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年代东莞出租屋,我高烧昏迷三天,发廊大姐贴身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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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贵州山村的泥土裹着湿气,黏在我的裤脚。

我攥着那张泛黄的照片,指尖发颤地问村口抽烟的老人:

“您认识刘秀云吗?”

老人抬眼扫过照片,朝山腰努了努嘴:

“刘秀云?三年前就嫁去隔壁村换彩礼了。”

“那她现在……”我的声音卡住。

话音未落,一间土屋突然冲出个跛脚少年,

手里举着生锈的剪刀,嘶吼着扑过来:

“你们又来抓我姐!不准碰她!”

我慌忙后退,照片掉在泥地里。

少年的吼声震得山风都停了,老人的眼神藏着躲闪,山腰的坟冢在雾里若隐若现。

1995年的六月,东莞被潮湿的热气裹得严严实实。

我背着一个打了补丁的帆布包,站在城中村的巷口,

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满是油污的水泥地上,

瞬间洇开一小片湿痕。

三个月前,我从湖南老家的大山里出来,

跟着同村的二舅来到这座号称“遍地是机会”的城市,

目标是村口招工启事上写的电子厂。

电子厂的招工处挤得水泄不通,

空气中混杂着汗味、劣质香水味和远处工厂飘来的机油味。

我们排了整整一天队,才轮到面试。



面试官是个留着寸头的男人,眼神锐利得像刀子,扫了我一眼就问:

“会认字吗?能熬夜吗?”

我赶紧点头:“会,能!”

他没再多问,扔给我一张表格和一张收据:

“押金两百,中介费一百,明天带行李来报道。”

我捏着口袋里仅有的三百多块钱,心里发紧。

这是我妈东拼西凑借的,原本是给我娶媳妇的家底。

可在老家,除了种地就是打零工,

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我只能咬牙把钱递了过去。

收据上的字迹潦草,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才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衣兜。

工厂提供的宿舍是城中村的出租屋,

一栋三层的铁皮房,被隔成十几个小单间。

我被分到三楼最里面的305房,六个人住一间,

上下铺的铁架床摇摇晃晃,走一步就发出“吱呀”的响声。

宿舍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挂着破布的通气口,

空气浑浊得让人喘不过气。

潮湿的水汽顺着墙壁往下淌,在墙角积成小小的水洼,

墙角的霉斑像地图一样蔓延。

电子厂的工作枯燥又繁重。

每天早上七点开工,晚上十点下班,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我的工位在流水线上,负责把细小的电子元件插进电路板里。

机器的轰鸣声震得耳朵发疼,眼睛要死死盯着元件,

稍不注意就会插错,被组长骂得狗血淋头。

第一个月发工资,扣除水电费和伙食费,到手只有三百多块钱。

我把钱分成三份,一份寄回家里,一份留作生活费,

剩下的小心翼翼地存起来。

为了省钱,我把三餐缩成两餐,

早上啃两个馒头,晚上买一碗三块钱的炒粉。

宿舍里的工友大多和我一样,都是从偏远农村来的,

大家每天累得倒头就睡,很少有多余的交流。

只有在偶尔的休息时间,才会有人聊起老家的事,或是抱怨工厂的工资太低。

六月的东莞,雨水格外多。

那天傍晚,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乌云像被打翻的墨汁一样蔓延开来。

没过多久,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紧接着,暴雨如注。

铁皮屋顶被雨点砸得“咚咚”作响,

像有人在上面捶打一面巨大的鼓。

风从通气口灌进来,把破布吹得猎猎作响。

我躺在上铺,辗转难眠,浑身忽冷忽热,喉咙干得发疼。

我以为是普通的着凉,翻了个身想继续睡。

可越躺越难受,身上的热度越来越高,像有一团火在骨头里烧。

我咬着牙,想爬起来去找工友借点药。

可刚坐起身,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

我挣扎着爬下床,扶着墙壁慢慢往前走。

走到楼梯口时,脚下一滑,整个人顺着狭窄的楼梯滚了下去。

“咚”的一声,我的头撞在楼梯转角的水泥地上,瞬间失去了意识。

昏迷中,我感觉自己像在一片滚烫的海里沉浮,

时而被热浪包裹,时而又坠入冰冷的深渊。

耳边隐约有声音传来,像是女人的哼唱,

调子模糊不清,却带着一种莫名的安抚。

我想睁开眼睛,可眼皮重得像灌了铅,怎么也睁不开。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额头上贴上了一块冰凉的毛巾,

