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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意志、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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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声音

努力实现良好开局

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重要举措。“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工作任务艰巨繁重,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

会议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统一意志、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各领域工作,努力实现良好开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增强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坚定性。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里,中央书记处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围绕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要求,立足职责抓好指导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群团组织建设和改革、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重点任务落实,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

学界最新

传统房地产“三高”模式已难以为继

须转向“产品—服务—运营”一体化

2026年《求是》第1期刊发《求是》杂志特约评论员文章《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文章指出:

从近期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看,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一是住房总量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相对不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负担较重。二是居民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提升居住品质愿望更为强烈。三是房地产企业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难以为继,亟待向低负债、低杠杆、合理回报的模式转变,由“类制造业”升级为“产品—服务—运营”一体化。

基于房地产市场的这一新变化,有观点认为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有失偏颇。要看到,房地产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涉及钢铁、水泥、家电、家具等几十个上下游行业,对投资、消费、就业等关键经济指标均有显著影响,仍然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近年来,尽管我国房地产领域投资规模有所下降,但住房服务、二手房交易、房地产资产管理等领域市场规模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发展潜力依然巨大。

在各项政策支持下,当前房地产市场总体稳定,但也有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在止跌回稳过程中出现波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延续下降态势。对于这些现象,要客观分析、正确看待。一方面,一些城市库存还比较高,消化库存、市场出清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房地产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但转化为当前发展动力和信心也需要一个过程。

要深刻把握房地产业发展规律,正确认清当前形势,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以更有力更精准的举措,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持续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尽可能缩短调整时间,熨平市场波动,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保持政策力度。政策预期上,政策力度要符合市场预期,政策要一次性给足,不能采取添油战术,导致市场与政策陷入博弈状态。政策协调上,强化政策一致性评估,房地产受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形势、居民收入增速等整体预期影响明显,要以更好满足居民刚性需求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为目标,取消相关限制性措施,确保新老政策相互配合,确保房地产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政策储备上,做好风险防范和应对预案,目前房地产企业债务仍然较高,不排除个别企业仍有破产重组的可能,要未雨绸缪,有效做好应对。

——做好供给管理。供给端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等合理用途,同时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彻底改变房地产开发方式,支持房企加快从以新房销售为主向更多持有物业、提供高品质多样化居住服务转型。

——加强信息和舆论引导。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相关价格等关键指标监测。统筹发挥各级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用,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解读和舆情分析,特别是要加强对有关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些重要指标变动的解释,引导人们从整体上客观看待我国房地产发展趋势。

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

从“管得住”到“管得好”

是从“管理”到“治理”的思维与行动深刻跃升

1月5日,《学习时报》刊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郭丽岩解读《如何理解从“管得住”到“管得好”》。文章指出:

“管得好”的“好”字的要求,关键在于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思维与行动上的转变。传统管理模式更多体现为审批和限制,现代管理的“好”字的要义是健全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意味着更好地服务、引导和赋能,目标是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目标更加精准。这意味着政府监管须于法有据、依规而治、程序正当。从“善治”角度来看监管现代化,主要是专注于市场失灵、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等关键领域,而非事无巨细的大包大揽,市场机制能够自发有效调节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够自律约束到位的交给社会。

——更好服务民生福祉。“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大。通过制定清晰的规则、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促进社会生产力跃升。

——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健全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提升公平竞争治理能力,既能有效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及和谐社会秩序,又能激励内生发展动力。

——管理方式更加科学规范。现代化监管是遵循客观规律、植根于法治基础上的规范管理,要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治理手段,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工具,努力实现精准监管和智慧监管。

——注重成本—收益分析。监管本身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包括行政成本和企业合规成本等,衡量监管现代化水平的标准是有效且高效,力求用尽可能少的综合成本,实现尽可能大的公共效益

“管得住”侧重于秩序与稳定,是治理的基础性要求,而“管得好”则是在“管得住”的基础上,追求更优的治理效能与发展质量,转向以服务发展为导向的治理范式。

——更加规范的法治要求。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基础法律制度体系,强化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更好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确保监管规则清晰透明、执法过程公平公正文明,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同时设有权利救济机制,为被监管对象提供申诉和救济渠道。

——更加精细化的管理要求。在新动能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结合方式应动态调整,更多依托数据与科技实现精细化管理,回应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监管标准要不断优化,以更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趋势。

——更高效率的协同要求。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监管机制,解决监管重叠或真空问题,同时鼓励行业自律、媒体监督、公众参与,形成治理合力,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定期对监管效果进行动态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优化,确保监管高效且有效。

——更具前瞻性的开放要求。抓住数智化赋能的契机,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孤岛”,促进数据共享互通、高效流动,让监管决策建立在更加全面和准确的信息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监管前瞻性和预见性。

思想通信 | 如何理解从“管得住”到“管得好”

2025年理论视野中的十大热点

1月5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2025年理论视野中的十大热点》,文章内容如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擘画中国发展蓝图

——有学者认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发展步入以高质量发展为龙头的“六高”新发展阶段,包括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安全。进入“六高”新阶段,一方面表明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高水平的阶段,同时也对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本上要避免高水平发展的“内卷化陷阱”,不是只在精细化、规范化上下功夫,而是真正要从原先的后发红利,转向原创红利、引领红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跃上新台阶。

