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丹东见到的朝鲜女服务员：舍不得吃水果

鸭绿江解冻的那个春天，我遇见了她。

丹东的朝鲜餐馆都藏在僻静的街巷里，门口没有任何醒目标志，只挂着一块小小的朝文招牌，像某种心照不宣的暗号。我去的这家叫“玉流馆”，门脸很窄，推门进去却别有洞天——大厅中央有个小小的舞台，每晚七点会有姑娘们表演歌舞。

她不在舞台上。她总是站在最暗的角落，端盘子，倒茶水，像个影子。

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一盘打翻的辣白菜。那晚客人多，她端着托盘匆匆穿过大厅，不知被谁撞了一下，整盘泡菜全洒在我桌上。

“对不起！对不起！”她慌得脸色发白，中文说得生硬，一边道歉一边用手去捡桌上的泡菜，手指被辣汁浸得通红。

“没关系。”我说，递给她一张纸巾。

她抬起头，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出奇。那是一双受过良好教育的眼睛——清澈、聪慧，却又深藏着某种惶恐。后来我知道，她叫李贞熙，金日成综合大学数学系毕业，在丹东的餐厅已经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

真正认识她，是因为草莓。

那年丹东草莓大丰收，我路过市场时，看到摊位上红艳艳的果实堆成小山，便买了一盒最好的。晚上去“玉流馆”，顺手带了过去。

贞熙看到草莓时，整个人僵住了。她盯着那盒红色果实，嘴唇微微张开，像是看到了什么不该存在的东西。

“这是……什么？”她问得很轻，仿佛在确认一个梦境。

“草莓啊，丹东特产。”我把盒子推过去，“给你的。”

她没有接，只是摇头：“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尝尝吧，很甜的。”

她犹豫了很久，久到舞台上的歌舞都换了一曲。终于，她伸出食指，轻轻触碰最上面的那颗草莓，然后迅速收回手指，像是被烫到了一样。

“原来……是这样的触感。”她喃喃自语。

那天打烊后，我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喝茶。贞熙犹豫着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

“我弟弟，”她突然开口，“他十二岁，从没见过草莓。”

她的中文说得慢，但很清晰：“我们家乡很冷，种不了草莓。弟弟只在课本上看到过图片。去年我回家探亲，他问我：‘姐姐，草莓是不是像太阳一样红？’”

她顿了顿，眼睛望向窗外对岸的灯火：“我说是。他又问：‘那草莓甜吗？’我说，姐姐也没吃过，不知道。”

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翻到某一页，上面用娟秀的朝文写着什么，旁边画着一颗歪歪扭扭的草莓——那是她弟弟画的。

“我想让他尝尝草莓的味道，”贞熙的声音开始颤抖，“可是鲜草莓……等不到我下次回家。”

那一刻，我明白了她眼中的惶恐从何而来——那是对时间的恐惧。她知道，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有期限，就像草莓会腐烂，就像她的签证会到期，就像边境线那边的弟弟在一天天长大，而她可能错过他成长的每一刻。

“我可以送你冰草莓，”我说，“或者草莓罐头，能保存很久。”

她猛地抬头，眼睛里的光瞬间点亮了整个昏暗的角落：“真的……可以吗？”

“当然，我答应你。”

从那天起，我和贞熙之间有了一种默契。每次我去“玉流馆”，都会带一颗草莓——不多，就一颗。她会在打烊后，坐在我对面，小口小口地吃，每一口都吃得无比珍惜。

第一颗草莓，她吃了十分钟。第二颗，她分成了两半，一半当时吃，一半用手帕包起来。“明天吃。”她说，脸微微发红。第三颗，她吃着吃着突然哭了，眼泪滴在草莓上，和果汁混在一起。

“对不起，”她擦着眼泪，“我只是……突然想家了。”

到第七颗草莓时，她已经能用流利的中文和我聊天。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中学数学老师，母亲是纺织女工。弟弟是意外怀上的，比她小十二岁，是全家的宝贝。

“我考大学时，父亲把烟戒了，省下的钱给我买参考书。”贞熙说，“现在轮到我了，我要供弟弟读书。”