燥热感瞬间缓解了不少。

有人轻轻把我的头垫高,然后用棉签蘸着水,慢慢涂抹我的嘴唇。

水的清凉顺着喉咙滑下去,缓解了喉咙的干渴。

我下意识地动了动嘴唇,想说声谢谢,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迷迷糊糊中,我闻到一股味道。

廉价香皂的清香和染发剂的刺鼻味混合在一起,

不算好闻,却让我莫名地感到安心。

有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抚上我的额头,然后又拿开了额头上的毛巾。

过了一会儿,那块冰凉的毛巾又贴了上来,显然是被重新浸湿过。

我能感觉到有人在我身边忙碌,

偶尔会听到轻微的脚步声,还有倒水的声音。

那个模糊的哼唱声断断续续,有时近,有时远。

我试图在脑海里勾勒出这个人的模样,可眼前只有一片混沌的黑暗。

我只知道,是这个人在照顾我,

在我最狼狈、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一丝温暖。

期间,我醒过一次,意识依旧模糊。

我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坐在我床边,

头发是烫过的棕黄色,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微光。

她似乎在织毛衣,手里的毛线针发出轻微的“哒哒”声。

看到我醒来,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探了探我的额头,

然后站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想接过水杯,可手却不听使唤,她只好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我喝。

“喝慢点。”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贵州口音。

我点了点头,乖乖地喝着水。

喝完水,她又给我盖了盖被子,然后继续坐在床边织毛衣。

我盯着她的身影,眼皮越来越沉,再次陷入了昏迷。

这次昏迷,我睡得很沉,

没有了之前的燥热和痛苦,只有一种被守护的踏实感。

我不知道自己又昏迷了多久,

再次有知觉时,身上的热度已经退了不少。

我能清晰地听到窗外的雨声小了,只剩下淅淅沥沥的声响。

那个混合着香皂和染发剂的味道依旧在鼻尖萦绕,

身边的脚步声和哼唱声却消失了。

我努力睁开眼睛,刺眼的光线让我眯了眯眼。

适应了光线后,我看清了周围的环境。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身上盖着一床干净的白色被单,

不是我之前那条又脏又破的被子。

床头的小桌上放着一个搪瓷杯,里面是凉白开,

旁边还有一个碗,碗里装着温热的粥。

房间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上的杂物被归拢到一边,

连我之前扔在地上的脏衣服都不见了。

我慢慢坐起身,感觉身体还有些虚弱,但已经能正常活动了。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凉白开,

清凉的水滑过喉咙,舒服了不少。

这时,我注意到小桌上还压着一张纸条。

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字迹歪扭但很认真,上面写着:

“电饭煲里有粥,按时吃药。隔壁307。”

隔壁307?

我愣了一下,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那个棕黄色卷发的模糊身影。

我这才想起,昏迷时照顾我的,应该就是住在隔壁307的人。

我努力回忆着关于307住户的信息,慢慢想起,

307住着一个女人,大家都叫她刘姐。

刘姐大概三十出头,在巷口的一家发廊上班。

我在楼道里见过她几次,她总是低着头,

快步走过,很少和人说话。

她的头发是烫过的棕黄色卷发,发尾有些干枯,

耳边有一处淡淡的疤痕,不仔细看很难发现。

她总是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洗得有些发白,却很干净。

宿舍里的工友偶尔会提起她,语气里带着几分暧昧和不屑。

有一次,几个工友在宿舍里聊天,聊到巷口的发廊,有人说:

“那里面的女人,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另一个人接话:“尤其是那个307的刘姐,听说以前在老家嫁过人,不知道为什么跑出来了。”

还有人暗示,刘姐在发廊里做着不正当的生意。

我当时只是默默听着,没有搭话。

我对刘姐了解不多,只觉得她看起来很沉默,

不像工友说的那样不堪。

现在想来,那些传言大概率是无稽之谈。

如果她真的像工友说的那样,怎么会在我昏迷的时候,不顾一切地照顾我?