中央八项规定:我们党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

——有学者认为,中央八项规定彰显从实际出发的治理智慧:始终坚持从具体国情出发,实事求是。一方面,八项规定从调查研究、会议活动、文件简报、出行接待等公权力运行的微观场域入手,实现对作风问题的精准干预,将抽象的作风要求转化为具体行为准则,解决了制度执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制度效能的充分释放提供了现实通道。另一方面,在推进中央八项规定落实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巧妙融入其中,实现了从道德约束向制度约束、从原则要求向操作规范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以制度构建文化、以文化巩固制度的实际效果。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城市发展贡献“中国解法”

——会议基于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的现实,明确城镇化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有学者指出,这一判断为内涵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内涵式发展要求城市从依赖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转向依靠知识、技术、管理等新型要素投入,追求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这要求城市工作从重建设轻治理转向以人为本、集约高效,城市更新被确立为关键抓手,旨在通过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等系统性改造来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

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制造AI锻造新质生产力引擎

——有学者认为,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机器人“进化”的高阶形态。人形机器人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布局重点,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在推动制造业升级、应对老龄化社会压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将为全球发展注入新动能。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有学者认为,九三阅兵不仅是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赓续传承,更向世界郑重宣誓:中国将始终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此次阅兵展现的实力越充分,就越能推动国际体系在和平状态下实现有序良性变革,为巩固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公平正义注入更强力量。

海南封关: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

——有学者指出,海南封关,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孤立,而是新时代对外开放迈向更高层次的重大制度创新,是继深圳、浦东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从过去以货物、资本流动为主的开放方式,向以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型,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战略方向。

上证指数突破4000点:A股市场进入新阶段

——有学者认为,这一突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意义重大,涉及信心、资金、政策、结构和全球角色等多个方面。突破4000点这个关键心理关口,扭转了长期熊市思维,强化了牛市预期,提振了投资者信心。这种信心从股市扩散至实体经济,增强企业投资意愿和居民消费倾向,形成正向循环。

“反内卷”组合拳:夯实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根基

——有学者认为,在当前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中,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是一个关键抓手。“内卷式”竞争危害具有系统性。当市场无法实现公平的优胜劣汰时,经济增长就易陷入要素粗放投入的路径依赖,并对共同富裕进程构成挑战。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绝非简单的行为矫正,而是一场关乎发展模式与增长动能转换的深刻变革。

“哪吒登顶”:中国文化创新活力、实力的生动展示

——有学者指出,《哪吒2》的成功登顶,是我国文化强国战略向纵深推进的生动注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顶层设计持续释放政策红利。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规文件出台实施,以税收优惠、资金扶持、国际合作等举措,为《哪吒2》等国产电影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丰沃土壤。《哪吒2》不仅是“顶层设计+基层创新”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现代表达、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与跨文化传播产生情感共鸣的鲜活样本,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多重启示。

美国“甲亢哥”中国行:民间交流引发全球共鸣

——有学者指出,“甲亢哥”案例表明,在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中,真实与真诚具有关键价值。这种基于真实体验的文化传播,比任何精心策划的宣传片都更能打破偏见、重塑认知。它同时也提示,在跨文化交流中,保持信息的准确与透明至关重要。直播中曾出现翻译沟通不畅的情况,但最终通过双方的真诚互动得以化解,这本身也成为文化交流中相互理解的一个注脚。

2025年理论视野中的十大热点

标识性概念植根于中国具体、自塑的实际

1月9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主任李凌静文章《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构建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关键维度》。文章指出:

概念作为知识生产的逻辑起点,是生成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质料。近年来,提炼标识性概念日益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关键环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加快提炼兼具经验、理论、历史和文明向度的标识性概念。

与仅作为理论构成要素的一般性概念不同,标识性概念往往与原创性理论同步生成——缺少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谈不上原创性;缺少原创性理论内涵的概念也必然不具有标识性功能。

回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我国社会学研究者曾提炼了诸多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性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单位”等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概念所呈现的共通性图景,可为我们提炼标识性概念提供参照。

上述三个概念的共通之处在于:第一,概念提炼或发现于中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国经验和问题,如中西社会结构(关系形态)的主要差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的结构特征、生成机制与历史功能。第二,概念生发于中外学术界对中国经验和问题的解释机制不足或缺少恰切的理论工具箱,即具备明确的中外理论对话意识。第三,概念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时空情境并具备长时段总体性解释力度,如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变革特征与规律的分析。第四,概念内蕴着对中华文明深层密码的体察,具备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及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主体性和方位感。

标识性概念所内涵的经验、理论、历史、文明向度,源于中国实践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而其生命力则取决于其理论洞见对“实践之问”的回应力。为此,需特别注意如下方面。

——以科学精神破除“方法崇拜”。破除的关键,在于体察回应“实践之问”的紧迫性,秉持实事求是、从实求知的精神,在识别、研判、解决实质问题中运用适当的方法,并在检讨方法底层逻辑及其使用边界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其适用性。

——以调查研究调适技术手段。应以调查研究识别与矫正传统量化研究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诸方法可能出现的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偏离,推动科学研究真正汇聚群众智慧、“介入”群众生活。

——以理论修养点亮创新火种。对标识性概念而言,无论是无中生有还是重新赋义,都是对研究者“定位”能力的考验,只有那些贯通古今中西的研究者,方能以其学术“灵感”把握时代脉搏,在扎根实践、识别问题、调适方法、总结规律与理论对话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生成原创性理论。

——以议题重置引领提炼方向。应直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深层构造、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构成及其源流、数智时代的社会结构变革等总体性、系统性、前瞻性问题,贯通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不同时空、群体、职业)话语,在将“实践之问”转化为社会学界持续深耕的学术议题的过程中,提炼真正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标识性概念,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互动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发展。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构建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关键维度

原标题:《理论周报 | 统一意志、形成合力》

栏目主编:王珍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朱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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