“你的梦想呢？”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手指在桌面上画着看不见的公式：“我以前想当数学家，研究世界上最美的定理。但现在……我只想弟弟能平安长大。”

五月的一个雨夜，我照常去了“玉流馆”。那晚客人少，贞熙坐在窗边发呆，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七颗草莓核——她居然都留着，整齐地排成一排。

“明天是我在丹东的最后一天。”她说，没有看我。

我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茶水洒了出来。

“两年合同，到期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

那晚，我跑遍整个丹东，终于在一家即将关门的土产店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一个军绿色的保温箱。我把它装满冰草莓、草莓罐头、草莓干，还有一封用中朝双语写的信：

“致贞熙的弟弟：你的姐姐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这些草莓是她用两年的离别为你换来的甜。请好好长大，不要辜负她的眼泪。”

第二天，“玉流馆”没有营业。门口贴着一张纸：内部整理，暂停营业。

我在江边找到了贞熙。她穿着便服——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深蓝色裤子，站在栏杆边，望着对岸。风吹起她的长发，她看起来那么小，那么单薄，像是随时会被风吹过江去。

“贞熙。”

她转过身，眼睛又红又肿，但努力对我微笑。

我把保温箱递给她：“答应过你的。”

她接过去，抱在怀里，抱了很久很久。然后，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着七颗已经干枯发黑的草莓核。

“第八颗，”她轻声说，“我留着路上吃。”

我们站在鸭绿江边，看江水无声东流。对岸的新义州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褪色的水墨画。

“我会记得丹东的草莓，”贞熙说，“也会记得你。”

“你弟弟会为你骄傲的。”

她点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请你也要记得，在鸭绿江对岸，有一个朝鲜姑娘，她吃过八颗丹东草莓，每一颗都很甜。”

她向我深深鞠躬，然后转身走向边境检查站。走到一半，她突然跑回来，塞给我一个小布包，又匆匆离开，没有再回头。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本手抄的数学笔记——泛黄的纸张上，工整地抄写着微积分公式、几何定理，每一页的页脚都画着一颗小小的草莓。最后一页，用朝文和中文写着：

n=8时，思念达到临界值。超过这个值，时间会弯曲，距离会缩短，所有分离的人终将重逢。第八颗草莓定理：当

笔记的夹层里，有一张小小的照片——一个瘦瘦的男孩，站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上，笑得很灿烂。背面写着一行字：“我弟弟，李贤宇，今年十三岁。”

贞熙离开后的第三年春天，丹东下了一场罕见的桃花雪。雪片混着桃花瓣，纷纷扬扬落在鸭绿江上。

我照例去市场买草莓，摊主已经认识我：“还是只要一颗？”

“一颗。”

拿着那颗鲜红的草莓，我走到江边。江水滔滔，对岸的柳树已经抽出新芽。我把草莓轻轻放进江水里，看它顺流而下，鲜红的颜色在浑浊的江水中格外刺眼。

今年是第八颗了。

贞熙离开后，每年春天，我都会来江边放一颗草莓。我不知道这些草莓能不能漂到对岸，不知道她能不能看见，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在人世。

但我仍然这样做。

因为我相信，有些承诺不需要见证，有些思念不需要回音。就像数学定理，它就在那里，不证自明。

但我忽然觉得，它或许真的能抵达对岸。或许此刻，贞熙正牵着弟弟的手，在江边散步。或许那个叫贤宇的少年已经长大，正在努力学习中文。或许有一天，他会跨过这座桥，来到丹东，寻找那个送草莓的陌生人。

而我会告诉他：你姐姐吃过八颗草莓，每一颗都很甜。

鸭绿江水千年流淌，国境线沉默如铁。但总有一些东西能穿越边界——比如一颗草莓的甜，比如一个姐姐的眼泪，比如陌生人之间不求回报的善意。

江雾散了些，对岸的轮廓清晰起来。我忽然看见，江边似乎有个人影，穿着淡色的衣服，远远地，向这边挥手。

我抬起手，也挥了挥。

不管那人是不是贞熙，我都当作是她。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需要相信，才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