我走到电饭煲旁,打开盖子,

里面果然有温热的粥,是白粥,里面加了几颗红枣。

我盛了一碗,慢慢喝着。

粥煮得很软烂,入口即化,显然是精心熬制的。

喝完粥,我感觉身体恢复了不少力气。

我想起纸条上写的“按时吃药”,在小桌上找了找,

果然发现了一个小药瓶,里面装着退烧药和消炎药。

我按照说明书,吃了药,

然后坐在床边,心里充满了感激。

我和刘姐素不相识,她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

她不仅照顾我,还帮我收拾房间,洗干净了脏衣服。

我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等身体好一点,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接下来的一天,我都在宿舍里休息。

期间,刘姐没有来过。

我几次想敲响307的门,跟她说声谢谢,可又有些犹豫。

我怕打扰到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想给她买点东西,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可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几十块钱,又有些窘迫。

傍晚的时候,宿舍里的工友下班回来了。

他们看到我坐在床边,都很惊讶。

“你怎么没去上班?”

“你前两天去哪里了?我们还以为你回老家了。”

我跟他们说了我高烧昏迷的事,还有刘姐照顾我的经过。

工友们听了,都很意外。

有人说:“没想到这个刘姐,还挺善良的。”

也有人说:“会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啊?”

我反驳道:“她能有什么目的?我身上又没钱。”

那人笑了笑,没再说话。

我知道,他们还是对刘姐有偏见,可我不在乎。

在我心里,刘姐是我的救命恩人。

第四天早上,我感觉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

我洗漱干净,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决定去307找刘姐道谢。

我走到307门口,深吸了一口气,轻轻敲响了门。

“咚咚咚。”

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敲,还是没有回应。

我心里有些疑惑,难道刘姐不在家?

我试着推了推房门,门竟然虚掩着,一下就推开了。

我走进房间,一股熟悉的香皂和染发剂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可房间里却空无一人。

我愣住了。

房间很小,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

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衣柜的门敞开着,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一件衣服。

桌子上也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杂物。很明显,刘姐已经走了。

我心里一阵慌乱,刘姐怎么会走了?

是因为照顾我耽误了工作,被发廊辞退了吗?

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走出307房间,正好碰到房东从楼下上来。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脾气不太好,平时很少和租客说话。

我赶紧拦住他,问道:“房东,请问307的刘姐呢?她去哪里了?”

房东看了我一眼,语气平淡地说:“她连夜退租了,昨天晚上就走了。”

“连夜退租?”我很惊讶,

“她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走?押金也没要吗?”

“没要。”

房东说,“她昨晚找到我,说有急事要回老家,让我退租。

我本来想让她等白天再办手续,可她非要连夜走。

我看她挺着急的,就给她办了。

她走得很匆忙,好像在躲避什么。”躲避什么?我心里的疑惑更重了。

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心里五味杂陈。

刘姐就这样走了,连一句再见都没说,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声谢谢。

我坐在床边,看着桌上那张写着字迹歪扭的纸条,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突然想起,刚才在307房间,我好像看到枕头底下有什么东西。

我赶紧起身,再次走进307房间,

走到床边,掀开枕头。

枕头底下果然有一个信封。

我拿起信封,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两百块钱,

都是皱巴巴的零钱,还有一张老照片。

我拿起照片,仔细看了起来。

照片已经有些泛黄,边缘也有些磨损。

照片上是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少女,穿着一件蓝色的碎花衬衫,

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

少女的笑容很灿烂,和我印象中沉默的刘姐判若两人。

小男孩看起来只有五六岁,腿有些跛,依偎在少女怀里,眼神怯生生的。

照片的背景是一间土坯房,房顶上盖着茅草,旁边有一棵老槐树。

我翻过照片,背面有一行褪色的字迹,是用圆珠笔写的:

“弟,姐一定治好你。”

字迹和纸条上的字迹很像,都是歪扭却认真的。

我心里猛地一颤,原来刘姐照顾我时,

反复呢喃的陌生地名,应该就是她的老家。

那个小男孩,是她的弟弟。

我紧紧攥着照片和信封里的两百块钱,心里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找到刘姐。

我要当面跟她说声谢谢,也要弄清楚她到底在躲避什么,

看看能不能帮上她的忙。

这两百块钱,我不能要,我要亲手还给她。

我开始回忆刘姐照顾我时,偶尔说过的话。

她的口音是贵州的,我隐约听到她提起过“毕节”“纳雍”之类的地名。

我想,她的老家应该就在贵州毕节纳雍一带。

照片上的土坯房和老槐树,应该是她老家的标志性景物。

我跟工厂的组长请了三天假,说家里有急事。

组长起初不愿意批假,说工厂最近订单多,人手紧张。

我跟他说了我高烧昏迷,被邻居照顾的事,现在想去找那位邻居道谢。

组长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批了我的假,但让我尽快回来。

请假后,我开始准备去贵州的事。

我先去了巷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张贵州地图。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毕节纳雍县,然后又向小卖部的老板打听,

