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勋祺奉命“追剿”红军，刘湘嘱咐：给红军活路，就是给自己活路

一封要他把命豁出去的密令，就这么撂在了“四川王”刘湘的桌上。

1935年，南京来的电报，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子“杀气”，要他把长征路过四川的中央红军给彻底办了。

可刘湘是谁，他从这纸命令里头，闻出两股味儿，一股是对着红军的，另一股，是冲着他自己来的。

蒋介石的心思，他门儿清。

可谁能想到，就这么个精于算计、把自家地盘看得比命都重的人，两年后，会主动把电话打到南京，拍着胸脯跟蒋介石立军令状：“日本人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三十万川军，就一天不回家！”

说完，就把他一辈子攒下的家底，那三十万穿着草鞋、拿着土枪的川军弟兄，浩浩荡荡地送出了四川，送上了抗日战场这个巨大的血肉磨盘。

从一个为了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不惜给红军“开后门”的地方头头，到一个掏空家底、把命都搭进去的抗日将领。

刘湘这个人，他生命里这两次完全拧着来的选择，就像是下了两盘完全不同的棋。

一盘棋，是为了自己和手下那帮兄弟能活下去；另一盘，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别亡了。

第一盘棋：四川的“活路”

上世纪三十年代，谁的枪多，谁的腰杆子就硬，谁说话就有人听。

刘湘，就是那个时候在四川把枪杆子玩得最明白的人。

他可不是个只会打打杀杀的粗人，他脑子里的弯弯绕，比四川的山路还多。

四川的兵、四川的官、四川的钱，全都攥在他手里头。

四川的盐，自古就要运到湖北、湖南去卖，这是条流着油的黄金水道。

这笔买卖，每年上千万大洋的利润，都得从刘湘手里过一遍。

他还顶着南京那边的压力，硬是自己印票子，叫“川券”，老百姓买东西就用这个。

这就等于在四川外头，砌了一道经济上的墙，南京的钱想进来，没那么容易。

蒋介石派自己的连襟孔祥熙来四川，想把盐税收归中央，刘湘就一句话：“四川的盐，自古就是四川人自己管。

南京要收，行，拿出法律条文来我看看。”

一句话就把人给噎了回去。

这么个“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早就成了蒋介石心里的一根刺。

在他看来，流窜的红军和盘踞的刘湘，一个是心口上的急病，一个是后背上的慢症，都得治。

1935年，机会来了。

跑了大半个中国的红军，又累又饿，一头扎进了四川。

蒋介石一看，眼睛都亮了，这不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吗？

他那封“追剿”的电报，明着是打红军，暗地里是把刀递给了刘湘，想看他跟红军在川西的大山里拼个你死我活。

等两边都打残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派自己的中央军进来，“收拾残局”，顺手就把刘湘这颗钉子给拔了。

刘湘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把自己最信得过的手下郭勋祺叫到跟前，私底下交代的话，把这盘棋的棋眼给点透了：“这次出去，面子上要过得去，但别真跟红军下死手。

给他们留条缝，就是给咱们川军自己留条活路。”

这话不是说他多同情红军，这是最实在的道理：红军就像一阵风，刮过去就完了，最多是暂时的麻烦；可蒋介石的中央军一旦进了四川，那就是扎下根不走的，是要永久占你地盘的。

于是，一场奇怪的“追击战”就在四川的大山里头开演了。

郭勋祺带着的川军，把刘湘那个“拖”字诀，执行得天衣无缝。

明明手里拿着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地图，可川军的先头部队总是能在最要命的关头“迷路”，一不小心就拐进了别的山沟，正好跟红军主力走了个面对面，然后擦肩而过。

追得正起劲的时候，后方总会传来十万火急的报告，不是说粮食跟不上了，就是说子弹打光了，部队只好停下来“等补给”。

就算偶尔跟红军的后卫部队撞上了，那也是隔着山头，噼里啪啦放一阵枪，听个响就完事，从来不真冲上去搞什么包围。

这场看着跟闹着玩儿似的“猫鼠游戏”，背后全是刘湘的算计。

他既要让南京那边看着，自己确实在“积极剿匪”，让蒋介石抓不到把柄；又要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候，保证红军能从自己的地盘上溜过去，不能让自己的川军折损一兵一卒。

