸到我们，自爆无人机也不会放过我们；持续的炮击把村子里的道路炸得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弹坑、倒塌的篱笆、电线杆和树木，从前能跑着通过的路，现在只能手脚并用地爬。”

万幸的是，上天庇佑。地下室撑到了黄昏时分 —— 无人机的夜视能力会大幅下降。他们抓住这宝贵的半小时，拼死逃出了地下室。回头望去，那栋有着 10 米厚墙壁的两层小楼，已经变成了一堆不足半米高的碎石瓦砾。他们之前逃出的那栋楼，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但在谢尔盖看来，比这更可怕的，不是自己随时可能丧命，而是眼睁睁看着战友垂死挣扎，却无能为力。

“炮弹打过来，人可能瞬间就没了，就像灯突然熄灭一样，没有任何痛苦。可当隔壁两栋楼外的战友被炮弹击中，有人还活着，在废墟下哀嚎 —— 那种绝望才是最折磨人的。他在下面苦苦哀求了两天，我们却根本没法靠近救援。”

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孩子 —— 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恐惧。有个六岁的小女孩告诉你，炮击发生时，她是怎么连人带窗户一起被震飞出去的。

而那些 “通敌者”，却被乌军庇护着。比如有这么一个人，每次乌军的 “天竺葵” 无人机飞来之前，他就会在院子里发动链锯，故意制造噪音，掩盖无人机的轰鸣声，让我们无法预警。

还有些人，看到俄军士兵在院子里，就假装可怜兮兮地上前乞讨：“能不能给点吃的？” 实则是在暗中窥探，摸清屋里到底驻扎了多少人。几天之后，这栋房子就会被敌军的炮火夷为平地。

“我们的邻居总爱披着白床单出门，把床单像旗帜一样展开，好让天上的无人机清楚地看到他。他从不跟我们打招呼。我们驻守的房子天天被炮弹炸，而他家院子就在几步开外的篱笆另一边，却从来没有一颗炮弹落进去。”

“媒婆” 回忆道。

谢尔盖是在一处观察哨负的伤。当时他们的任务是监视河面，一旦发现敌军试图渡河，就立刻向上级汇报。受伤时，“媒婆” 孤身一人 —— 战友们都去取水、寻找食物和更换新电台了。

“我听到了无人机特有的轰鸣声，赶紧顺着螺旋楼梯往地下室跑。就在这时，那架‘小飞机’投下了炸弹。眼前白光一闪，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战友们回来，发现我已经失去了意识，赶紧用止血带扎住了我的腿。我在那里苦等了三天，才等到撤离的机会。药品严重短缺，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支止痛针，而我需要每四小时注射一次。战友们把他们的止痛针都让给了我。”

谢尔盖说，他能活下来，全靠上帝保佑。他是带着信仰奔赴战场，也是带着信仰活了下来。

由于受伤昏迷后，他在尘土里躺了很久，伤口严重感染，引发了坏疽。万幸的是，野战医院里一位年轻的军医医术高超，保住了他的腿。

“媒婆” 于 2024 年 4 月负伤撤离。他说，自那以后，战场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俄军不仅收复了昆卡和整个第聂伯河左岸，还成功控制了三角洲的所有岛屿。

谢尔盖从不后悔为祖国尽忠。但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国内有些人在前线拼尽全力、流血牺牲，而另一些人却对战争视而不见，仿佛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如今，“媒婆” 的名字依然在册，隶属于国防部编制。他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接受康复治疗。一路上，志愿者们向他伸出了援手：为他做饭、理发，时常打电话问候他的近况。

素不相识的人们纷纷向他提供帮助，这些人大多都有亲人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牺牲，或是仍在前线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