纳雍县有哪些乡镇,哪些地方有很多土坯房。

老板是贵州人,听我说要去纳雍找亲戚,很热情地跟我介绍了起来。

老板说,纳雍县很多乡镇都有土坯房,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山村。

他还跟我说了几个乡镇的名字,让我可以先去那些地方找找。

我把老板说的地名记在纸上,然后又去买了一些路上吃的东西,

比如馒头、饼干和矿泉水。

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去贵州的路。

从东莞到贵州毕节,没有直达的火车,

我需要先坐火车到贵阳,然后再转车去毕节,最后再从毕节转车去纳雍。

火车上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空气污浊。

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把行李放在脚边,

然后拿出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着。

我在火车上颠簸了整整八个小时,才到达贵阳。



下了火车,我又马不停蹄地去汽车站,买了去毕节的汽车票。

汽车沿着盘山公路行驶,路面崎岖不平,

车子摇摇晃晃,很多人都晕车了。

我也觉得有些恶心,但我强忍着,心里只想着尽快找到刘姐。

从贵阳到毕节,又走了四个小时。

到达毕节时,已经是下午了。

我没有停留,直接去了毕节的汽车站,买了去纳雍县的车票。

去纳雍的汽车更小,路况也更差。

车子在山路上行驶,两边都是陡峭的悬崖,看得人心里发慌。

傍晚的时候,我终于到达了纳雍县。

纳雍县很小,街道狭窄,两边都是低矮的房屋。

我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了下来,打算第二天一早再去打听刘姐的消息。

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光,心里很忐忑。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刘姐,也不知道找到她之后,会遇到什么事。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了。

我拿着照片,在纳雍县的街头打听。

我问了很多人,可没有人认识照片上的少女和小男孩。

有人说,照片上的土坯房太常见了,很多山村都有,很难确定具体是哪个地方。

也有人劝我,别白费力气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可能早就搬走了。

我没有放弃。

我按照小卖部老板跟我说的乡镇名字,一个个地找过去。

我先去了第一个乡镇,在镇上的集市上打听。

集市上很热闹,人来人往。

我拿着照片,问了很多摆摊的商贩和赶集的村民。

有一个老人看了照片后,想了想说:

“这个少女,我好像有点印象。她是不是叫刘秀云?”

我心里一喜,赶紧说:“是的,她叫刘秀云!您认识她?”

老人点了点头,说:“她是隔壁村的,好几年前就出去打工了。她家里还有一个跛脚的弟弟。”

“那她的老家具体在哪里?”我急切地问。

老人指了指远处的大山,说:“就在那座山后面的村子里,叫刘家寨。”

我谢过老人,按照他指的方向,朝着刘家寨走去。

从镇上到刘家寨,没有汽车,只能步行。

山路崎岖,杂草丛生,我走得很艰难。

走了两个多小时,我终于看到了远处的村庄。



村庄里都是土坯房,房顶上盖着茅草,

旁边有一棵老槐树,和照片上的背景一模一样。

我心里一阵激动,终于找到了!

我快步走进村庄,村里很安静,很少有人走动。

我看到一个老人坐在村口的石头上抽烟,赶紧走过去,拿出照片,问道

“大爷,您认识照片上的刘秀云和这个小男孩吗?”

老人抬起头,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眼神有些复杂。

“你找刘秀云?”老人问道。

“是的,我是她的朋友,从东莞来的,想找她有点事。”我说道。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朝山腰的方向努了努嘴,语气沉重地说:

“你说刘秀云?她三年前就嫁去隔壁村换彩礼了,后来听说……”

“后来听说什么?”我急切地追问。

老人还没来得及回答,一间土屋里突然冲出一个跛脚少年。

少年看起来十五六岁,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上衣,裤子上沾满了泥土。

他手里举着一把生锈的剪刀,

朝着我和老人冲过来,嘴里嘶吼着:

“你们又想抓我姐!不准碰她!我要杀了你们!”

我吓得赶紧后退了几步。

少年的眼神很凶狠,充满了恐惧和愤怒。

他一瘸一拐地冲到我面前,举起剪刀,就要朝我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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