结果呢，红军就在川军半真半假的“护送”下，硬是在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里钻了出来，搞出了个四渡赤水，彻底跳出了生天。

南京的蒋介石气得在办公室里摔杯子，但也拿刘湘没什么办法。

刘湘用这么一场大家心知肚明的“阳谋”，保住了自己的兵和地盘，赢下了这盘棋。

代价，不过是被蒋介石彻底推出了核心小圈子，但这个，他根本不在乎。

第二盘棋：中国的“血路”

如果说第一盘棋，让人看到了刘湘作为一方诸侯的老辣和手段，那这第二盘棋，就彻底把他这个人给立起来了。

棋盘的转换，得从1936年夏天，成都街头的一场骚乱说起。

那会儿，日本人的野心已经不加掩饰了。

占了东北，又把手伸到了华北，还不满足，居然想在中国的战略大后方——成都，开一个领事馆。

这消息一传出来，整个四川盆地都炸了锅。

学生们不上课了，商人们不开门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涌上街头，把日本人租来准备当领事馆的房子围得水泄不通。

“日本人滚出去”的吼声，震得茶馆里的盖碗都在响。

刘湘就站在大川饭店的阳台上，看着楼底下黑压压的人群，一句话没说，站了很久。

过去，他脑子里想的，来来回回都是“川人治川”这点事，他的一亩三分地。

可眼前这股子劲儿，是从学生、商人、普通市民心里自发冒出来的，是纯粹的、不掺任何利益的保家卫国的怒火。

这股火，把他给烧着了。

他头一次感觉到，跟亡国灭种比起来，自己那点权力，那点地盘，那点算计，实在是太小了。

在随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一改往日说话绕弯子的习惯，对着手下那帮幕僚，头一次扯着嗓子喊：“要是让日本人在我们成都的地盘上耀武扬威，我们四川人还有什么脸面？

成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保卫四川！”

从那一刻起，他眼里的对手，不再是南京的蒋介石了，而是整个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

他心里的那盘棋，棋盘从四川，一下子铺满了整个中国。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刘湘没有半点犹豫，立刻给南京发电报，请求出川抗战。

为了让蒋介石彻底放心，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主动辞去四川省主席的职务，把自己经营了半辈子的权力，拱手交了出去。

他心里明白，只有彻底放下对个人地盘的执念，才能换来一张让川军奔赴国难的“通行证”。

重庆朝天门码头，江水滚滚。

军号声里，那些穿着单衣、脚上是草鞋的川军士兵，跟来送行的父老乡亲抱头痛哭，然后转身登船。

刘湘站在船头，看着这些他一手带出来的兵，眼神里再也没有了过去的算计，只剩下一种豁出去的决绝。

他知道，川军的家底薄，武器差，这一去，绝大部分人可能就回不来了。

但他更清楚：“我们川军，为国家牺牲，这是天大的光荣！”

淞沪战场、南京城下、台儿庄前…

抗日战争最惨烈的地方，到处都有川军用身体筑起的防线。

他们拿着“汉阳造”和四川兵工厂自己造的土枪，背着大刀片，跟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人反复拼杀。

川军的伤亡率，在全国军队里是最高的。

那时候，刘湘坐镇武汉指挥，整个人都熬干了。

他不仅要协调前线打仗，还得亲自给那些阵亡士兵的家里写信。

据说，他的信，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每一封都透着一股子真诚和悲痛：“您的儿子为国捐躯，这是无上的光荣。

我一定尽我所能，照顾好家人。”

1938年初，他的胃病已经恶化到了晚期，疼得直不起腰，还在前线指挥部里撑着。

最后那段日子，他高烧不退，嘴里不停地吐血，人已经昏迷了，嘴里还在喊着打鬼子。

他留下的最后遗嘱，是口述的，字字带血：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

他的灵柩用船沿长江运回四川，船过之处，沿江两岸的城镇，百姓自发地站满了江岸，长跪不起，哭声震天。

再也没人叫他“四川王”，也没人说他是“土皇帝”了。

他的遗体，由专轮运回四川，所过之处，民众设奠路祭。

灵柩抵达重庆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前来吊唁的百姓络绎不绝，队伍排出了数里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